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魔》中，通過小說人物卡爾馬津諾夫之口，陀思妥耶夫斯基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話：“船要沉時，老鼠先逃”。這說的是俄國有錢人紛紛移民國外的社會現象，卡爾馬津諾夫說，這些人“一年比一年多”。

這雖是句英諺，但也是俄羅斯較早的對移民現象的道德態度。《群魔》寫作于1869-1871年間，那是俄國第一波移民潮興起之際。1861年的大改革歷史上第一次為俄國民眾帶來了遷徙自由。

陀翁當然可以將移民群體比作老鼠，但回到現實中，他恐怕無法回答一個尖銳問題，為什么遷徙政策閘門剛一開啟就迎來了一波移民潮呢？那可是規模達到450萬人的一波大潮（1861-1915年）。難道可以對他們統統進行道德詰責么？

或許，小說中被刻畫為虛無主義典型的卡爾馬津諾夫是對的，“這只是一種本能”。

（一）

這450萬人的第一波移民潮主要是少數民族人群，猶太人、波蘭人、烏克蘭人及德意志人。猶太人自18世紀末便遭遇反猶政策，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的顧問康斯坦丁·波貝多諾斯采夫甚至提出“消滅1/3猶太人、驅逐1/3猶太人和同化1/3猶太人”的瘋狂計劃，且得到采納。從1881年開始的4次大規模迫害事件造成大批猶太人喪生及喪失財產。一戰期間，德意志人失去了俄政府的法律保護，遭到大規模驅逐，其財產、土地被搶奪。1915年5月在莫斯科發生針對德意志人的大規模迫害，參與其中的排德分子達到10-12萬人。

他們選擇離開，當然是本能。

其實，少數民族離俄而去的背后有著清晰的邏輯：通過民族主義的肆虐，俄羅斯在努力從一個多民族帝國變為一個信奉“俄羅斯是俄羅斯人的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國家。1917年沙皇倒臺時，這一理想在政治上取得成果，波蘭、芬蘭及波羅的海三國獨立而去。

移民出去的少數民族去了別國落腳。按照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學教授茨維·基特爾曼的研究，從1881年到1912年，共有190萬猶太人離開了俄國，他們中的84%去了美國，構成了約七成美國猶太裔移民群體。其余人基本都去了正興起“猶太復國運動”的以色列。

顯然，這是一段“此消彼長”的歷史，俄國之所失成為美國、以色列之所得。

相較于19世紀的民族主義俄羅斯，18世紀及更早時期尚只有帝國子民這一種身份認同的那個俄國更加包容，有能力團結其他民族甚至從外部吸納移民。葉卡捷琳娜二世1762年曾簽署命令，邀請歐洲民眾赴俄定居，開墾那些尚無人煙的大片土地，大批德意志移民便由此而出現于俄國。更早的歷史中，彼得一世通過北方大戰占據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后，從那里吸收了大批德意志人才，補充到俄國官僚體系內，為他的改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才資源。

大批德意志軍事人才在俄軍中擔任要職，比如在1812年俄法戰爭中制定波羅金諾戰役作戰計劃，幫助俄國戰勝拿破侖的卡爾·馮·托爾。日俄戰爭期間，俄軍將軍群體中21.6%為德意志人。一戰期間，俄軍169名大將中有48名德意志人，371名中將中有73人，1034名少將中有196人。

所以，排猶、排德及波、芬、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給俄羅斯造成的現實及潛在損失可想而知。只是，俄羅斯人非要追求民族主義，不愿再做多民族帝國，那就必須承受這些代價。

（二）

在少數民族移民的這波大潮中，高級人才逃離俄羅斯的現象是很顯眼的。比如1900年隨父母離開俄羅斯，后來成為美國廣播和電視事業先驅的猶太人大衛·沙諾夫；1869年到德國求學的著名女數學家科瓦列夫斯卡婭；1887年到德國任教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奧斯瓦爾德；生于基輔，于1906年移居瑞典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賴赫施坦因；1910年移居美國的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獲得者塞爾曼·瓦克斯曼；最著名的自然是1867年生于華沙的居里夫人。

這些人基本都是俄國的少數民族，這一方面進一步說明俄國逐步放棄多民族帝國框架意味著難以估量的損失，另一方面則說明打開國門的俄羅斯難以避免地將受到全球化因素的影響。留住人才，這是關乎國運的問題。

