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北京申辦奧運會成功時，有人出版了一本暢銷書叫《中國即將崩潰》，里面說到：“中國的經濟正在衰退，并即將崩潰，時間會在2008年中國舉辦奧運會之前，而不是之后。”

它的依據在于，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的對外貿易將出現逆差，并由于全球經濟不景氣，對中國的投資會減少，所以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最多只能維持5年。

這本書轟動一時，當時擔心中國加入WTO的人也不在少數。但事實證明恰恰相反，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新世紀以來對中國經濟促進最大的事件。因為它的出現，即便國內體制改革進展緩慢甚至有局部的倒退，也沒能影響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一

前面提到，1998年開始的“國退民進”改革，并沒有讓國有企業完全退出市場，而是集中到了某些上游產業，借助行政壟斷獲得巨大的發展。到2003年新一輪政府換屆時，國有企業面貌已煥然一新。

這一年成立的國資委，把資產規模最大的189家超大國有企業定義為“中央企業”，其資產總額達到7.13萬億元，所有者權益為2.59萬億元。此后三年間，中央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增長78.8%，利潤增長140%，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達到144.4%。國有企業不僅完全擺脫了困境，而且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強大。

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后面會談到，在國有企業走向新生和強盛的過程中，伴隨著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排斥和打壓，不僅阻礙了民營經濟發展，也造成特權腐敗和收入差距方面的問題。這就是為什么在2003年以后，社會輿論和經濟學者們對中國改革進展普遍不滿的原因。

但是在這個時期，中國經濟依然保持著10%上下的增長，甚至在全球經濟發生重大危機的2008年至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也達到9%以上，由此引發了大量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和爭議。

2012年，經濟學家張維迎總結過去十年中國社會發展時說到：“從經濟增長看，是最好的十年；從社會和諧看，是最壞的十年；從體制改革看，是失去的十年。”如果確實是這樣的話，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動力又來自何處呢？

答案是：2001年11月，中國正式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對外開放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一是從有限范圍、有限領域的開放，轉變為多層次、全方位的開放；二是以試點為特征的政策性開放，轉變為法律框架下可預見、有承諾的開放；三是由單方面為主的自我開放，轉變為中國與世貿組織成員的多邊開放。

“入世”以后十年間，中國進口平均關稅從15.3％降到9.8％，增加對外開放服務、貿易部門100多個，清理了3000多個法律法規和部門規定；累計利用外資超過1萬億美元，建立了34.7萬個外國投資企業；出口增長4.9倍，進口增長4.7倍；人均GDP由800美元增長到5400美元。由此成為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最大驅動力。

二

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前，對它有很多悲觀的看法。當時中國國企改革進入最后階段，很多行業面臨結構性的大調整；特別是紡織、機電等行業的破產重組，導致大規模企業員工下崗；國有企業經營困難，造成銀行壞賬比例大幅度提高。

很多人擔心隨著市場準入擴大，外國的產品和投資更多進入中國，國內企業不得不“與狼共舞”，特別是農業、汽車、金融、電信等行業會受到嚴重沖擊。一些學者甚至宣稱，“中國將失去獨立的工業體系??農民收入可能大幅減少??城市和農村的失業人口將大量增長。”“不可能不引起嚴重的社會動蕩。”

國際上，除了《中國即將崩潰》作者認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最多只能堅持5年以外，著名投資銀行所羅門美邦也預言，中國加入WTO會導致4000萬人失業，嚴重的就業壓力將把這個國家壓垮。現在看，這些悲觀的看法和預言是過分夸張和偏離事實的，但當時確實構成了阻礙中國加入WTO的輿論力量。

幸好，在國家領導人當中，支持加入世貿組織的觀點占據了主導，盡管他們考慮問題的重點有所不同。不管怎么說，中國加入WTO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經貿組織，至少有利于擺脫在國際上被另眼相看的孤立狀態，所以中國高層領導人對加入世貿組織達成了一致。

這樣一來，問題就容易解決了。中國加入世貿的談判充滿波折，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各部門的意見分歧很多。但是按照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一旦中央作出決議，各地方、各部門必須堅決執行，這就是中央集權的效率優勢。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當時信息產業部部長吳基傳認為，外國公司進入中國電信市場投資的股份不宜超過25%，但朱镕基認為如果談判需要，可以提高到49%，吳基傳表示，只能無條件地服從。這個事例也顯示出朱镕基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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