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出于對固定匯率制度下的便利和繁榮的懷念，或許是由于對浮動匯率下宏觀經濟形勢和政策的缺乏掌握，從布雷頓體系解體到冷戰結束的這二十年里，西方主要國家政府仍然不懈努力建立主要貨幣之間某種程度的匯率穩定性，從“爬行釘住”到“目標匯率區”，再到為了協調貨幣政策而不得不進行的各國國內宏觀政策協調，不一而足。以“七國集團”（G7）為核心，從首腦定期會晤、財長央行行長會議機制以及更經常的副部長/高官級別溝通機制，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間還從來沒有建立過這么高級別和經常的經濟政策協調體制。這二十年，恰好是沃爾克和行天豐雄在日美這兩個最大的經濟體的財金部門擔任關鍵職位的時期，《時運變遷》的后半部也就成為這一段史無前例的主權國家間協調經濟政策的歷史的忠實記錄。
這一時期的各國間政策協調，其議題主要是貨幣和宏觀政策，而更深層的戰略性目標則是保持至少是西方世界內部經濟的相互開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動，匯率的相對穩定是實現這個目標的必要條件之一。布雷頓體系是試圖以國際條約和規則的方式來實現這個目標，而后布雷頓時代，這個目標則以更加非正式也更靈活的政府間協調來達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布雷頓體系雖然正式結束了，它所體現的、所謂“內嵌的自由主義”政策原則，卻通過以“G7”為代表的民族-國家間協商機制得以實質上的延續。
單就匯率而言，“可調整的固定匯率”與“浮動但大致穩定的匯率”其宏觀經濟效果是一樣的。整個七、八十年代，西方主要貨幣間的匯率波動，在浮動匯率機制下，幅度當然大過此前的25年，但要點在于，這種波動也是大致反映了各國經濟基本面的。布雷頓體系下的所謂匯率“可調整”的觸發條件，本就是一國貨幣匯率與其經濟實況嚴重背離、不調整就將危及國內經濟秩序和社會穩定。只不過，這種市場所要求的調整，卻不能經由市場機制達成，而是需要經過國家間通過IMF的協調才能啟動。在后布雷頓時代，這個調整不再由政府間機構如IMF所批準或協調，而是由市場決定，是謂“浮動”；政府間協調的主要任務則變成了防止某國政府為了獲得競爭優勢而通過主權行為來操縱匯率，其最著名的例子即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時運變遷》的兩位作者，尤其是行天豐雄，認為“廣場協議”是正確的宏觀決策，日本經濟后來的問題是自身沒有利用好日元升值帶來的機會所造成的。更有研究者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伯格斯滕等認為，“廣場協議”完全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國際經濟協調的里程碑式的范例。
當然，不論是布雷頓體系以及后布雷頓時期的西方國家間的經濟協調，還是所謂兼顧國際經濟自由和國內社會安全的一般理念，都不必過分贊揚。對于這套安排和理念的最大批評，也是它的最大缺陷就是，它只在歐美日澳等發達經濟體之間運行，對于欠發達經濟體的發展問題，幾乎沒有關注。和IMF一起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成立的、主司國際發展業務的國際復興和開發銀行（也就是常說的世界銀行），長期得不到充足的資本，也沒能在國際間的發展問題討論中扮演重要角色。換句話說，布雷頓體系或者理念，雖然本不必是但事實上卻的確是一套富國的知識和游戲。它所帶來的經濟穩定和繁榮，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外溢到了發展中國家身上。冷戰期間的四十五年，拋開另起爐灶的蘇聯集團不論，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差距是逐步拉大的。而長遠看來，一個二元化的世界不可持續。
三、續集
2016年6月，英國公投脫離歐盟，11月，唐納德?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此時，上距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最終結束，正好四分之一世紀。如果我們把“后冷戰時期”定義為一個冷戰勝利者所主張的政治經濟秩序在現實中也占據主導地位的時期，那么2016年很可能會被后來者認作“后冷戰時期”的終結。
政治上，1991年在科威特，1995年在前南斯拉夫，以及2001年以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國領導其盟邦維護世界秩序的決心一直是世界秩序本身最主要的基石。如今，孤立主義色彩濃重的川普給了這個基石有史以來最重大的沖擊；而美國最堅定的盟友、上一任世界霸主英國選擇脫離歐洲聯盟，也給過去350年以來最重要的、在民族-國家形式之外探尋人類政治生活模式的實驗潑了一盆冷水。
