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考察臺海危機從爆發(fā)到消除的全過程可以看出，中蘇之間在對外政策方面已經(jīng)出現(xiàn)分歧，并主要表現(xiàn)為兩點：第一，在確定基本方針時，蘇聯(lián)主張緩和，而中國強調(diào)緊張；第二，在協(xié)調(diào)雙方的具體措施時，蘇聯(lián)主張行動一致，而中國強調(diào)“以我為主”。
從蘇共二十大到莫斯科會議，赫魯曉夫一直堅持和平共處的對外政策總方針。在危機爆發(fā)前3個月，蘇聯(lián)主持的華沙條約國家政治協(xié)商會議“討論并制定了緩解國際緊張局勢的新措施”，決定單方面裁軍，并與北約簽訂互不侵犯條約。(138)而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期間就做出了“東風(fēng)壓倒西方”的論斷，并認為戰(zhàn)爭并不可怕，即使核戰(zhàn)爭也不必懼怕。(139)蘇聯(lián)駐華使館認為中國炮擊金門的行動將“導(dǎo)致惡化國際局勢這種可能性的出現(xiàn)，并促使美國方面采取戰(zhàn)爭邊緣政策”。(140)中國駐蘇使館則批評蘇聯(lián)在中東危機中的做法“謹慎有余，政治勇氣不足”，“害怕引起戰(zhàn)爭，急于擺脫緊張爭取緩和”。(141（在危機高潮時，赫魯曉夫在指責(zé)美國時提出：在我們的時代，“實力地位”和“戰(zhàn)爭邊緣”政策是不可能得逞的。(142)毛澤東卻大講中國也可以搞“戰(zhàn)爭邊緣政策”，因為“國際緊張”實際上對美國不利，緊張局勢“可以動員全世界人民”與美國進行斗爭，從而破除對美國的迷信和恐懼。(143)盡管此時雙方都沒有直接批評對方的外交方針，但心里都清楚，中蘇之間在對外政策的溝通方面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障礙。當(dāng)然，赫魯曉夫的緩和并不是一味退讓，否則他就不會在臺海危機剛剛結(jié)束時便鬧出了柏林危機。(144)而毛澤東的“戰(zhàn)爭邊緣”政策也不是不留余地，否則他就不會適時地放棄炮擊行動了。(145)不過，這些行為并不說明他們背離了各自已經(jīng)確定的基本方針。(146)后來的事態(tài)發(fā)展表明，由于雙方都堅持自己的主張，這種分歧不僅沒有縮小，反而越來越嚴重。
蘇聯(lián)一貫強調(diào)，社會主義陣營要統(tǒng)一行動，特別在對外政策方面要協(xié)調(diào)一致。后來因臺海危機問題上與毛澤東發(fā)生爭執(zhí)時，赫魯曉夫嚴肅地說：在重大問題上，“我們必須協(xié)調(diào)國際政策”，并有必要“通過外交部的渠道就我們有分歧的重大政治問題交換意見”。(147)其實，毛澤東在處理國際問題時也認為社會主義各國應(yīng)該統(tǒng)一行動，例如在處理波匈事件的善后工作及莫斯科會議期間。(148)但是對于臺灣問題，中國歷來認為屬于內(nèi)政。正如危機期間中國外交部給駐外使館的一份指示電所說，如何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nèi)部事務(wù)，“至于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時候、采取什么步驟”，“要由我國根據(jù)情況來決定，不容許任何人干涉”。(149)盡管中國也留有余地，承認與美國的關(guān)系屬于外交，但實際上在危機期間，很難劃清對蔣關(guān)系和對美關(guān)系之間的界線。毛澤東有意對蘇聯(lián)隱瞞這次軍事行動，拒絕蘇聯(lián)派軍隊到中國參戰(zhàn)，反對蘇聯(lián)召開十國首腦會議的建議，無疑都是以實際行動在顯示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具有獨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對此，蘇聯(lián)大使館當(dāng)時是有體會的：“中國人現(xiàn)在表現(xiàn)出來的傾向是要自己解決亞洲問題，他們并不認為有必要與我們商量他們計劃中的行動，盡管當(dāng)局勢失控的時候他們會指望得到我們的支持。”(150)在社會主義國家關(guān)系的理念中，以誰為主，是否需要統(tǒng)一行動，對于中蘇而言實質(zhì)上就是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領(lǐng)導(dǎo)權(quán)的問題。在赫魯曉夫看來，中共的這種態(tài)度明擺著就是對莫斯科在社會主義陣營中領(lǐng)導(dǎo)地位的挑戰(zhàn)。
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為首者，蘇聯(lián)有義務(wù)承擔(dān)起保衛(wèi)各國安全的責(zé)任，何況還有中蘇同盟條約作為法律依據(jù)。所以，盡管對毛澤東的做法不滿，但是當(dāng)美國進行核訛詐時，蘇聯(lián)必須出面反擊，當(dāng)中國需要援助時，蘇聯(lián)也不得不照單提供。從這一點講，赫魯曉夫參與解決危機的意圖，與其說是要控制中國，不如說是要控制局勢，是希望事態(tài)按照自己的意愿發(fā)展，納入蘇聯(lián)對外政策的總方針。毛澤東當(dāng)然沒有忘記中蘇軍事同盟的存在，更沒有忘記在危機中利用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對抗美國、穩(wěn)定局勢，但恰恰是這次危機損害了這種作用的發(fā)揮，也給中蘇同盟關(guān)系籠罩了一層陰影。
來源：沈志華. “炮擊金門:蘇聯(lián)的應(yīng)對與中蘇分歧.” 歷史教學(xué)問題 000.001(2010):4-21.
注釋：
