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歐洲的應對思路及與美博弈能力
如前所述，金融安全是一個整體的、全盤的和戰略性的問題，不能僅從技術角度來考慮，也不能只從技術層面來應對。歐元區為提升應對能力、化解金融風險，也從宏觀層面出臺了多項戰略性舉措，其中有些是針對自己的問題，有些是為了抵御美國轉嫁風險。通過對歐洲應對措施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歐元區維系金融安全的整體思路以及對來自美國的風險的認知和應對能力。歐洲采取的重大舉措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彌補歐元區機制缺陷 避免系統性風險
危機后，各界都對歐元區的機制缺陷進行了深刻反思。完善單一貨幣區的機制建設成為歐洲應對危機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是說是最關鍵部分。
其一，建立應對危機的應急機制。
２０１０ 年６ 月，歐元區成立了歐洲金融穩定機構（ＥＦＳＦ），目的是為無力從市場融資的成員國政府提供緊急援助。這是一個危機催生的臨時性機構，其主要職能被２０１２ 年成立的永久性機構歐洲穩定機制（ＥＳＭ）所取代。ＥＳＭ 和ＥＦＳＦ 從法律上看是兩套獨立的機構，但在實際運轉過程中，人員和辦公地點共享。這兩個機制的貸款額度總計達７ ０００ 億歐元，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間共向歐元區５ 個國家（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塞浦路斯）提供了２ ５４５ 億歐元的救助貸款，及時和有效地緩解了債務國的融資困境，被喻為防止危機擴散的“防火墻”，為維系歐元區完整立下“汗馬功勞”，也向外界展示了“危機讓歐洲團結得更緊密”。
其二，創建銀行業聯盟。
歐盟委員會認為，要防止銀行業危機的擴散效應、維系金融體系穩定，金融管理框架的實質性改革必不可少。在歐委會推動下，２０１２ 年歐元區各國政府同意籌建銀行業聯盟。２０１４ 年４ 月，銀行業聯盟建設框架獲得歐洲議會通過，主要內容是“三大支柱”：第一個支柱是銀行業單一監管機制（ＳＳＭ），由歐洲央行擔負對歐元區大銀行（約１３０ 家）進行監管的職能，其余小銀行仍由各成員國負責監管，兩個層面的機制相互配合，共同確保銀行業遵守相關規定；第二個支柱是單一清算機制（ＳＲＭ），其職能是對破產銀行進行有序清算，避免風險擴散，并為此建立規模為５５０ 億歐元的“單一清算基金”；第三個支柱是共同存款保險機制（ＥＤＩＳ），確保歐元區１０ 萬歐元以下的存款受到保護，以增強居民對金融穩定的信心。
其三，規劃經濟與貨幣聯盟未來藍圖。
在取得上述進展的情況下，歐洲還對機制建設進行評估，認為目前的改進仍不足以保障貨幣區穩定運轉，還需采取諸多措施。２０１５ 年６ 月２２ 日，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和歐元集團主席杰倫·戴塞爾布盧姆聯名發表了《完善歐洲經濟與貨幣同盟》的報告（又稱“五主席報告”），提出歐元區應在２０２５ 年前通過“四步走”的方式完善經濟與貨幣聯盟：一是深化經濟聯盟，促進成員國經濟趨同和共同繁榮；二是建立金融聯盟，確保金融穩定和風險共擔；三是建立財政聯盟，強化各國財政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四是邁向政治聯盟，強化歐盟和歐元區機構的職能和合法性。
（二）執行嚴格的緊縮政策 力求提升經濟競爭力
進入２１ 世紀以來，歐洲經濟一直缺乏活力，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福利體制的拖累，改革勢在必行，但阻力巨大。尤其是政治家考慮到“誰改革、誰下臺”的結果，執政期間普遍推延改革。金融危機以及債務危機爆發后，福利體制改革問題已經迫在眉睫，各國政府也不得已采取了大力度的改革措施。從表１ 中可以看出，金融危機后，盡管各國經濟沒有強勁復蘇，但緊縮政策的力度卻非常大，各國財政赤字水平明顯縮小。不止是在希臘、葡萄牙等債務國，在經濟大國法國和德國，也都進行了大力度的緊縮政策。２０１４ 年１２ 月，時任法國經濟部長馬克龍提出《支持經濟活動、經濟增長與機會平等法》（也稱馬克龍法案），其中包括一系列盤活經濟的措施：如勞動法庭實現流線化運作和簡化企業裁員流程，以激活僵化的勞動力市場；允許旅游區的商鋪在星期天營業，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制定本地區商業規劃的權力，以刺激商業活動。２０１５ 年７ 月，法國總理瓦爾斯正式簽署了該法案。意大利也于２０１５ 年３ 月通過了勞動法改革相關措施，減少了對正式合同的保護，企業解雇和雇傭正式合同工成本更低。意大利還計劃修改憲法，通過減少議員人數、提高立法效率等措施來為進一步的改革鋪路。遺憾的是，在２０１６ 年１２ 月４ 日的公投中未能通過，總理侖齊也因此辭職。但不論如何，這都顯示出歐洲國家的改革意志和方向。
