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對歐洲金融安全的影響
金融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乃至整個國家安全的重要部分，自亞洲金融危機后，在國際問題研究領域也越來越受到重視。金融安全的概念可以理解為：在金融全球化條件下，一國在其金融發展過程中具備抵御國內外各種威脅、侵襲的能力，確保金融主權不受侵害、金融體系保持正常運行與發展的一種態勢。
影響一國金融安全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風險的絕對水平和金融體系狀況影響了風險的大小和承受能力，二是一國在國際金融秩序中的地位影響了風險分散能力，三是一國金融安全戰略謀劃水平影響了風險的化解機制。歐元區雖然是多個主權國家組成的國家集團，但經濟高度一體化，擁有統一的貨幣和中央銀行，因而在金融安全分析上也可以作為一個主體來看待。
本文將從以上三個方面分析金融危機后美國為維系美元霸權通過多種渠道向歐元區轉移風險，對歐元區的金融安全造成了哪些影響。
（一）風險水平和金融體系狀況：歐元區明顯惡化
歐元區各國使用共同貨幣、金融系統連為一體，保持貨幣區的完整性是宏觀經濟環境穩定的前提。如果部分國家退出歐元區，恐將導致金融危機和無法預知的經濟災難。歐元誕生時，經濟上雖然尚未滿足“最優貨幣區”標準，但也平穩運行，各國經濟處于趨同過程之中。但是債務危機的爆發對歐元區造成了嚴重的“不對稱沖擊”，“核心國家”和“外圍國家”間的經濟差距加速拉大，歐洲內部圍繞救援問題產生激烈分歧和博弈，希臘等南歐債務國能否繼續留在歐元區存在“不確定性”，歐元區誕生后第一次面臨解體風險。由于歐元區成立時并沒有設定退出機制，一個成員國的退出難以有序進行，風險難以掌控，很可能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整個歐元區的解體。２０１１ 年底，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過半數的經濟學家認為歐元區在２０１２ 年解體的概率在３０％ -４０％之間。
除了歐元區解體風險外，歐洲的金融業也面臨系統性風險。債務危機對歐洲的銀行造成了比較嚴重的沖擊，尤其是債務國的銀行業壞賬率快速上升。歐洲銀行業管理局（ＥＢＡ）的數據顯示，２０１５ 年９ 月底，希臘和塞浦路斯的壞賬率已經超過４０％ ，這兩個國家不得不施行資本管制，愛爾蘭、意大利、葡萄牙的壞賬率也在１０％ -２０％之間。將美歐銀行狀況作對比，更顯出歐洲銀行業風險的上升。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報告顯示，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也就是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爆發期間，美國和歐元區的銀行業受到了類似的沖擊，壞賬率都從２％左右上升至５％左右，美國甚至上升的略快一些。但在２００９ 年以后，也就是歐債危機爆發以后，美國的壞賬率持續下降，２０１４ 年已經降至２％以下，而歐元區則不斷上升，２０１４ 年已經達到７％以上。
歐洲的銀行業風險是多重因素導致的結果，有其自身經營模式和管理機制的問題，但也與美國因素直接或間接相關。
第一，在金融危機中，歐洲銀行業因持有大量華爾街“有毒資產”遭巨額損失，但未充分披露相關信息，也未及時處理，問題一直拖延，形成了一顆“定時炸彈”。第二，在金融危機沖擊下，歐元區不僅爆發債務危機，而且實體經濟兩度陷入衰退，惡化了企業的經營環境，間接導致了銀行壞賬增加。第三，為克服經濟低迷和通貨緊縮，歐洲央行執行低利率乃至負利率政策，減少了銀行的貸款收入。第四，美國對歐洲銀行屢開巨額罰單。２０１４ 年，法國巴黎銀行因涉嫌與伊朗交易違反相關規定，向美司法部支付８９ 億美元。２０１６ 年，德意志銀行因涉嫌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間誤導投資者購買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ＭＢＳ），被美國司法部開出１４０ 億美元罰單。
此外，南歐國家的主權債務主要由歐洲的銀行業所持有，一旦發生大面積違約，也將令銀行業雪上加霜，這也是潛在風險。從２００９ 年后美歐銀行業不良貸款率的分化走向也可以看出，在債務危機的影響下，美國的金融業風險轉移到了歐元區。
