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日本人在《專條》中能夠要到“中國不指以為不是”的理據，與李鴻章自陷于“華夷體系”與“條約體系”之混亂的法理泥淖關系密切：“前與駐津美領事畢德格論及各使會議一節，據稱或以非使權應辦之事,或東使謂與各國無干，未便遵允，則亦無甚裨助。且各使即肯公平曲直，未必盡詘彼而直我。平心而論，琉球難民之案已閱三年，閩省并未認真查辦，無論如何辯駁，中國亦小有不是。萬不得已，或就彼因為人命起見，酌議如何撫恤琉球被難之人，并念該國兵士遠道艱苦，乞恩犒賞餼牽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費,俾得踴躍回國，且出自我意，不由彼討價還價，或稍得體而非城下之盟可比。內不失圣朝包荒之度，外以示羈縻勿絕之心，未審是否可行。”[19]無疑，能以50萬兩 “撫恤銀”即可了斷“牡丹社事件”，在李鴻章看來未必不是他外交能力的重要體現；可這一體現的道理性前提，卻恰好構成了日本人提出“中國不指以為不是”之說法的理直氣壯的根據。這意味著，日本在這場事件中，要的或許不是“錢”，而是“理”，尤其是其求之不得、卻又被主動相送的 “理”。事實是，在獲得這個“理”之前，日方所動用的全部心思、手段甚至軍事行動脅迫下的強詞奪理行為，幾乎都是圍繞它而切入、而展開的。那么，這個“理”的確切指向究竟是什么呢？

德川時代的琉球王國，位處中日之間的“兩屬”狀態。[20]然而，在“宮古島民臺灣遇害事件”僅 過去兩個月的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鹿兒島即派人來琉球，向琉球王府通報幕府時期的薩摩藩已更名為鹿兒島縣諸事。同時，答應豁免琉球拖欠薩摩藩的一切債務，并稱琉球人祖先乃日本人，而清朝皇帝不過夷狄，應早歸母邦，速為之圖云云。[21]同年9月14日，當尚泰王所派使臣尚健等謁見明治天皇時，日本方面竟出人意表地宣讀了天皇冊封尚泰為“琉球藩王”并“敘列華族”的詔書。[22]關于日本何以會如此迅速地著手琉球“處分”問題，有日本學者指出“宮古島民臺灣遇害事件”，應該被視為“東亞華夷秩序與萬國公法秩序相互沖突的典型案例”。正唯如此“明治政府才于明治5年合并琉球、設置琉球藩，并進一步否定了琉球迄今在日本和清國之間的兩屬狀態。因為只要立足于萬國公法的單純性原理，那么，琉球是清國領土還是日本領土，抑或‘無主’之地，便只能允許存在一種關系屬性，而華夷秩序眼里的所謂兩屬觀念，在這里并不存在。從這一邏輯出發，琉球漂流民被臺灣住民所害，對日本國民而言便意味著被清國國民所害，清國也就要為此承擔某種法律責任。可這樣一來，清朝把臺灣視為自國領土的觀念究竟根源于怎樣的法理依據，就成了需要回答的問題。明治政府試圖以該事件為契機，來一舉解決纏繞在東亞國際秩序形態上的全部問題，于是明治6年（1873)3月，日本政府便以《日清修好條規》批準為由，向清朝派遣了外務卿副島種臣”。[23]這意味著，臺灣自古以來即屬中國版圖這一自明問題，將被日方推向爭論前臺并準備接受各種角度的“拷問”。

