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餓得半死的市民爬行穿過圍城的鐵絲網為了得到從農村走私來的米。”“一輛裝有一些小市民囤積的五袋米的卡車，還沒來得及啟動，蜂擁而上的乞丐就已經把每個米袋子都捅漏，并用他們的帽子、口袋和雙手把米搶走了。”這樣的消息每天都充斥在整個城市的大街小巷，邪惡的罪行隨著肚子的空虛感節節上升，饑餓正在將整座城市趕往地獄的前棧，而從農村逃難的人群仍在絡繹不絕的涌入城市尋找活路。

人們身上的最后一絲忠順被饑餓完全榨干了，在荒涼年景和炮火聲中懷著恐懼和企盼期待著救星的到來。1949年5月25日早晨，上海，多日以來的槍炮聲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軍隊行進的步伐和街頭大喇叭里響起的歡樂的歌聲，飽受軍隊驚嚇的上海市民以為這將又是一群粗暴、疲憊、一觸即怒的士兵，胯間晃著手槍，腰間懸著手雷，就像連日來廣播中所反復宣講的那樣，將會搶走并殺害所有的富人并實行屠城。但實際上，他們見到的是一群整齊挺拔的年輕共產黨士兵，他們沒有一個人搶劫、掠奪食物，甚至不會從居民手里接過一杯水。

人們起先認為這些共產黨人難以接觸，但很快發現他們平易近人。而最令人感動的則是他們的簡樸的生活和他們粗糙的飲食：

他很儉省的生活，在食堂吃飯，依級別分為低、中、高三種伙食標準，其中最好的僅比其他兩種不那么艱苦些，主要由米飯、一點蔬菜、面條，偶爾有一點兒肉。他是一個由黨供應衣食住行的窮人。

沒有人不會歡迎這樣的人來治理他們，規劃他們的未來和生活。“解放初”的那些日子是王桂珍最興奮的日子，1950年，第一個國慶節游行儀式在北京修葺一新的天安門廣場舉行，游行者舉著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的巨幅肖像，扭著秧歌——這一傳統中國用以祈福豐收的舞蹈，穿過長安左門，進入空曠寧靜的天安門廣場，隨之而來的是陣陣歡騰和紅色的海洋。

紅色，這也是王桂珍印象中最深的顏色。而上海的張璧如則在觀看了盛大的游行隊伍后，享受了一頓豐盛的大餐，包括母親最拿手的紅燒肉。當她用筷子夾起這塊淌著油的紅色美味時，對即將到來的幸福生活絲毫沒有任何懷疑。

2 豬的寓言

“那些年，一年有幾個日子一定要吃肉的。陽歷年、春節、五一、十一、還有12月26日，你們小年輕的怕是都不知道了，這是主席的生日。”

王桂珍一面數一面屈下一個手指頭。這里的肉，當然指的是豬肉。

很難說幸還是不幸——這要看對象是誰。豬，一直以來在中國文化中占據著一個特殊地位。盡管在大多數人的心中，這種動物慵懶、肥胖，只會在泥淖中蠢笨蠕動，它最可愛的形象就是熱氣騰騰地出現在盤子里。但幾乎沒有那種動物比豬更為和人親近。組成中國人日常生活最基本單位的家，從文字的構成上看，就是屋頂下（宀）養著一只豬（豕）。

豬也與國家興亡和天下安危聯系在一起，在君主用以治世的儒家典籍中，太平盛世的一個標準就是五十歲的人可以吃上豬肉——當然，同樣也是根據儒家經典的記述，達官顯貴們是無論何時都有資格享受各種肉食的，因此，他們也被稱為“肉食者”。如果一位“肉食者”愿意將自己對肉食的嗜好與平民百姓共同分享，那么他就是一位賢君明臣；反之，那些只顧自己享受塊肉大餐而不恤民眾生計的統治者則是昏庸之輩。

“肉票”，這種方不盈寸、印刷粗糙的紙片，連同一起發行的米票、糧票、布票、油票等等生活資料的票證共同展示了共產黨與民同樂的決心和信心。共產主義的理論認為，正是因為那些窮奢極欲的地主資本家多吃多占，才使貧苦大眾生活在饑寒交迫之中。

這一點在1951年出版的《高級中學語文課本》第四冊的第九課中《誰造成貧困與災難？》中進行了生動的敘述。課文的作者力文、方堤以沉痛控訴的方式向學生描述了一幅“罪惡與悲慘的圖景”：“湘陰陳錫珊用農民血汗換來的稻谷填滿了高大的‘萬石倉’”，而沅江王一華則“酒海肉山地盡情揮霍”甚至“連豢養的兩只洋狗每天也吃一斤肉”。與之相對的，是農民“終日辛勤勞動在土地上卻得不到溫飽，成年不斷地吃碎米和野草。”強烈的對比很容易培養學生對這種不公不義的行為的仇恨，為了強化這一點，這一段內容還出現在1952年的高考語文試卷中。

解決這個問題的良方就是將食物和其它生活資料統規劃一，以一種公平的方式分配到每個人的手中，只有平均分配，才能避免舊社會多寡不均的現象再次出現，也只有平均分配，才會召喚共產主義的新樂園早日降臨人間。

對于一般民眾來說，這個新樂園的最大特征，應該就是永不匱乏的食物。包括肥腴的豬肉。就像流行一時的歌謠所傳唱的那樣：

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

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大盤；

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農服穿不完；

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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