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力、戰力、影響力角度看，庫族“北敘聯邦”所轄武裝力量是所有反政府武裝中最強的，成為美俄競相爭取的對象。從庫族在敘利亞生存歷史看，他們與阿薩德家族并無深仇大恨，因為無論老阿薩德還是巴沙爾都一直是將庫爾德問題作為制衡土耳其的籌碼。這也是庫工黨及其衍生政黨和武裝能在敘利亞扎根并壯大的原因。自敘利亞陷入戰亂以來，“人民保護軍”和“婦女保護軍”等庫族武裝雖然也與敘政府軍爆發過多次戰斗，但初衷是將“西庫爾德斯坦”境內的敘政府軍趕走，目前這一目標基本實現。以“人民保護軍”和“婦女保護軍”為主干的“敘民主軍”之所以與“伊斯蘭國”殊死搏殺，是因為“伊斯蘭國”企圖征服“北敘聯邦”。[10]從庫族武裝作戰范圍看，其并未超出“西庫爾德斯坦”邊界。敘北庫族政黨及武裝最高政治理想是創建獨立民族國家，“北敘聯邦”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只要巴沙爾政權接受“北敘聯邦”已是“國中之國”的事實，敘北庫族政黨及武裝不會執意參與推翻巴沙爾行動。對于這一原則，庫工黨領袖巴伊克、民主聯盟黨主席薩利赫、“敘民主軍”發言人塔拉勒·賽羅等均有明確表述。而巴沙爾是否接受庫族在敘北立國，成為影響敘北庫族政黨及武裝政策走向的關鍵因素。如巴沙爾政權對俄羅斯長久支持有信心，則會拒絕庫族獨立要求；反之，為求政權延壽則會默認。
由于特朗普政府奉行更迭巴沙爾政權與“反恐”并舉方針，暴露出政策著力點自相矛盾、不可兼得的特征，令俄羅斯獲得爭取敘北庫族武裝之良機。自美俄同時打擊“伊斯蘭國”以來，俄羅斯也向“北敘聯邦”提供了軍援和人道主義援助，使敘北庫族對俄羅斯持友好態度。保持對敘北庫族影響力，對俄羅斯至少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其一，可借此調控俄土關系。俄土關系在埃爾多安挫敗2016年“7·15政變”后顯著改善，但在埃爾多安2017年4月底重新要求巴沙爾下臺后又罩陰云。為促使土耳其再次放棄“倒巴”政策，俄羅斯加大了向敘北庫族示好的力度，同時也準備在“北敘聯邦”前途問題上與美國進行利益置換。2017年5月4日，俄羅斯牽頭與土耳其和伊朗在敘境內劃設四個“沖突降級區”，刻意避開“北敘聯邦”，為今后分別與美、土磋商敘北庫區問題預留出回旋空間。其二，可在敘中央政府與“北敘聯邦”間充當和事佬，使敘北庫族武裝不參與美國指揮下的“倒巴”行動。
目前，敘利亞境內主要反政府力量的現狀是：“敘自由軍”、“土庫曼旅”等“倒巴”態度堅決，但力量太弱，構不成對巴沙爾政權的致命威脅，且受土耳其而非美國掌控；“伊斯蘭國”、“征服陣線”等恐怖組織戰力強悍，“倒巴”態度堅決，但為美國打擊對象，也是俄羅斯和敘政府軍的打擊對象；唯有“敘民主軍”實力雄厚，戰斗力強，但對巴沙爾政權態度曖昧。如上情勢暴露了美國“倒巴”窘境，反襯出俄羅斯對敘政策及軍事存在的靈活主動，更彰顯庫族勢力影響敘利亞局勢未來走向的獨特作用。從更廣角度看，美俄涉土、涉伊（拉克）政策也愈來愈需要對庫爾德問題加以利用。
六、結語
庫爾德問題源自相關國家和民族對庫族的歧視，以及庫族為爭取平等地位而展開的反抗，最終催生謀求庫族獨立的思潮與運動。西亞北非動蕩引發中東地區各類基本矛盾空前激化，直接沖擊域外大國地緣政治利益和地區國家的穩定與發展，部分國家爆發戰亂，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借機肆虐，域外力量不同程度地干預地區局勢走向。在此背景下，庫族獨立運動乘勢而起，并被域外大國和相關地區強國所利用，成為影響中東地緣政治格局演變的重要動能。
因庫族獨立運動出現崛起勢頭，敘利亞已經“碎片化”，且未來能否保住國家大一統充滿變數。伊拉克什葉派政權與伊朗關系密切，與沙特等遜尼派國家關系不睦，國內經濟、政治、教派、社會、安全危機遠未消除，國家治理尚未步入良性軌道，而庫族已揚言搞“獨立公投”，對伊拉克中央政府構成巨大考驗。土耳其作為有宏大抱負的地區強國，已經深度介入敘伊亂局，但尚未取得重大地緣政治斬獲，原因在于庫爾德問題的牽制和大國、強國對此之利用。展望未來，庫族獨立運動還將獲得新的動力源泉，但也面臨主要來自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巨大制衡。