①西方學(xué)者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有：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Friend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82-199; 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1958, Ith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ter 8; 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ter 9; Thomas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í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ter 6; Appu K. Soman, Double-Edged Sword: Nuclear Diplomacy in Unequal Conflic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50-1958,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0, Chapter 5;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Chapter 7; Michael M. Sheng, Mao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Superpowers in the 1950s: A New Look at the Taiwan Strait Crise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Modern China, Vol. 34, No. 4, October 2008, pp.477-507，以及羅伯特·阿奇奈利：《“和平的困擾”：艾森豪威爾政府與1958年中國近海島嶼危機》，姜長斌、羅伯特·羅斯主編：《從對峙走向緩和——冷戰(zhàn)時期中美關(guān)系再探討》，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第113-168頁。
中國學(xué)者在這方面的研究也很深入，主要的成果見：徐焰：《金門之戰(zhàn)（1949-1959年）》，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廖心文：《1958年毛澤東決策炮擊金門的歷史考察》，《黨的文獻》1994年第1期，第31-36頁；沈衛(wèi)平：《“8.23”炮擊金門》，北京：華藝出版社，1998年；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8章；章百家、賈慶國：《對抗中的方向盤、緩沖器和測試儀：從中國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級會談》，《當(dāng)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40-51頁；宮力：《兩次臺海危機的成因與中美之間的較量》，姜長斌、羅伯特·羅斯主編：《從對峙走向緩和》，第36-75頁；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關(guān)系》，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03年；趙學(xué)功：《第二次臺海危機與中美關(guān)系》，《當(dāng)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61-72頁；楊奎松：《毛澤東與兩次臺海危機》，《史學(xué)月刊》2003年第11期，第52-59頁；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21章；牛軍：《三次臺灣海峽軍事斗爭決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xué)》2004年第5期，第37-50頁。
②臺灣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一些紀念文集中，如唐淑芬主編：《八二三戰(zhàn)役文獻專輯》，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年；國防部軍務(wù)局編?。骸栋硕_海戰(zhàn)役》，臺北：國防部軍務(wù)局，1996年。這方面的專門論著不多，主要有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zhuǎn)變》，（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6期（2001年12月），第231-297頁；黃文娟：《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1958年臺海危機期間的美臺關(guān)系》，《冷戰(zhàn)國際史研究》第2輯（2006年6月），第189-211頁；張力：《〈王叔銘將軍日記〉中的八二三戰(zhàn)役》，“戰(zhàn)后中華民國軍事史學(xué)術(shù)研討會”論文，2008年8月。
③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2,c.80-81；赫魯曉夫：《最后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xù)集》，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403-405頁。
④參見前引書目，美國學(xué)者之間的討論還可見戴超武：《美國歷史學(xué)家與50年代臺灣海峽危機》，《當(dāng)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4、5期。
⑤張愛萍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北京：當(dāng)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第193頁。
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326-327頁。
⑦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jīng)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第74、76-77頁。
⑧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1956-1966)：中蘇關(guān)系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177-178頁。
