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殖民帝國的興起：大陸帝國與海洋帝國的全球競爭

在帝國歷史的第一個階段，五個區域性帝國全部集中在歐亞大陸，而且全部是大陸帝國文明。在這五個區域性帝國格局中，歐亞大陸邊緣的四個帝國擁有巨大的文明優勢，而地處高寒地帶的草原帝國則處于文明程度較低的游牧階段。然而，草原帝國擁有地緣戰略優勢，對邊緣地帶的四大文明帝國始終構成威脅，尤其是西方基督教帝國一直受到東方伊斯蘭帝國和草原帝國的雙重擠壓。而伊斯蘭帝國之所以能對基督教帝國構成威脅，不僅是因為其宗教和軍事的優勢能力，更重要的是因為它壟斷了與東方印度帝國和中華帝國的海洋貿易，從而擁有巨大的資源和財富。正是在這一帝國競爭的背景下，基督教帝國才不得不冒險進入大西洋，試圖尋找與東方中華帝國進行商業貿易的海洋通道。哥倫布航海尋找的就是一條海上絲綢之路以替代陸地上被草原帝國所破壞的“絲綢之路”，從而打破伊斯蘭帝國對東方貿易的壟斷。

基督教帝國被迫冒險走向海洋，翻開了人類帝國歷史的新一頁。

一方面，基督教帝國“發現”并征服了美洲、南部非洲乃至大洋洲等以前未知的領土和文明，攫取了前所未有的資源。

另一方面，地理大發現導致了“全球性殖民帝國”這種新型帝國形態的出現，即統一的基督教帝國開始分裂為新興的以主權國家為母體的新型殖民帝國，而這些殖民帝國之間的競爭推動了基督教文明率先實現了現代文明的轉型，從而使得西方的殖民帝國擁有了對東方傳統文明帝國的壓倒性優勢。

此后，世界歷史進入到西方帝國支配全球的歷史階段。地理大發現推動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學習東方文明，不僅吸收東方文明在天文、數學、地理、航海、造船等領域的先進成果，也受到中華文明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影響。而全球不同民族、文明的出現，本身也在摧毀基督教圣經對普遍歷史的描述。這一切表現為西方理性主義、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的興起，與傳統基督教帝國的瓦解。

基督教帝國被迫冒險走向海洋，翻開了人類帝國歷史的新一頁。

地理大發現推動了基督教帝國內部的競爭，各個王國或民族紛紛開展海外爭奪。這種內部的競爭也推動了西方文明整體的理性化進程，各個王國紛紛脫離基督教帝國向現代主權國家轉型，由此形成現代西方政治理論所闡述的以公民個體權利為主體，通過社會契約來建構同質性的主權/民族國家這樣的新型政治實體，也形成了協調各個主權/民族國家之間關系的威斯特法利亞體系。由此，在政治理論中出現了主權國家與帝國這兩種政治類型的比較，那些古老的區域帝國（如中華帝國、印度帝國、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等）被看作是一種代表著過去的傳統政治形態，而新興的歐洲主權國家才是一種代表著未來的現代政治形態。

然而，新興的歐洲主權國家在進行海外殖民、建立殖民帝國的過程中，又建構出新型的帝國體制。不同于傳統區域性文明帝國將征服的領土作為帝國內部的一部分進行治理，殖民帝國形成了主權國家與殖民地內外劃分和身份隔離的新型殖民帝國模式，殖民地作為帝國的一部分僅僅是主權國家獲取資源、榨取利潤的基地。帝國中心的民族國家部分采取共和政體，而帝國邊緣的殖民地則采取赤裸裸的專制政體，二者一起構成了殖民帝國的一體兩面。因此，歐洲帝國之間的競爭不僅在于歐洲領土的爭奪，更重要的是對海外殖民地的爭奪與重新分配。從威斯特法利亞條約到烏特勒支條約，現代主權國家之間的國際法體系實際上是現代殖民帝國之間相互爭奪并形成臨時平衡的產物，它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對殖民地的爭奪與重新分配。

如果我們追問，歐洲帝國何以主宰世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為這些帝國文明內核的現代民族國家體制。恰恰是歐洲各民族拋棄了傳統基督教文明帝國的形態、拋棄了宗教和道德這些傳統文明要素對人的束縛，著眼于人的自由解放而建構起來的現代民族國家體制，賦予了這些國家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強大的經濟、政治、文化力量，從而不斷在全球開拓殖民地，建立起新的帝國形態。

可以說，西方民族國家是在擺脫舊帝國的同時建立了新帝國，這個新帝國不僅包括殖民地，也包括國際法體系，是一套殖民地法、國家法和國際法整合在一起的全新帝國形態，是擁有國家與帝國兩副面孔的復合體。威斯特法利亞體系中的主權國家體系的建構始終是以全球殖民帝國體系的構建為前提的。一個國家只有在殖民帝國的爭奪中獲得權勢，才有資格進入這個主權國家體系中。正是由于歐洲列強可以在新發現的“自由土地”上隨心所欲地展開殖民帝國的爭奪，才維持了威斯特法利亞體系的脆弱平衡。而19世紀晚期，隨著地理大發現的結束，歐洲殖民帝國在爭奪世界霸權的過程中爆發了世界大戰，最終摧毀了殖民帝國體系，也瓦解了歐洲中心主義的威斯特法利亞體系。