（二）國際金融秩序中的地位：歐元下降
一種貨幣，或者說是貨幣背后的行為主體，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影響著自身維護金融安全的能力。如果一種貨幣是主導國際貨幣，這個經濟體一般就會擁有國際金融規則的主導權，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因而可以對國內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具有較強的操縱能力，維護金融安全的資源也就豐富。而在債務危機爆發后，歐元的國際地位呈現出下降趨勢，這將影響歐元區憑借歐元作為國際貨幣來維系自身金融安全的能力。歐元國際地位的下降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國際儲備份額下降。
一種貨幣占全球外匯儲備的份額是衡量其國際化水平的重要指標。據歐洲央行的數據，歐元在２００２ 年流通后，占全球外匯儲備（已披露數據）的比例為２３.７％ ，之后穩步攀升，２００９ 年達到峰值的２７. ７％ 。隨著債務危機的爆發，這一數據逐年下降，２０１５ 年底降至１９. ９％ ，為歐元誕生以來的最低水平。而美元在２０１５ 年底所占比例為６４. １％ ，比２００９ 年的６２％有所上升（參見圖１）。歐元占全球外匯儲備比重持續下降，顯示國際投資者對歐元保值增值信心不足，在市場上拋售部分歐元資產以回避風險。這意味著，歐元區向其他國家征收的“鑄幣稅”減少，需要以實際商品回購虛擬資產。
二是“錨貨幣”勢力范圍縮減。
所謂“錨貨幣”是指其他國家將本幣匯率與某貨幣掛鉤，被盯住的貨幣就發揮了“錨”的穩定作用。如果一種貨幣能夠成為“錨貨幣”，不僅會擁有更多的貨幣政策的自主權，而且有利于在區域貨幣合作中居于主導地位，并借此影響其他國家的經濟、外交和安全政策。歐元作為“錨貨幣”，勢力范圍主要是歐洲的非歐元區國家以及北非部分國家，但隨著債務危機時間的延長，歐元影響的范圍有所縮小。２０１４ 年１１ 月１０ 日，俄羅斯央行宣布盧布放棄盯住“雙重貨幣籃子”（美元和歐元各占５５％和４５％ ），改為浮動匯率制，也就是盧布匯率與歐元脫鉤。雖然此舉意味著盧布與美元也脫鉤，但俄羅斯和美國長期政治對立，經濟往來相對較少，而俄羅斯和歐洲互為近鄰，經濟相互依賴程度很深。俄放棄盯住“雙重貨幣籃子”，俄歐之間的貿易會受到更多的匯率波動的困擾，因而對歐元的影響更大，對歐元的國際地位更不利。此外，２０１５ 年１ 月１５ 日，瑞士央行還突然宣布取消瑞士法郎與歐元的匯率上限。消息公布后舉世震驚，歐元兌瑞郎匯率一度出現“瀑布式”暴跌。
三是在全球金融交易中的份額下降。
國際債券市場方面，以歐元計價的債券存量占全球比例呈下降趨勢：２００８ 年為３２. ３％ ，２０１５ 年降至２２. ５％ ，為歐元流通以來最低；在國際貸款方面，歐元貸款占全球比例持續下降，由２００８ 年的３０. ５％ ，降至２０１５ 年底的２１. ９％ ，也是歐元流通以來最低；在國際存款方面，歐元存款占全球比例由２００８ 年的２７. １％ ，降至２０１５ 年底的２４. ８％ ，仍是歷史最低。
（三）戰略謀劃：歐元區對金融風險的化解能力受到沖擊
金融安全問題不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問題，較高的專業門檻和技術含量實際上掩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國際金融市場和國際貨幣體系的運轉一定程度上是由霸權力量驅動的。金融安全是關乎國家政治、經濟、安全的戰略問題，需要從整體的、長期的、全盤的、主動的戰略角度上來考慮。保障金融安全需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需要有效整合各種行政資源和社會力量，需要積極主動的戰略謀劃。而在這些方面，在金融危機沖擊以及美國的政策打壓下，歐元區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