經濟上，川普上臺伊始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使得人們在商品和服務貿易、環保、勞工利益以及知識產權等相互聯系的世界性發展議題上所取得的、可能指引未來方向的成就毀于一旦；英國“脫歐”則意味著一個重要成員對各國間史無前例的經濟深度融合的拒斥。對本文而言特別相關的是，TPP和歐盟本可以被理解為在廣度和深度兩個維度上，繼續推進布雷頓體系所體現的“內嵌的自由主義”理念的某種努力。而從《時運變遷》一書結束的時點出發，繼續考察這個體系和這套理念在后冷戰時代的歷史，則是把本書帶入當下具體情境并更好地循之以思考未來的必由之路。
似有前定地，這段歷史的起點要從中國在冷戰結束后的經濟政治抉擇說起。就在戈爾巴喬夫辭去蘇聯總統后24天，鄧小平開始了他視察中國南方的行程。在后者一路發表的幾次談話中，私有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第一次獲得了中國官方的首肯，中國具備了真正加入開放的世界經濟的基本制度前提。這和1980年代中國的做法有根本性的不同。那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可以被描述為，在不可觸碰的計劃經濟和全民所有制之內為外來的自由主義經濟因素勉強找到一點空間。而1992年南巡講話之后，中國的做法更像是，在一定程度的保留下（后文將會探討這一點），通過向自由主義經濟大幅度地開放，將自身也改變為一個自由主義的經濟體。
被中國人稱為“下海”的這第二輪改革，對世界經濟體系所造成的影響，絕不亞于它對中國本身的沖擊。對中國而言，從那時起到現在的二十多年間，中間經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助力，正是中國對外貿易爆發式增長的時期，也是中國通過外向型發展實現自身經濟實力和水平躍升的時期。對世界經濟體系來說，所謂“中國奇跡”的重大影響之一，就是Dooley等人所說的布雷頓體系的重建，或曰“布雷頓2.0”。
中國在1994年元旦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夜之間貶值50%（從1：5.7到1：8.6），并長期實行實際上的釘住美元政策。中國為了滿足自身消費以及，更重要地，為了再出口而實行的進口，基本都使用美元支付，中國將本國產品和服務出口到境外，也幾乎只收美元。美元成為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的基本媒介，因此美元之于中國的價值，已經和它與黃金或者其他主要貨幣的比價沒有什么關系；而只要中國這個世界上增長最快和順差最大的經濟體愿意近乎無限度地接受美元，這種意愿本身也就成為了美元幣值最主要的支撐因素之一。進入21世紀以來，中美兩個經濟體的增長經常地貢獻全世界經濟增長的一半左右。在這個世界經濟最有活力的部分，貨幣之間的比價高度穩定，這種穩定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力量的介入（在這里是一方政府的人為操縱和另一方政府的默許），而且存在著順差國將順差重新投資回到逆差國的現象，所有這些都和人們能夠觀察到的1945-1971年間存在于美國、西歐和日本的布雷頓體系下的運轉情形高度類似。所謂“布雷頓2.0”的說法，絕對不是沒有根據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進入世界經濟體系之前，在亞太地區的其他經濟體和美國之間早在冷戰初期就已經建立起這種“美國開放市場、其他國家壓低匯率形成出口”的經濟循環模式。事實上，所謂東亞經濟奇跡中的日本、“亞洲四小龍”和泰國、馬來西亞等，都是這種模式的受益者。除了這些國家自身的努力，美國治下的和平以及美元治下的穩定的經濟預期，也是六七十年代之后亞太部分經濟體成功實現工業化并進入發達經濟體俱樂部不可或缺的外部條件。中國改革開放的總體進程中，最成功的部分也就是對這種模式的跟進。
至此，事態似乎又是很美好的樣子了：如果我們相信布雷頓體系曾是戰后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的重要制度保障，那么我們現在不是又有了一個它的升級版了么？沃爾克在《時運變遷》中多次欲言又止地關于重建布雷頓體系的期望，似乎已經在鄧小平的幫助下得到了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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