“宮古島民臺灣遇害事件”發生后至明治6年，日本單方面急迫地“解決”琉球所屬問題及其相關行動，似乎都是在為出兵臺灣做鋪墊。但是，如果要移師臺灣，就必須先行證明被殺害的琉球人 乃“日本國屬民”；而琉民所屬關系問題一俟得到解決，日本向臺灣問罪，才有了充足的理由和借口。問題是,如果臺灣是清朝領土，那么，日本的軍事行動,就勢必因侵略中國而引發中日沖突。果如此，不但清朝，那些在東亞地區有著各自利益的歐洲列強，也一定會反應激烈，干涉紛至,致使日本前功盡棄，預謀難舉。于是，如何解構臺灣清屬的法理依據，就成為日本當局須絞盡腦汁、高調發聲的大問題。這意味著，副島種臣來北京交換《修好條規》的行為不過是幌子，其掩藏于換約背后的真實目的，乃在于刺探清廷對臺灣主權認識的虛實。于是就有了前引《日本國志》中副島種臣副使柳原前光與清朝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董恂討論“生番害人”時的那番對話。毛昶熙伊始不承認“蕃民之殺琉民”即等于中國人殺害日本人，因為無論臺灣還是琉球“二島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可由于1872年琉球已被明治政府化為“內藩”，因此,柳原前光“大爭琉球為日本版圖”的用意，已不言自明。然而，當柳原問及“貴國已知恤琉人，而不懲臺蕃者何”時，毛昶熙的蛇足式回話卻讓日方始料不及并如獲至寶，即“殺人者皆屬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窮治”。這便是后來被日本人反復炒作的所謂“化外之民”說。[24] 在“化外之民”之所居被訛為“化外之地”，而“化外之地”即“無主野蠻之地”等系列歸謬下，[25]柳原前光撂下的“我邦將問罪島人，為盟好故使某先告之”等狠話,好像并未有違日本的征剿對象與清朝無關的邏輯預設。然而，如果僅僅一句“化外之民”就可以給日本提供足夠的出兵理由，那就過于低估了日本人的折沖能力。“牡丹社事件”中，日本全權辦理大臣大久保利通，對中國有關臺灣主權的相關記載，似了若指掌，幾若學者然。[25]然而，中方亦同樣理直氣壯：“夫臺灣之事，貴國之兵涉吾土地，中國并未一矢加遺。且生番地方本屬中國。無論事前事后，不待本衙門論及，久為中外所共知”，“臺灣為中國地方，臺灣之內山非中國地方乎?”[26]“查各國所屬邦土，不得以臆度之詞，任意猜疑。各國政教禁令亦不得以旁觀意有不足徑相詰難。中國與貴國修好條規第一條內載兩國所屬邦土，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第三條內載兩國政事禁令,應聽己國自主，不得代謀干預， 不準誘惑土人違犯各語,所言極為切要。夫臺灣地方，本屬中國，不待辯論，久為中外所知。其如何繩以法律及兼轄各廳縣之處，中國本有因俗制宜之政令。如遇有中外交涉事務，當有中國照約查辦。”[27]

在中國歷史上，三國時代與臺灣的人員往來和元朝的對臺建制已自不待言，1688年清朝收復臺灣后始設臺灣府與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隸屬福建省的事實，則尤復不容置喙。[28]在正式統一臺灣前,清廷曾與鄭氏有過多次談判。清廷何以必須收回臺灣，不僅因臺灣世屬中華，而且連當時的臺灣支配者，亦是中國之人。當鄭經提出“茍能照朝鮮事例，不削發，稱臣納貢，遵事大之意，則可矣”等要求時，[29]康熙的回答至為明確：“若鄭經留戀臺灣，不思拋棄，亦可任從其便。至于比朝鮮不剃發，愿進貢投誠之說，不便允從。朝鮮系從未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30]而且，臺灣與清廷和琉球與清廷，在關系的性質上畢竟是有差異的，即前者是中國領土，而后者是朝貢藩邦。唯此，當 鄭經要求“請照琉球、高麗外國之例，稱臣奉貢，奉朝廷正朔，受朝廷封爵”時,康熙堅決不允，認為 “臺灣賊皆閩人，不得與琉球、高麗比”。[31]可在如此歷史事實面前，日使為什么還要對“牡丹社事件”中昭然若揭的對華“侵越”行動持所謂“版圖之義未確，則侵越之名未當。本國斷斷不能承認此鶻突不了之案,而甘受不容之罪”等否定態度呢?又何以將中國隱忍寬容、竭力維和的“不以一矢 相加遺”行為反消為自認理虧的無奈反應呢?[32]這除了能證明學界以往的推察尚略顯淺表外，還極易讓人忽略西方國際法所擁有的解構力量，以及日本人超常發揮這一近代國際關系規則的深層用意。事實是，在臺灣主權問題上，清廷的法理與歐洲的法理并不缺乏可以對話的空間，而日本方面最終也并沒有堅持仿佛已被它認定了的“臺非清屬”結論。

