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德國問題”一直是最大的，也是最困難的地緣政治問題。所謂“德國問題”，簡單來說，指的是講德語的人統一在單一秩序下，是否會在歐洲的中心創建一個強大而危險的國家。正如奧托?馮?俾斯麥預見的那樣，這個問題最后由“血與鐵”給出了答案。兩次浩大的災難性戰爭，給整個歐洲帶來了暴力和毀滅，最終也給德國帶來了失敗和分裂。直到1990年，（由于）人口減少和文化變革已拔去柏林的“毒牙”，德國再次統一的威脅減少了。盡管憑借疆域和經濟實力，這個國家仍然主導著歐盟，但它已經沒有危險了。

（然而）同樣的描述并不適用于俄羅斯。盡管經濟影響力衰退了，這個國家卻變得越來越具攻擊性。21世紀最大最困難的地緣政治問題可能是：我們該拿莫斯科怎么辦？

和德國一樣，新“俄羅斯問題”是該國“中央位置”的函數。德國位于歐洲中心。在其頂峰時期，德意志帝國版圖從科布倫茨直到柯尼斯堡，從萊茵河沿岸延伸至波羅的海海岸。而今天的俄羅斯則是全球中心。在偉大的歐洲帝國中，它是唯一在陸地而不是海洋上延伸至亞洲的。本月，正好是蘇聯難以置信地和平解體滿25周年（譯者注：作者寫本文時間為2016年12月，恰逢蘇聯解體25周年）。然而，俄羅斯聯邦仍然從加里寧格勒——也就是1945年被俄羅斯合并前的柯尼斯堡——一路延伸至弗拉迪沃斯托克，跨越4,500英里和10個時區。

在19世紀，俄羅斯面向西方的大城市和廣袤而荒涼的亞洲腹地之間的緊張關系，給小說家以及劇作家提供了奇妙而豐富的材料。伊萬?屠格涅夫和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爭論俄羅斯應該向哪個方向發展，但誰也不會懷疑其面臨的東—西兩難境地。這還不是純粹的地理現象。農奴制意味著，直到19世紀60年代——實際上在此之后很久也一樣——一個俄羅斯紳士只需要穿過他的莊園，就把歐洲給遠遠留在了身后。

但今天，俄羅斯面對的東—西困局，正迅速成為國際政治而不是文學的核心難題。一面是早已在經濟和人口方面超過它，并越來越渴求在亞洲擁有超群地位的中國；另一面則是將自己所有的繁榮押寶于對美國保護的過度依賴，并因而在政治上內斂化的歐洲。

在其最近的新書《世界秩序》中，亨利?基辛格對比了四個不斷演變而且不相容的國際秩序概念：美國，歐洲，中國和伊斯蘭。俄羅斯在這一謀劃中的地位則是模糊的。“從彼得大帝到普京，情況已經改變了，但節奏卻驚人得一致，”基辛格寫道，俄羅斯是“一個獨特的‘歐亞’強國，橫跨兩個大陸，但從來沒有在任何一方找到歸屬”。它已經從“歐亞大草原的艱苦教育中”領悟了自己的地緣政治格局——“一群游牧部落在廣闊無垠的地域爭奪資源”。

（從上面似乎）可以推出：俄羅斯是對世界秩序最不感興趣的大國。不過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無疑會否認這一點。他會辯稱，秩序的最好基礎是大國相互尊重各自的影響范圍以及國內的政治分歧。另一方面，俄羅斯顯然是最可能利用網絡戰爭這一新工具的大國，正如基辛格在2014年給出的預見性警告：

網絡通信在社會、金融、工業和軍事部門的廣泛運用……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弱點。它超越了多數規則和規定（實際上也超過了許多監管者對技術的理解力），在某些方面創造了哲學家設想的“自然狀態”，而根據霍布斯的說法，逃離這種狀態就為創建政治秩序提供了動力……在外交和戰略上，網絡大國之間的關系中建立了一種非對稱的、先天的混亂無序……（如果）沒有一些國際行為規則的明確約束，這個體系的內在動力中就會產生危機。

這場危機已經到來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美國政治迫在眉睫的問題就是弄清楚俄羅斯政府在影響11月的總統選舉結果方面，取得了何種程度的成功。俄羅斯曾試圖這樣做，這已經不需要什么嚴肅的討論了，因為該國的黑客成功“黑”進了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電子郵箱，維基解密則提供了通道。由此產生的電子郵件轉儲和泄漏可能強化了選民對希拉里?克林頓的負面看法。鑒于唐納德?特朗普在關鍵的“搖擺州”只取得了險勝，人們可能會認為這次（郵件泄露）是決定性的——雖然對于關鍵選民來說，這并不比其他的因素更具決定性，因為這是場“每一個因素都很重要”的選舉。奧巴馬總統現在就說：“當任何外國政府試圖影響大選的完整性……我們需要采取行動，”而且，“我們會的”。

不過，仍有爭議的是，特朗普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自己的競選接受著莫斯科的幫助。若真如此，是否存在一些互利條件？富蘭克林?福爾（Franklin Foer）7月份在《石板》（Slate）雜志撰文，稱普京有“摧毀西方的計劃——這個計劃看起來很像唐納德?特朗普”。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則在《華盛頓郵報》上把特朗普稱為“滿洲候選人”。這樣的斷言充其量只有些間接證據。（但是）當他聘請保羅?馬納福特（Paul Manafort）作為競選經理時，特朗普不可能不知道馬納福特曾為克里姆林宮的好友維克托?亞努科維奇——2010年至2014年在任的腐敗的烏克蘭總統——工作過。另一位特朗普的前競選顧問——卡特?佩奇（Carter Page），也與莫斯科有著可疑的緊密聯系，還曾為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發聲辯護。

此外，陰謀論的支持者還引用特朗普對北約的描述——“過時的”和“昂貴的”，以及如果自己當選就會和普京“大量”往來的愿望，還有他一直拒絕承認俄羅斯幕后指使了針對競選對手發起的網絡運動，一個他自己在7月份——如果只是開玩笑的話——曾煽動的運動。

然而，這個爭論實際上沒什么意義。首先，俄羅斯試圖影響西方選舉的看法，不過是老調重談：這種“心理戰”冷戰雙方的情報機構都用過。新技術可能使它更容易運作并生效，但它仍然——不同于生物戰爭——沒越過國際法的界限。第二，在一場缺乏克制的選舉中，特朗普可能只是利用了一個出乎意料但并非不受歡迎的優勢。如果另一個外國政府提供了一個自由主義網站，泄露了從共和黨賬戶中竊取的令其難堪的郵件，希拉里會視而不見嗎？第三，特朗普在選舉期間所說的任何話，都不能強制他和普京結盟。他在4月份的《福克斯新聞》中對比爾?奧萊利（Bill O’Reilly）表示：“我認為我可能與普京建立良好的關系，”他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比爾。也許我們會（建立良好關系），也許我們不會。”

我們需要問的真正問題是，為什么俄羅斯政府如此渴望幫助特朗普的選舉？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像想象中那么明顯。正是俄羅斯著急地——甚至可以說急不可耐地——需要一個比（希拉里）克林頓更友好的總統。莫斯科插手美國政治，并沒有體現它的實力或者老練的戰略水平，而恰恰反映了它的弱點以及對冷戰策略（如心理戰）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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