但移民潮還是一波一波地席卷而來。1918-1922年，150萬-300萬人離開了俄國。他們當中有大批俄國文化精英。擇其要者列舉，詩人與作家蒲寧、納博科夫、丹尼爾·安德烈耶夫、巴爾蒙特、吉比烏斯、苔菲、庫普林、扎伊采夫；哲學家別爾嘉耶夫、謝爾蓋·布爾加科夫、弗蘭克；畫家科洛文、尤里·安年科夫；歌唱家夏里亞賓、作曲家拉赫瑪尼諾夫。

再加上俄國貴族群體的集體逃離，俄羅斯因此而受到的文化和精神損失是無論如何都難以估量的。幸運的是，由于蘇聯政府的重視，俄國大致保留了科技和學術實力，并且讓其得到極大的發展。但這并不意味著移民和地方獨立問題已經徹底解決，俄國仍可能或慢性或劇烈地“失血”。

二戰期間，70-100萬人離開了蘇聯，原因是戰爭及其導致的領土變化。1948-1990年間，約50萬人又在“冷戰”條件下離開了蘇聯。

而民族主義問題并沒有終結。失去了波、芬和波羅的海三國，蘇聯仍保有一個多民族帝國的規模。但在蘇聯解體之后，作為一個帝國的俄羅斯已經漸行漸遠。1990年8月，已經明確開始與戈爾巴喬夫爭奪權力的葉利欽開始巡訪整個俄羅斯，并全程宣揚那句著名的“主權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另外一句話是：“俄羅斯再也不用向其他加盟共和國輸血了！”

這話翻譯過來，仍是“俄羅斯是俄羅斯人的俄羅斯”。俄羅斯還是不愿意跟自己的少數民族兄弟們一起生活。這解釋了蘇聯解體緣何可以如此和平。被民族主義肢解的歷史進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和南斯拉夫都先后經歷過，在俄國發生的事也是一樣的，只不過它成了一個被拉長的過程。

（三）

早在一戰之后，“帝國”便已幾乎不再是大國的衡量標準。冷戰時代，人們更習慣于稱呼美國、蘇聯為“超級大國”。這反映的是國際秩序運行規律的變化。俄羅斯雖在20世紀失去了波蘭、芬蘭、波羅的海三國、白俄羅斯、烏克蘭、外高加索、中亞，戰略打擊武器及遠程投送手段的發展使得俄羅斯仍可在很大程度上維持地緣威勢。2015年，俄羅斯出兵敘利亞，美國著名“鷹派”麥凱恩感嘆，1960年代被美國人趕走的俄羅斯人又回到了中東。普京依靠的，便是俄軍的遠程作戰能力。

技術的進步使得俄國在失去了大片土地之后仍可保持影響力，“帝國”時代的邏輯已經不再有效，兩次國家解體之失似乎因此得到了彌補。但與此同時，俄羅斯人又發現，這一點彌補根本不足以幫助他們戰勝新時代的挑戰。

經歷了葉利欽和普京主政的兩個時代后，俄羅斯在發展問題上交出的答卷是極為慘淡的。如今，在150個國家的排名中，俄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排在第43位，聯合國社會發展指數排在第65位，居民平均預期壽命排在第90位，衛生保健水平排在第119位，教育水平排在第30位。在全部國家中，俄科技投入只排到第26位，美中兩國投入分別為其200多和40多倍。國際專利申請數量，俄僅排第21位，占總申請量的0.55%。

跟蘇聯時代比起來，這是一種塌方式的萎縮。上世紀50、60年代，蘇聯教育水平排在世界第3位。1964-1965年，蘇聯居民平均預期壽命達到70歲，已與發達國家比肩。此后，該數字持續降低，直到2012年才重新回到70歲水平上，而此時主要的歐洲國家已經達到81-83歲。

俄財政對教育和衛生的投入在所有國家中僅排在80-90位，這在經濟層面導致“知識經濟”發展始終不足。按照俄經濟學家阿貝爾·阿甘別格揚的估計，它僅貢獻13%的GDP，而歐洲為30%，美國為40%。蘇聯該比例曾達到20%，與同期的發達國家比肩。眼下“知識經濟”在發達國家支撐著60-70%的經濟增長，而俄羅斯的增長依然主要依靠工業。這意味著，歐美已經進入后工業社會，而俄羅斯卻依然處于工業社會。這種結構性的落后因為科教投入極低而缺少改變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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