[1] 關于庫爾德人概況可參見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London: I. B. Tauris, 2004 (Third edition)，亦可參見“Who are the Kurds?,” BBC, 14 March 2016, 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29702440; “Syria – Kurds,” World Directory of Minorit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http://minorityrights.org/minorities/kurds-5/。（上網時間：2017年6月26日）
[2] See Hakan Ozoglu, Kurdish Notables and the Ottoman State: Evolving Identities, Competing Loyalties, and Shifting Boundar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pp. 74-75; Wadie Jwaideh, The Kurdish National Movement: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Syracus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75-79.
[3] See M. A. Aziz, The Kurds of Iraq: Ethno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 London: I. B. Tauris, 2011, pp. 219-246; N. Entessar, Kurdish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Lexington Books, 2010, pp. 24-52.
[4]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London: I. B. Tauris, 2007, pp. 242-297.
[5] See Joost Jongerden, The Settlement Issue in Turkey and the Kurds: An Analysis of Spatical Policies, Modernity and War,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2007, pp. 57-71.
[6] See “Crisis in Syria Emboldens Country’s Kurds,” BBC News, 28 July 2012; “Syrian Kurdish leader: We Will Respect Outcome of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ARA News, 3 August 2016.
[7] 羅加瓦（Rojava）地區的庫語含義為“西庫爾德斯坦”，包括今“北敘聯邦”的阿夫林、賈濟拉、科巴尼、沙哈巴四州，中心城市有卡米什利、阿夫林、科巴尼、曼比季、泰勒里法特等。
[8] 庫民黨和庫愛盟統轄武裝力量均自稱“Peshmerga”，意為“敢死戰士”。
[9] “2023戰略愿景”由正義與發展黨于2003年提出，其設計師為土耳其著名地緣政治學家、前外長和總理達武特奧盧。該愿景核心內容是：在20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100周年之際，使土耳其經濟和綜合國力步入世界前十，并擁有獨特的國際規制塑造力和話語權。雖然達武特奧盧在2016年5月5日被迫辭去總理職務，但“2023戰略愿景”仍是正義與發展黨政府內政與外交的總目標。
[10] 根據巴格達迪于2014年6月29日頒布的《建國宣言》，“伊斯蘭哈里發帝國”的最終建成須經歷三大階段：第一階段，征服伊拉克和“黎凡特”地區（含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巴勒斯坦），滅亡以色列；第二階段，“改造伊斯蘭世界”，推翻一切世俗和“叛徒”政權，占領麥加并定為“永久首都”；第三階段，迫使一切異教徒和無神論者皈依伊斯蘭教，在世界范圍內建成“哈里發大帝國”。第一階段是基礎和重點，第二、三階段可做“前期準備”，包括外線擴張，如籌建呼羅珊、馬格里布、西奈、車臣、也門、阿富汗等“省”。
文/董漫遠 來源：《國際問題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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