⑨周恩來接見蘇達利科夫談話記錄，1958年9月5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以下簡稱外檔），109-00833-04，第94-103頁。
⑩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第178-181頁。
(11)《毛文稿》第七冊，第391-395頁；《人民日報》，1958年9月9日第1版。
(12)毛澤東在各民主黨派負責(zé)人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9月15日，轉(zhuǎn)引自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429-1431頁。
(13)7月25日美英法分別函復(fù)赫魯曉夫，同意召開安理會各國首腦會議，但采取了拖延態(tài)度。（《人民日報》，1958年7月28日第1版。）8月4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決定繼續(xù)在蘇聯(lián)和保加利亞進行軍事演習(xí)，并呼吁召開聯(lián)大非常特別會議討論美英從中東撤軍問題。（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速記記錄，1958年8月4日，РГАНИ，ф.3,ол.12,д.996,л.1-11//Ф урсенко А. А. (2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 2003, с .328-332。）
⑩8月8日聯(lián)大召開緊急特別會議，討論中東危機。8月20日美國總統(tǒng)發(fā)表講話，表示愿意有條件地撤軍。8月21日聯(lián)大緊急特別會議通過提案，要求外國軍隊盡快撤出中東。（《人民日報》，1958年8月10日第1版；8月22日第1版；8月23日第1版。）
(15)毛澤東特意囑咐要公開發(fā)表“絞索政策”。吳冷西：《憶毛主席》，第80頁；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868-869頁。
(16)據(jù)臺灣軍方估計，到10月6日，落到金門的炮彈共474910發(fā)。（王叔銘：金門炮戰(zhàn)作戰(zhàn)檢討總講評，1959年3月25日，臺灣國史館，特交檔案·分類資料2090:B軍事，100:8CKSP。）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金門炮戰(zhàn)后，利用炮彈皮制作的各種菜刀竟成了臺灣的走俏商品，至今盛譽不衰。
(17)這樣的結(jié)論，以往已有研究者做出，并進行了合理分析。（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194-195頁；牛軍：《三次臺灣海峽軍事斗爭決策研究》，第47-48頁。）筆者的提法、依據(jù)和思路與前者略有不同。
(18)參見葉飛：《毛主席指揮炮擊金門》，《人民日報》，1993年12月24日第5版。
(19)這一點，當(dāng)時似乎只有蔣介石看得最清楚。炮擊行動發(fā)生的第三天，蔣便在日記中寫到：中共使用的是困擾的方法，其“不敢正式攻擊金馬之企圖甚明”。蔣介石日記，1958年8月25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University of Stanford。筆者2009年5月去胡佛檔案館查閱時，蔣介石日記1955年以后的內(nèi)容尚未開放，遂委托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近代史研究所羅敏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淑雅待8月開放后代為抄錄有關(guān)炮擊金門的內(nèi)容，故直到12月筆者才得到羅敏和張淑雅發(fā)來的有關(guān)日記的抄錄件。筆者在此對二位學(xué)界同仁表示感謝。
(20)筆者的相關(guān)討論參見《中共進攻臺灣戰(zhàn)役的決策變化及其制約因素(1949-1950)》，《社會科學(xué)研究》，2009年第3期，第34-53頁。
(21)詳見楊國宇主編：《當(dāng)代中國海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7年，第189-199頁。蔣軍發(fā)起的最大一次突襲行動是1953年7月的東山島登陸戰(zhàn)，詳見國防部文史局編印：《海島攻防戰(zhàn)史》，未刊，1959年，第12-31頁；孫淑文：《戰(zhàn)后國軍海軍陸戰(zhàn)隊的重建與遷臺初期建軍發(fā)展之研究》，《軍事史評論》第13期（2006年6月），第204-206頁。
(22)徐焰：《金門之戰(zhàn)》，第171頁。
(23)關(guān)于第一次臺海危機的研究，除上面列出的研究成果外，還可參見張淑雅：《金馬撤軍？美國應(yīng)付第一次臺海危機策略之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1995年6月），第411-472頁；羅納德·普魯森：《1954-1955年的臺灣海峽危機：火山口上的艾森豪威爾政府及其對危機的介入》，姜長斌、羅伯特·羅斯主編：《從對峙走向緩和》，第76-112頁；詹奕嘉：《長期措施還是權(quán)宜之計？——試析第一次臺海危機中美國臺海政策的調(diào)整》，《冷戰(zhàn)國際史研究》第2輯（2006年6月），第175-188頁。
(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136-138頁。
(25)洛馬金與周恩來談話備忘錄，1955年5月21日，АВПРФ，ф.0100,оп.48,д.394,д.11,л.125-134。
(26)早在1955年3月14日給彭德懷的指示中，毛澤東就考慮到馬祖及其他島嶼的蔣軍可能自行撤走。《毛文稿》第五冊，第51頁。
(27)沈衛(wèi)平：《“8.23”炮擊金門》，第93-100頁。
(28)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74-675頁。
(29)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691頁。
(30)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853頁；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692頁。