從經濟實力看，歐元區在債務危機爆發后，經濟陷入了“雙底”衰退，２００９、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分別衰退４. ５％ 、０. ９％和０. ３％ 。面對潛在的系統性風險和金融危機，需要經濟資源應對，經濟衰退則在救助問題上“釜底抽薪”。２００９ 年以后，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家都難以靠自身的經濟實力維系金融安全，不得不尋求外部援助，這同時也向外界暴露了其金融風險。客觀地說，歐洲經濟問題主要在于內因，也就是福利制度、人口老齡化、創新不足等問題，但美國的金融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債務危機，讓歐洲經濟雪上加霜，進一步削弱了經濟實力和維系金融安全的能力。
從整合資源的角度看，危機加重了成員國間的矛盾，讓攜手合作更加困難。歐元區雖然經濟問題較多，但規模仍然龐大，且平均債務比例低于美國，如能充分利用其經濟實力，亦可有效應對風險。但問題在于，歐元區是多個主權國家組成的集團，而不是美國那樣的單一主權國家，在調動和運用資源上難以形成合力。債務危機后，德國和債務國圍繞救援、緊縮等問題分歧不斷，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應對危機的能力，也降低了歐洲金融的安全性。以希臘為例，以２０１０ 年數字計算，該國公共債務比例雖然高達１４６％ ，但債務規模僅３ ３００ 億歐元，只相當于歐元區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的３. ５％ 。如能有效利用歐元區全部資源，希臘債務問題不至于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和整個歐元區的系統性風險。
再從戰略布局的角度看，歐洲的謀劃能力也受到了沖擊。維系金融安全不能單純靠被動防御，也需要主動的謀劃。美國能夠在金融危機后較快恢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發揮了戰略主動，在復雜的全球政策博弈中始終維持著貨幣寬松政策的基調穩定和相對主動，美聯儲通過“量寬”的推出和退出，把對沖職能發揮到了極致，政策安排環環相扣，步步為營，為美國走出危機并強勢復蘇創造了良好條件。而歐洲在債務危機沖擊下，由于各國對應對危機意見不一，明顯缺乏戰略層面的規劃。歐洲央行的政策調整僵化、滯后，對潛在風險明顯缺乏預見性，未能及時充當“最后貸款人角色”。２０１５ 年初，歐洲央行才出臺“量寬”，比美聯儲足足晚了６ 年。
總的來看，金融危機后，歐元區金融安全形勢惡化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銀行業經營不善、歐元區機制缺陷、經濟競爭力不足、戰略謀劃能力不強等是根本原因，但美國因素也起到了外部刺激和雪上加霜的作用，其影響不容忽視。從美國的角度看，美國成功實現了金融風險向歐元區的轉移，這一風險轉移機制的關鍵在于國際貨幣體系，或者說是在通過國際貨幣體系完成的。
對貨幣政治有深入研究的王湘穗教授也強調國際貨幣體系對國家間關系的影響。他認為，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國家間圍繞貨幣形成一種雙重關系：即主權國家與世界貨幣體系之間的關系以及主權國家之間圍繞世界貨幣體系形成的關系。２０ 世紀７０ 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國際貨幣體系進入牙買加體系時代，突出特點是主要國際貨幣匯率自由浮動和外匯儲備的自由選擇。在這一體系中，各國官方機構和投資者自主選擇使用何種貨幣作為外匯儲備和結算工具，一種貨幣的國際地位留給市場決定。但在這一市場中，主要的國際貨幣種類非常有限，美元和歐元是公認的兩大貨幣，占據了絕對的份額，如果忽略英鎊、日元、瑞士法郎等所占份額不大的國際貨幣，美元和歐元之間可以說是“零和博弈”的競爭關系。
美國通過上述各種手段給歐元區制造麻煩，削弱了國際市場對歐元的信心，出現資金向美國和美元產品流動，也就是增加了對美元的需求，結果自然鞏固了美元的國際地位。從圖１ 中可以看出，美元和歐元的國際地位，確實存在“此消彼長”的情況。金融危機后，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比例曾出現短時間下滑，但隨著歐洲金融安全形勢的惡化，美元地位得到鞏固，并且愈加強勢，而歐元的份額則在債務危機后每況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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