如果我們比較傳統的區域性文明帝國與近代的全球性殖民帝國，就會發現二者在帝國形態上的巨大差異：

其一，區域性文明帝國雖然有潮汐般的興衰、擴張和收縮，但基本上保持在相對穩定的地理區域之內；然而新興殖民帝國的觸角則越出歐洲的地理空間，伸向全球各個大陸，其勢力在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乃至古老的亞洲均未能遇到與其力量相匹敵的阻力，以至于在地理空間上擴張為全球性帝國。

其二，區域性文明帝國在帝國征服中往往追求文明擴展、追求區域內的“大同”與“和平”；相比之下，全球性殖民帝國從一開始就以商業貿易作為其主要動力，因此其新征服的地區不是需要治理的領土，而是向宗主國提供原材料、奴隸與商品輸出市場的殖民地。由此，殖民地和奴隸制構成了全球性殖民帝國的兩種基本特征。事實上，基督教帝國之所以順利演變為殖民帝國，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早在希臘羅馬帝國時期就因為商業貿易而形成的漫長奴隸制傳統。

其三，區域性文明帝國建構形成一個帝國內部相對同質的治理體系，只在局部邊疆地區臨時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而全球性殖民帝國從一開始就將殖民地作為經濟榨取的來源，由此形成了內部主權國家與邊緣殖民地之間內外嚴格區分的現代帝國體系。歐洲的主權國家與殖民帝國在憲制層面，成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法律實體。

其四，區域性文明帝國的文明特征促進了區域內種族之間的融合，并形成文明之下的種族平等，這種文明帝國盡管有種族問題，但種族并不成為帝國建構的障礙；然而全球性殖民帝國雖然也在文明與野蠻的話語下進行擴張，但由于殖民帝國始終進行內部民族國家與外部殖民地的嚴格區分以及公民身份的隔離，以至于殖民帝國的文明標準始終包含著種族主義的要素。因而，殖民帝國非但不能促進種族的融合，反而催生出前所未有的種族仇恨與屠殺。殖民帝國催生的種族主義遺產至今難以消化。

歐洲殖民帝國的興起無疑是人類帝國歷史的第二次大轉型，而這個過程始終與航海發現聯系在一起，即率先走向海洋世界的國家也率先開始海外殖民、建立殖民帝國。因此，歐洲殖民帝國的興衰歷史就展現為邁向海洋、控制海洋、建立殖民地以及殖民地爭奪的歷史。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展開了海洋探險并在海外建立起殖民帝國，這些國家依靠基督教帝國的正統性，率先獲得在新發現的領土中建構全球殖民帝國的正當性。隨后興起的荷蘭、英國和法國在爭奪殖民地過程中，就遇到了來自基督教帝國的正當性挑戰。事實上，荷蘭、英國和法國等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實際上就是針對西班牙、葡萄牙及其背后的中世紀基督教文明帝國。由此，基督教帝國分裂為傳統的天主教集團和新興的新教集團，而荷蘭、英國這些新教帝國在競爭中逐漸取得了對西班牙、葡萄牙這樣的天主教帝國的勝利。

由于陸地與海洋不同的地理條件，歐洲國家在邁向殖民帝國的爭霸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海洋帝國與大陸帝國兩種不同的國家治理與殖民治理模式。荷蘭、英國這些新教帝國發展為以全球貿易為核心的海洋帝國，其內部采取共和政體，在殖民地治理中致力于實行在主權控制下開展自由商業貿易；而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乃至后來的法蘭西、德意志和俄羅斯則大體上繼承了羅馬帝國-基督教帝國的大陸帝國治理形式，即內部治理采取君主制，在殖民地治理中以專制形式進行掠奪。由此可以看出，歐洲近代思想中關于共和與君主、商業與領土、自由與專制的思想意識形態對立，實際上都起源于海洋帝國和大陸帝國模式的對立。這種大陸帝國與海洋帝國面對不同問題形成的不同治理模式，深刻地影響冷戰乃至后冷戰以來的世界格局。

全球性殖民帝國的興起加劇了帝國之間的競爭，而激烈的帝國競爭也急速地推動著現代科技、知識和觀念的變革，從而導致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這場在全球范圍內展開的帝國競爭一方面是歐洲內部諸殖民帝國之間的競爭，但另一方面隨著歐洲現代文明在全球的傳播，其他傳統帝國也被激發起來學習西方，并通過自身的改革參與到這場競爭中。德意志帝國和沙皇帝國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開始轉向殖民帝國，從而加入到全球帝國競爭中。類似地，地處中華帝國體系海洋邊緣的日本率先“脫亞入歐”，轉向海洋世界，將自己建構為殖民帝國并加入到全球殖民帝國的競爭中。兩次世界大戰就是所有的全球性殖民帝國對建構最終稱霸全球的“單一世界帝國”的血腥爭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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