(31)王尚榮：《新中國誕生后幾次重大戰(zhàn)事》，王凡訪問整理，朱元石主編：《共和國要事口述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2-254頁。王說總參部署金門作戰(zhàn)的會議是8月14日召開的，大概記憶有誤。
(32)福建前線指揮部黨委會議記錄，1958年7月，福建省檔案館，101/12/221，第17-24頁。
(33)沈衛(wèi)平：《“8.23”炮擊金門》，第182-183頁。
(34)葉飛：《毛主席指揮炮擊金門》；葉飛：《葉飛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第512頁；王尚榮：《新中國誕生后幾次重大戰(zhàn)事》，第255-256頁。
(35)《毛文稿》第七冊，第326-327頁。
(36)《毛文稿》第4冊，第533、627頁。
(37)談話內(nèi)容詳見毛澤東與尤金談話記錄，1958年7月21日；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第157-160頁；Верещагцн Б.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 ,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дипломата ,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9,с.119-121。
(38)毛澤東與尤金談話記錄，1958年7月22日；中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329-332頁；Верещагин Б.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 , с . 126-127。在中國公開發(fā)表的文件中沒有關(guān)于“發(fā)表聲明”的內(nèi)容。
(39)ЗубокВ.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 -3 августа 1958 г .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 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2001,№1,c.111-126。中方的會議記錄沒有上述內(nèi)容，但中方當(dāng)事人的回憶完全印證了俄國檔案的記錄內(nèi)容。（閻明復(fù)、朱瑞真：《憶1958年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四次談話》，《中共黨史資料》2006年第2期，第38-55頁。）
(40)毛澤東與赫魯曉夫談話記錄，1958年8月1日。
(41)毛澤東與赫魯曉夫談話記錄，1958年8月3日；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第172-174頁Зубок В.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2001, №1, с .126-128。
(42)《人民日報》，1958年8月4日第1版。
(43)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記錄，1958年8月4日，РГАНИ，ф.З, оп.12, д.1009, л.44-45, Ф урсенко А. А.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 .326-327。
(44)駐蘇使館致外交部電，1958年8月4日、5日、6日，外檔，109-01812-05，第54-58頁。
(45)蘇聯(lián)報刊的傾向與當(dāng)時中國的對外宣傳口徑完全一致。中國外交部通知駐外使館，在宣傳公報時，“應(yīng)強調(diào)中蘇兩國團結(jié)一致、全面合作的意義和重要性”。（《外交部每周通報》第141期，1958年8月8日，外檔，107-00152-03，第27-29頁。）
(46)安東諾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8年8月5日，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99-202。
(47)瞿韶華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58年）》，臺北：國史館，1993年，第325-326、328-330頁；《王叔銘將軍日記》，1958年8月4日，轉(zhuǎn)引自張力：《〈王叔銘將軍日記〉中的八二三戰(zhàn)役》；Memorandum from Robertson to Dulles, August 8,195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8-1960,Vol.19,China, Washington D.C.:GPO,1996,p.45。
(48)蔣介石日記，1958年8月3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University of Stanford。
(49)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294-295頁。
(50)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Eisenhower, August 12, 1958, FRUS, 1958-1960, Vol. 19, China, pp.50-51.
(5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eptember 3, 1958, FRUS, 1958-1960, Vol. 19, China, pp.125-126.
(52)SNIE100-12-58, No.340, Probable Develop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28 October 1958,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ed.), 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 1948-1976, Washington D.C.:GPO, 2004, pp.185-190.
