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發展型國家”不是，也不能是計劃經濟，有經濟發展計劃不等于計劃經濟。事實上，“發展型國家”的全稱是“基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型國家”。因此，“發展型國家”強調的是后發國家必須在市場經濟的基本體系下追求經濟發展，而不是計劃經濟。國家干預（制定經濟計劃或產業政策）不等于計劃經濟，也不等于完全依賴國有企業。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之所以不成功的核心原因正是因為他們都消滅了市場經濟。

2. “發展型國家”強調國家是經濟發展的核心角色之一。特別是對于后發國家，像新古典經濟學那樣認定國家越少干預越好就能實現經濟升級是不成立的。

3. “發展型國家”確實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但是這個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是要去窒息民營經濟的發展，而是要依賴、輔助、和指導民營經濟的發展。因此，“發展型國家”強調國家是民營經濟的“幫助之手（helping hand）”，而不是主導民營經濟，甚至限制民營經濟。恰恰相反，“發展型國家”的目標是讓國家干預和民營經濟形成合力發展。

4. “發展型國家”需要制定好的“科技和產業政策”（通常簡稱為“產業政策”），而且是根據國際市場和分工等等，制定產業政策，而不是閉門造車。

5. “發展型國家”需要制定好的產業政策，必須依賴一個相對獨立、高效廉潔的技術官僚體系。這個官僚體系依賴嚴格的科舉式選拔，政治人物不能干預主要的官員任命和提升，以保持官僚體系相對與社會利益集團的獨立性，即，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所說的“嵌入式的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

6. 產業政策不能僅僅是扶持，而是必須有強制性的業績考核和退出機制，即便是對于私營經濟實體也是如此。也就是說，如果一個私營企業業績達不到要求，就將不能獲得國家的繼續支持。對國企則更是如此。

7. “發展型國家”的產業政策需要與時俱進。技術前沿在變，生產的組織方式在變，只有與時俱進的產業政策才可以真正比較成功。

中國還不是特別成功的“發展型國家”

1911-1927年間的第一波中國革命開始造就中國成為“發展型國家”的兩個必要條件，但是不夠徹底。約翰遜認為，中國是在經過了抗戰之后（1937-1945）和第三次國內戰爭（1945-1949年）后，中國才真正具備了成為“發展型國家”的兩個必要條件。

但是，新中國成立后，選擇了計劃經濟，因此，新中國的頭30年并沒有成為“發展型國家”，盡管這期間的某些建設確實為后來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成為一個相對成功的“發展型國家”奠定了重要基礎（比如，建立了一個相對完備的工業體系）。中國是在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引入市場經濟之后，并且開始學習日本、新加坡、韓國、和臺灣地區的經驗后才真正成了典型意義上的“發展型國家”。

如果我們將中國過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和其他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發展軌跡作比較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肯定不是最成功的，只是中上水平。比如，在1946年至1976年的三十年間，日本的經濟整整擴張了55倍。日本僅僅用了30年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成功躋身最發達國家俱樂部。中國的臺灣地區也用了大致同樣的時間成為了高收入地區（1954-1990）。新加坡的成長業績也相當突出。

韓國的崛起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從樸正熙于1962年開啟了韓國的“發展型國家”時代之后，韓國只用了三十多年就成為了OECD成員國，躋身發達國家行列。1962至1989年間，韓國的經濟整整擴張了100倍！韓國不僅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產業結構，并且成功從1960-1970年代的勞動密集產業升級到1980年代以后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韓國如今擁有三星、LG、現代等一具有批世界影響力的私營大企業，并且成功贏得對日本的某些產業優勢。在跨入發達國家門檻后，韓國繼續保持著上升勢頭，雖然經歷過1997年金融危機。

相比之下，中國過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確實也值得驕傲：在此期間，中國的經濟也擴張了近50倍。但是其實按照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標準來要求，中國過去30多年的成績并不是最突出的。更何況，中國離一個真正的高收入國家至少還有20-30年的路程，而且充滿不確定性。2005年，按照購買力評價法，中國的人均GDP占美國的11.4%；大約相當于韓美之間對比1970年的水平。如果中國能以韓國追趕美國的速度前行，那么中國的人均GDP要占到美國的6成，大約還需要40年的時間。當然，由于中國的人口數倍于美國，屆時中國的總體國力可能會強于美國。

因此，中國在過去30多年取得的成就并不特殊。不要動不動就“中國特色”、“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甚至認為中國業已取得的成就已經可以讓中國傲視世界。這不僅是無知的表現，而且也是可怕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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