另一方面，正統的力量和對異見者的迫害無法消除西方科學和哲學的聲音，因為自由和個人主義的精神已經強大到足以在西方所有迫害中存活下來。從十三世紀起，所有的智識、政治和經濟創新都源于西方。直到幾十年前，東方通過接觸西方而受益之時，在歷史所記錄的哲學、科學、文學、技術、政府和商業上的偉大人物幾乎無一來自東方。

在西方觀念開始滲入之前，東方經歷了停滯和死板的保守主義。對東方人自己來說，奴隸、農奴、賤民、寡婦殉夫或婦女裹腳這樣的風俗、野蠻的刑罰、大眾的苦難、無知、迷信和無視衛生并沒有任何過錯。因為不能掌握自由和個人主義的意義，今天他們仍癡迷于集體主義的項目。

雖然這些事實廣為人知，但數以百萬計的人在今天仍然熱衷于支持這樣的政策，它們旨在用一位權威的計劃來取代每個個人自治的計劃。他們渴望奴隸制。

當然，極權主義的擁護者會抗議道，他們想廢除的“只是經濟自由”，而所有“其它自由”將會保持不受影響。但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區分人的生活和活動的經濟領域和非經濟領域是他們的謬誤中最嚴重的。如果一位全能的權威有權力為每個人分派他必須執行的任務，這個人就不再剩有任何自由和自主權。他只能在嚴格服從和餓死之間進行選擇。

計劃當局可能會召開專家委員會來建議是否應該給一個年輕人機會在知識或藝術領域學習并工作。但是，這樣一種安排能培養的不過是鸚鵡學舌般重復前人觀念的門徒。它會阻攔掉那些不同意已被接受的思考方式的創新者。如果創新的發起人需要得到那些他打算背離其學說和方法的人授權，就不會實現任何創新了。黑格爾不會給叔本華或費爾巴哈授權，而勞（Karl Heinrich Rau）教授也不會授權馬克斯或卡爾·門格爾。

如果最高計劃組織委員會最終決定了哪些書要印，誰在實驗室作實驗，和誰畫畫或雕塑，還有在技術方法上應該采取什么樣的變更，就不會出現任何改善或進步。在統治者手里，個人就會成為一枚棋子，統治者們在“社會工程”里就會操縱他們，就像工程師操縱他們用來建造房屋、橋梁和機器的材料一樣。

在人的活動的每個領域里，一項創新都是一次挑戰，這挑戰不僅針對一切墨守成規者和傳統方法的專家和實踐者，而且也針對那些在過去自己也曾是創新者的人。它在一開始遇到的主要是頑固的反對。這種障礙在一個擁有經濟自由的社會里能被克服。它們在一個公有制計劃經濟（socialism）的制度里是不能克服的。

個人自由的本質是背離傳統思考和做事方式的機會。通過一位確立的權威來計劃妨礙了由個人來做出的計劃。

文/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本文節選自《理論與歷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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