(53)蔣介石日記，1958年9月6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University of Stanford。
(54)筆者關(guān)于這個問題的考證見《1958年炮擊金門前中國是否告知蘇聯(lián)？》，《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35-40頁。
(55)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第186頁。
(56)毛澤東與赫魯曉夫談話紀要，1959年9月30日，轉(zhuǎn)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855頁。
(57)蘇聯(lián)駐華使館1956年工作報告，1957年4月22日，АВПРФ, ф.5,оп.28,д.103,л .409,л-190-198。
(58)TskhSD, f.5, op.49,d.131-3,p.78，轉(zhuǎn)引自Michael Share, “From Ideological Foe to Uncertain Friend: Soviet Relations with Taiwan,1943-82″, Cold War History, Vol.3,No.2,January 2003, pp.7-8。實際上，杜勒斯是3月14日到達臺北，第二天離開的。
(59)安東諾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8年7月25日，ЦХСД, ф.5, оп.49,д.135,л .1-75。
(60)詳見外檔，113-00319-01,107-00308-01,109-00787-18，及克魯季科夫與龔澎會談備忘錄，1958年7月1日，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72-186。
(61)陳毅與安東諾夫談話記錄，1958年7月9日，外檔，109-00825-04，第34-35頁。
(62)美國國家檔案館保存的1974年7月6日從北京發(fā)往華盛頓的一封電報，轉(zhuǎn)引自Michael Share, From Ideoloical Foe to Uncertain Friend, Cold War History, Vol.3,No.2,January 2003,p.9。
(63)參見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 Хрущё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2001, №2, с .97-98。中蘇分裂以后，蘇聯(lián)有人著書稱毛澤東的這種做法是“公開的兩面派手法”。（Агеенко К.П.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в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Москва : Вопниздат , 1975,с .145.）
(64)《人民日報》，1958年8月25日第5版。
(65)蘇達利柯夫與王永田的談話備忘錄，1958年8月26日，ЦХСД,ф.5,оп.49,п.131,д.8892,л.196-198。
(66)《人民日報》，1958年8月31日第4版。
(67)從8月29日到9月3日《真理報》總共刊登了11條有關(guān)臺海局勢的消息，且多是外國報紙的評論。新華社編：《內(nèi)部參考》1958年9月6日，第16頁。
(68)張愛萍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卷，第194頁。
(69)葉飛：《毛主席指揮炮擊金門》；羅元生：《百戰(zhàn)將星王尚榮》，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第267-269頁；王尚榮：《新中國誕生后幾次重大戰(zhàn)事》，第259-260頁。
(70)這是中方正式通知蘇聯(lián)的說法，見蘇達利柯夫與王永田的談話備忘錄，1958年8月26日，ЦХСД,ф.5,оп.49,п.131,д.8892,л.196-198。
(71)有關(guān)美國內(nèi)部討論的詳細情況參見張曙光：《美國對華戰(zhàn)略：考慮與決策(1949-1972)》，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第207-213頁。羅伯特·阿奇奈利：《“和平的困擾”：艾森豪威爾政府與1958年中國近海島嶼危機》，第125-128頁。
(72)唐淑芬主編：《八二三戰(zhàn)役文獻專輯》，第12-13、17頁。美國斗牛士導(dǎo)彈部隊已于1957年5月進駐臺灣，并在一年后進行了一次試射。該導(dǎo)彈射程550英里，時速650英里，可以從臺灣發(fā)射到大陸200英里以內(nèi)的地方。（瞿韶華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第888-889頁。）
(73)蔣介石與莊萊德晤談之節(jié)要記錄，1958年8月26日，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館，407.1/0186-0188，第145-149頁。參見《人民日報》，1958年8月31日第1、3版。
(74)黃少谷與莊萊德談話記錄，1958年9月2日，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館，426.2/0007-0008，第148-151頁。
(75)唐淑芬主編：《八二三戰(zhàn)役文獻專輯》，第26頁。王叔銘在1958年9月19日的日記中寫到：八吋大炮“之威力極大，可穿透3呎厚之水泥工事，對匪炮各陣地甚有威力”。9月19日運達金門。轉(zhuǎn)引自張力：《〈王叔銘將軍日記〉中的八二三戰(zhàn)役》。
(76)蔣介石與莊萊德晤談之節(jié)要記錄，1958年8月24日，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館，407.1/0186，第129-135頁；蔣介石致艾森豪威爾電，1958年8月27日，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館，426.2/0007，第106-115頁。
(77)見《人民日報》，1958年8月31日第1版。
(78)Memorandum of Meeting, August 25、29, 1958, Telegram from the JCS to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Felt), August 29,1958,FRUS,1958-1960,Vol.19,China,pp.73-75、96-99、100-102.
