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傳統作戰體系生存堪憂，急需要進行調整。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海軍兵力結構一直以航母為核心。當下的美國海軍，無論是對水面艦船、潛艇實施攻擊，還是對岸上目標實施精確打擊，主要力量都是艦載機及其各種類型的精確制導武器。航母打擊大隊包括專司對地對海打擊的航母和負責防空、反導、反潛的水面艦船。如此配置形成的是大縱深、多層次、火力集中的強大攻防體系，盡管在冷戰時間經受了蘇聯式“飽和”導彈攻擊的考驗，但基本上牢牢確保了美國的海上優勢和制海權。特別是冷戰結束后，“尼米茲”級航母作戰編隊在缺乏海上競爭者的“天然制海權”的影響下，航母艦載機在對地火力打擊的作用更為突出。不過隨著潛在敵軍軍事能力的發展，這種作戰體系的有效性將經受考驗。

首先是航母作為高價值目標的脆弱性上升。美國海軍航母搭載有戰斗機、預警機、電戰機、直升機等約80架，必要時可以超過100架，具備完整的遠程搜索、警戒和打擊能力，可以24小時不停頓地進行戰斗巡邏，可以投送的火力超過了世界中等空軍強國的規模。正因為其巨大的價值，航母一旦嚴重受損喪失戰斗能力，甚至被擊沉，將給美國海軍的戰斗能力將帶來毀滅性的打擊。中國在第一、第二島鏈以內精確打擊體系的日漸完善，讓美國航母進入這些區域的危險日增。在以太空力量為基礎的強大的探測、識別、定位體系的支持之下，東風-21D之類的遠程精確打擊武器，完全可以癱瘓乃至摧毀航母。

其次是主力水面戰艦的反艦能力不足。美國海軍航母打擊大隊以2至3艘導彈巡洋艦或驅逐艦、1至2艘攻擊型核潛艇、1至2艘后勤支援艦組成。這些艦艇主要擔負護衛航母的角色，以防空和反潛任務為主，對地對海攻擊能力則相對較弱。例如，目前美國海軍“阿利·伯克”級導彈驅逐艦——Flight IIA型驅逐艦，垂直發射系統可用的發射管達到96管，但大部分為“標準-2”防空導彈、VLA反潛火箭及少量的“戰斧”式巡航導彈，反艦導彈數量少且是20世紀70年代的產品——“魚叉”反艦導彈。單艦制海作戰能力不足。2015年10月，美國海軍“拉森”號導彈驅逐艦進入中國南海島礁12海里以內，從作戰角度來說，是冒著被擊沉巨大危險的動作。

（四）網絡化信息化快速發展，已具備變革條件。

冷戰結束之后，美軍在網絡化信息化的道路迅猛發展，引領著世界新軍事革命的潮流。美國海軍以網絡中心戰概念為基礎，在網絡化信息化道路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海上遠距離上的指揮控制、情報傳輸、打擊引導和協調作戰成為可能，兵力分散、火力集中具備了一定的技術條件。

1998年，美國海軍正式發布網絡中心戰概念，希望利用網絡讓所有作戰力量實現信息共享，實時掌握戰場態勢，縮短決策時間，提高打擊速度與精度。網絡中心戰現在被稱為“網絡中心行動”，主要用可靠的網絡聯絡地理上分隔開信息充足的各個部隊，讓它們分享更多信息，開展更多合作，化信息優勢為戰場優勢，達到集中統一的作戰效果。經過多年的發展，美海軍所有作戰平臺都能融入信息化作戰網絡，其全球網絡、戰區網絡和部隊局域網均已完全體系化。該概念發展最突出的成果有兩個，一是協同作戰能力系統；另一個是海上一體化防空火控體系。

“協同作戰能力系統”的發展始于20 世紀90年代，原來是美國海軍在冷戰時期為防御敵方遠程巡航導彈攻擊而提出的，經過反復的作戰測試之后，如今已經形成作戰能力，部署到了所有航空母艦和大部分裝備“宙斯盾”作戰系統的巡洋艦和驅逐艦上。該系統解決的是防空反導問題。在“協同作戰能力”系統服役之前，美國一艘艦船如果使用其防御性導彈對空中威脅進行防御性打擊，它必須要依靠自身的雷達對其進行鎖定，而如今的艦船可以依靠其它傳感器來進行火力射擊，即“讓單艘艦船可以充分利用其它艦船的信息優勢。”協同作戰能力系統可使得物理上分散的編隊/聯合部隊，作為一個完整的體系運作，極大地擴展了海軍艦隊的防御縱深，提升了對低空掠海反艦導彈和彈道導彈的防御能力。美國海軍正在穩步推進協同作戰能力系統的發展，計劃裝備全部作戰艦艇、作戰飛機以及岸上作戰單位。

“海上一體化防空火控體系”是美國海軍為實現遠程交戰和超地平線防空攔截能力，在協同作戰能力系統（CEC）、E-2D預警機、“宙斯盾”系統和“標準-6”導彈等現役和在研階段技術與裝備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分布式、網絡化編隊防空作戰體系，可對艦載雷達視距外的空中目標實施遠程攔截。此體系的概念于1996年提出，美國海軍從2002年起把該體系物化為采辦項目并開始實施，目標是實現部署“可行且穩健的一體化火控”體系，2015年該體系首次在“羅斯福”號航母打擊大隊實施作戰部署。該體系解決了美國海軍編隊防人的超視距攔截問題，代表了海軍防空反導裝備的發展方向。隨著美國海軍艦艇改裝和造艦計劃的推進，“海上一體化防空火控體系”的裝備正在逐步擴大，同時體系自身也在持續改進和升級，能力和功能將得到了進一步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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