（三）歐洲央行政策彈性增加 更多承擔“最后貸款人角色”
歐洲央行自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堅持物價穩定的優先目標。統計數字顯示，歐元區成立以來，平均通脹率水平確實維持在２％左右的水平，可以說歐洲央行的“首要目標”基本實現。但由于歐洲央行貨幣政策過于強調“物價穩定”，忽視了其他經濟指標，２０１１ 年還兩次加息，一定程度導致了債務危機惡化和經濟下滑。２０１２ 年德拉吉就任行長后，對該行政策做出了明顯調整，公開表示“不惜一切代價捍衛歐元”，并出臺了系列政策，收到了積極效果。在常規貨幣政策方面，歐洲央行自２０１２ 年起每年至少降息一次，基準利率從２０１２ 年６ 月前的０. ７５，降至２０１６ 年３ 月后的零，達到歷史最低點，隔夜存款利率也達到了負值（－０. ４）。在非常規貨幣政策上，２０１５ 年１ 月，歐洲央行正式啟動歐版“量寬”，從２０１５ 年３ 月起每月購買６００ 億歐元的國債和機構債，２０１５ 年１２ 月，宣布“量寬”期限延長至２０１７ 年３ 月，２０１６ 年１２ 月又決定延長至２０１７ 年１２ 月。“量寬”政策效果明顯，執行后歐洲國家國債收益率大幅走低，歐元貶值也促進了出口，有利緩解了歐元區的經濟困境。
（四）規范評級市場 應對美國評級霸權
為了規范國際評級市場，應對美國評級霸權，歐洲采取以下幾項措施：
其一，對美國評級公司展開調查。２０１１ 年１ 月，歐洲證券及市場管理局（ＥＳＭＡ）正式成立，這是保證歐洲金融體系穩定的重要機構，其主要職責之一就是監督評級機構。２０１３ 年１２ 月，該機構發布的調查報告指出，評級機構在進行主權信用評級時的程序存在“缺陷”，包括：機密信息處理方式不當，如在評級變動發布之前市場就已出現相關傳言；評級機構與被評級企業之間存在利益關系，如評級機構從評級對象處收取傭金；評級機構使用資歷不夠的職員等。
其二，頒布評級機構監管新規定。
２０１３ 年１ 月，歐洲議會全票通過了歐盟針對信用評級機構的新法規，并于當年６ 月生效。新規定要求：評級機構就何時發布歐盟成員國主權信用評級制訂時間表，每年不得超過３ 次，以避免引發市場混亂；評級機構只能在歐洲股市、債市等交易結束或者當天交易開始前一小時發布評級信息；評級機構需告知投資者和歐盟成員國特定評級的事實和假設，以便市場更好地了解該國主權債務情況；為確保評級機構的獨立性，禁止投資者同時擁有多家評級機構股份，禁止評級機構對其重要股東的公司所發行的債券進行評級。
從上述政策的效果來看，歐洲采取的措施對于維系歐洲金融安全發揮了積極作用，債務危機擴散的勢頭被逐漸遏制，歐元區解體風險暫時消除，各國的財政狀況得到了明顯改善，歐元區的經濟增長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但從政策內容來看，歐洲的應對重點是“自我修復”，也就是彌補自身的不足，如彌補單一貨幣區的機制缺陷、執行嚴格的緊縮政策、調整歐洲央行的政策彈性，針對美國這一外部因素的只有挑戰評級霸權這一項。
這顯示出：面對美國的轉嫁風險，歐元區的“對抗”能力有限。主要原因有：一是歐元區畢竟不是一個主權國家，難以形成一個統一的與美國相對抗的“國家意志”，也無法形成明確的與美國抗衡的宏觀戰略；二是歐元區總體實力尚無法與美國相比，尤其是金融實力方面，沒有類似美國的評級公司、金融機構、輿論媒體等戰略資源；三是歐洲國家在安全上無法擺脫對美國的依賴，不愿因為貨幣問題導致與美國的政治對抗，進而危及自身的安全保障。
歐元誕生后，在美國與歐洲的博弈和對抗中，歐洲一直處于被動和不利地位。金融危機后，面對美國為維系美元霸權而給歐洲金融安全帶來的挑戰，歐洲的應對措施和能力還較為有限，這一點在可預見的未來也很難扭轉。這意味著美元霸權的存在以及潛在的再次向歐洲轉移風險，仍將是影響歐洲金融安全的外部因素。
作者：劉明禮，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來源：《國際安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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