(79)Memorandum of Convemion, September 2, 1958,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pp.115-122.
(80)《人民日報》，1958年8月31日第1版，9月3日第4版；瞿韶華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58年）》，第618-619頁。
(81)炮擊三天后，中央情報局做出評估：金門防守陣地精良，庫存補給充足，守軍訓(xùn)練狀態(tài)很好，作戰(zhàn)意志堅強，官兵士氣高昂。(SNIE100-9-58, No.342, Probable Develop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 Area, 26 August 1958,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ed.), Tracking the Dragon, pp.163-178.)
(82)外交部致各駐外使館和機構(gòu)電，1958年9月2日，外檔，110-00421-01，第1-2頁。
(83)《毛文稿》第七冊，第377頁；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859-860頁。
(8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165-166頁。
(85)吳冷西：《憶毛主席》，第78-79頁。
(86)《人民日報》，1958年9月7日第3版。
(87)《中央日報》，1958年9月4日。
(88)只有蔣介石對此聲明感到欣慰，他在日記中嘆道：“又度過一難關(guān)矣”。蔣介石日記，1958年9月6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University of Stanford。
(98)周恩來接見蘇達利科夫談話記錄，1958年9月5日，外檔，109-00833-04，第94-103頁。另參見與周恩來總理的談話記錄，1958年9月5日，TsKhSD,f.5,op.49,d.133,pp.1-8，轉(zhuǎn)引自V. Zubok and C.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and La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24-225。
(90)在研究者引發(fā)的爭論見Mark Kramer, “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 Appraisal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Split”, CWIHP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pp.174-175；魏史言：《葛羅米柯關(guān)于臺灣局勢同毛澤東談話的回憶與事實不符》，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新中國外交風(fēng)云》，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第137-138頁。
(91)安·葛羅米柯：《永志不忘——葛羅米柯回憶錄》，伊吾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第168-170頁。
（92）Капица М.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 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 , Москва : Книга и бизнес , 1996, с .61-63.
(93)閻明復(fù)：《1958年炮擊金門與葛羅米柯秘密訪華》，《百年潮》2006年第5期，第16-18頁。另參見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第178-181頁。
(94)也有可能葛羅米柯把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講話記混了，詳見下文。
(95)雖然在內(nèi)部已經(jīng)確定放棄攻占金門的目標(biāo)，但在9月6日中共中央下發(fā)的宣傳提綱中，仍然保留了這樣的口號：“一定要解放金門、馬祖”，“一定要解放臺灣”。中共中央關(guān)于反對美國挑釁的宣傳提綱，1958年9月6日，福建檔案館，101/5/1079，第68-69頁。
(96)《周恩來年譜》中卷，第167頁；劉曉與庫茲涅佐夫談話記錄，1958年9月8日，外檔，109-01211-04，第30-31頁。
(97)蘇聯(lián)駐華大使1959年的報告，TsKhSD, f.5,op.49,d.134,p.84；與周恩來總理的談話記錄，1958年9月10日，TsKhSD,f.5,op.49,d.133,p.13，轉(zhuǎn)引自Zubok and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225。
(98)USSR-PRC Relations(1949-1983),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Part 1 (1949-1963), Moscow: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85 (Internal use only), pp.231-233，轉(zhuǎn)引自Vladislav Zubok, “Khrushchev’s Nuclear Promise to Beijing during the Crisis”, CWIHP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 pp.219,226-227; AVPRF, f.0100, op.51, pap.432,d.6, p.121，轉(zhuǎn)引自Sergei Goncharenko, “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 Odd Ame Westad(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r Alliance(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51。對于這里的一個存疑問題——蘇共中央的信為何會在20天后才寄出，大概需要到檔案館查閱原件才能解決。
(99)1957年5月，中國就美國向臺灣運送導(dǎo)彈一事發(fā)表聲明表示抗議，赫魯曉夫即表示蘇聯(lián)也可以發(fā)表聲明支持中國，但被中方婉言謝絕。（姬鵬飛接見尤金談話記要，1957年5月14日，外檔，109-00786-12，第80-81頁；周恩來接見尤金談話記要，外檔，109-00786-13，第95-97頁。）
(100)《人民日報》，1958年9月7日第1版。
(101)《人民日報》，1958年9月10日第3版。
(102)早在危機前一個月，美國情報機構(gòu)就對爆發(fā)核戰(zhàn)爭的前景做出了評估。他們認為，如果美國對中國大陸實施核打擊，蘇聯(lián)使用核武器進行報復(fù)的可能性最大，即使美國的核攻擊限定在金門和馬祖地區(qū)，也不能排除蘇聯(lián)以同樣方式進行反擊的可能性。(SNIE 100-7-58, Sino-Soviet and Free World Reactions to US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n Limited War in the Far East, July 22, 1958, RG263, CIA NIE, Box 3, Folder 106, The National Archives.)
(103)《周恩來年譜》中卷，第169頁；葉飛：《毛主席指揮炮擊金門》；唐淑芬主編：《八二三戰(zhàn)役文獻專輯》，第27-28頁。
(104)瞿韶華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第722-723頁。參見《人民日報》，1958年9月7日第3版。
(105)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8, 1958, FRUS, 1958-1960,Vol. 19, China, pp.154-155.臺灣方面夸大了戰(zhàn)果，說是擊落7架。見秦孝儀總編纂：《總統(tǒng)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八，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出版，1978年，第67頁；《王叔銘將軍日記》，1958年9月8日，轉(zhuǎn)引自張力：《〈王叔銘將軍日記〉中的八二三戰(zhàn)役》。
(106)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701頁。
(107)《人民日報》，1958年9月15日第3版。
(108)《周恩來年譜》中卷，第168頁。9月底臺灣方面接到了曹聚仁關(guān)于要求國共和談的信，西方電臺也傳言臺灣與中共開始和談。蔣介石則“甚嘆共匪對中美離間之伎倆奇妙而毒辣”。蔣介石日記，1958年9月30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University of Stanford。
(109)中美協(xié)議聲明（草案），1958年9月10日，外檔，111-00146-01，第13-18頁。當(dāng)天，中方將草案交與蘇聯(lián)使館。（安東諾夫與張聞天會談備忘錄，1958年9月11日，ЦХСД,ф.5,оп.49,д.131,л.244。）
(110)《毛文稿》第七冊，第416頁。
(111)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第72-73頁。
(112)王炳南致外交部電，1958年9月15日、18日，外檔，111-00146-02，第22-25頁，111-00146-03，第36-41頁。
(113)安東諾夫與周恩來會談備忘錄，1958年9月18日，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36-241。參見周恩來接見安東諾夫談話紀要，1958年9月18日，外檔，109-00833-01，第4-6頁。
(114)《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53頁。
(115)《內(nèi)部參考》1958年9月12日，第4-6頁；1958年9月16日，第28頁。
(116)周恩來接見安東諾夫員談話紀要，1958年9月18日，外檔，109-00833-01，第4-20頁；安東諾夫與張聞天會談備忘錄，1959年9月19日，ЦХСД,ф.5,оп.49,д.131,л.242-243。信件全文見《人民日報》，1958年9月21日第2版。
(117)Intelligence Report, No.7799, Peking’s Present Outlook on the Taiwan Strait Situation, September 18, 1958,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in Library, MF2510409-0135.
(118)劉曉：《出使蘇聯(lián)八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62-65頁；《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467-468頁。
(119)《毛文稿》第七冊，第449頁。
(120)《紅星報》，1958年9月25日，轉(zhuǎn)引自Агеенко К.П. ВоеннаяпомощьСССР, с .145。
(121)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第186-187頁。
(122)劉曉：《出使蘇聯(lián)八年》，第71頁。
(123)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3, №2,с .80-81.
(124)周恩來致赫魯曉夫函，1958年8月11日，外檔，109-00838-03，第6-7頁。
(125)陳毅接見安東諾夫談話紀要，1958年10月29日，外檔，109-00829-16，第89-96頁。
(126)《周恩來年譜》中卷，第186頁；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記錄，1958年10月30日，РГАНИ, ф.З,оп.12,д.1010,л.3-4, Фурсенко А. А.（）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с .337、10460.
(127)《人民日報》，1958年9月10日第3版、9月20日第1版、9月21日第2版。
(128)《人民日報》，1958年9月17日第3版。
(129)外交部致各駐外使領(lǐng)館、代辦處電，1958年9月18日，外檔，110-00421-01，第3-4頁。
(130)《人民日報》，1958年9月21日第1版。
(131)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記錄及附件，1958年9月27日，РГАНИ , ф.З, оп12, д.1009, л .49, Ф урсенко А.А.（） Президиум Ц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 .334 、1044-1045；РГАНИ, ф.З, оп .14, д.245, л.5-7, Президиум ЦК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2,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1954-1958, Москва : РОССПЭН, 2006, с .891-893а
(132)安東諾夫與周恩來會談備忘錄，1958年9月27日，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55-263。周恩來在安東諾夫遞交的備忘錄上批示：“主席明日返京，待到后再議?！币娡鈾n，109-00833-02，第54-55頁。
(133)對蘇聯(lián)備忘錄的答復(fù)意見（送審稿），1958年9月28日，外檔，109-00833-02，第56-57頁。
(134)周恩來接見安東諾夫談話記錄，1958年9月30日，外檔，109-00833-02，第58-71頁。檔案未記載周的談話內(nèi)容。
(135)周恩來接見安東諾夫談話記錄，1958年10月5日，外檔，109-00833-02，第72-81頁。參見.Верещатин Б.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 , с .143；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877-878頁。
(136)參見《人民日報》，1958年9月30日第1版，10月3日第2版，10月15日第4版。
(137)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Хрущев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 1993, №2, с .81-83; Хрущев Н.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 избранныефрагменты , Москва : Вагриус , 1997, с.334-335；謝·赫魯曉夫：《導(dǎo)彈與危機》，郭家申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第266-268頁；赫魯曉夫：《最后的遺言》，第413-415頁。
(138)達維德給捷共中央政治局的報告1958年6月7日，Марьина В. В. Из истори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54-1964гг., Документы чеш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2003, №1, с .145-147。條約草案見《人民日報》，1958年5月27日第5版。
(139)《毛文稿》第六冊，第630-638頁。
(140)TsKhSD,f.5,op.49,d.34，p.84, Zubok and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223.
(141)駐蘇使館致外交部電，1958年7月23日，外檔，107-00297-02，第21-22頁。
(142)《人民日報》，1958年9月21日第2版。
(14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21頁；《人民日報》，1958年9月9日第1版。
(144)關(guān)于柏林危機的起因，參見Hope Harrison, “Ubricht and the Concrete, ‘Rose’: New Archival Evidence on the Dynamics of Soviet-Ea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Berlin Crisis, 1958-1961″, CWIHP Worlong Paper, №5, 1993; Vladislav Zubok, “Khrushchev and the Berlin Crisis,1958-1962″, CWIHP Working Paper, №6,1993。
(145)針對這一情況，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后來評價炮擊行動說，“中國同志們的好戰(zhàn)情緒帶有故作姿態(tài)的性質(zhì)”。蘇斯洛夫給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報告，1959年12月18日，ЦХСД,ф.2,оп.1,д.415,л.56-91。
(146)1958年底中國外交部蘇歐司在報告中說：蘇聯(lián)對紙老虎、東風(fēng)壓倒西風(fēng)、絞索等說法，都有保留。11月下旬，蘇聯(lián)主要報紙在發(fā)表我國領(lǐng)導(dǎo)人的正式講話中，都刪去了這類語句。（蘇歐司關(guān)于1958年蘇聯(lián)情況和中蘇關(guān)系報告，1958年12月24日，外檔，109-01213-01，第1-12頁。）
(147)參見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Хрущё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2001, №2, с .97-98。中蘇分裂以后，蘇聯(lián)有人著書稱毛澤東的這種做法是“公開的兩面派手法”。（Агеенко К.П.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с 145.）
(148)詳見沈志華：《中國“旋風(fēng)”——周恩來1957年1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響》，《冷戰(zhàn)國際史研究》第6輯（2008年11月），第25-64頁；《毛澤東、赫魯曉夫與1957年莫斯科會議》，《歷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82-109頁。
(149)外交部致駐外使館電，1958年9月2日，外檔，102-00006-03，第14-16頁。
(150)Zubok and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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