大久保利通的老到，要求他與清廷交涉的第一時間就必須擺出一副理直氣壯的姿態，并在居高臨下的攻勢中展開其看似縝密卻未免牽強的設計。首先,針對清廷所謂“化外不治”者應“宜其風俗，聽其生聚”等說法，大久保的狡辯是：“無律是無國也,此二語奚足以為屬土之征?貴國于土蕃，果有立法治民之權，則其俗必不可縱者有一焉。曰戕害漂民是也。此事土蕃習以為常，無所畏憚。貴國以為嘗有法治之實歟?”[33]在他看來，臺灣是否屬于清國，關鍵要看其有無政教：“茲所辯論兩相抵牾而不合者，由臺蕃屬否之實未判也。要判其實，不得不征該地有無政教。”為什么這樣講呢? “夫歐洲諸名公師所論公法皆云：政化不逮之地不得以為所屬。是為理之公者”，“今只要請教一言，曰不論化之內外，政之有無，未繩以法律之民，未設立郡縣之地，而稱該地在版圖內，抑亦有說也 歟?此是兩國議事吃緊公案。此案未了，所謂悉心同商辦法者,將從何說起?其將何以善將來乎?是以本大臣所以不得已于再三也。附呈公法匯抄一冊，以便照閱，幸垂熟思。抑貴國既指臺蕃自稱以為屬在版圖，而疑我國有犯其權以致節外生枝。所引修好條規統系兩國交際條款。今臺蕃既在中國之外，則絕不與之相涉，況代謀干預一事，本大臣不惟不敢，亦非所愿。本大臣所詢及者，只在貴國政教之實果否施及臺蕃，非問貴國內地之政，焉得謂害貴國自主之權哉！”[34]大久保利通遞呈給中方的《公法匯抄》，[34]無疑為他的以上言說提供了現行而強勢的法理注腳：“茂龍西利氏為公師出于最近時而推重于世者。其言曰：‘……凡稱占有者，尋覓新域已有占據之意向而施以實政之謂也……’又曰：‘各國得有權兼并無人之境及蠻夷之地者，必由開疆辟土教化其民創造其政。凡國之主權,非施于實地則無得焉……若一國廣略蠻土自稱執主權而其實不能開拓管理者，已非生聚之誼,而又阻他國使不得開其地也……故一國雖有掌管邦土之名而無其實者，他國取之不為犯公法。’”[35]大久保甚至干脆直言：“貴王大臣專以修好條規為言，不欲省本大臣所進萬國公法。夫修好條規之與此案不相涉，本大臣業經言之，今不必論! ”[36]這幾乎等于說，在西法的衡量下，不但臺蕃毫無政教且不在中國版圖之內，甚至即便被外國據為己有，也不算違背公法！問題是，中方大臣除了《修好條規》外，似不甚詳于“公法”，且敢直截了當承認之：“貴大臣欲引公法，不據修好條規云云。即以萬國公法言之，貴國舉動是否與公法中一一相合，自有公論。本王大臣未能詳悉泰西公法全書精義，不敢據以問難。”[37]而大久保卻堅決主張以“公法”斷案：“夫兩國遇有爭端，將何以為決?曰事證，曰公法。不以事證，無以為據；不有公法，無以為斷”，“夫管屬之義，由有實政。無實政者，不得為管屬。公法所論,亦經本大臣抄出供閱。貴王大臣乃以未能詳悉為詞，于晤談時又云‘公法專錄泰西事，中國不在其列’等語。蓋有國斯有國法,有萬國相交斯有公法，是理之不可淪者”，“夫公法既不足省,事證既不足據，則兩國爭端，究何所決?”不難發現，中方越不談“公法”，大久保就越發強調之，直至最后將日本對清廷的外交壓迫推向極致方肯罷休：“我國自護我民不得已而有懲番之舉，非可中沮。自今以往，山內山后，將益開辟榛莽，服者撫之，梗者鋤之，以終吾事”，“嗣后縱有千萬辯論，本大臣斷不領教。即有善巧辦法，亦不愿聞也!”[38]然而，大久保表達中最重要的話語，我以為當在“我國自護我民不得已而有懲番之舉”這一句。

不懂公法，顯然使清廷在臺灣主權問題上頻生語塞，攻防失序，這一點已毋庸諱言。[39]隨著爭論的升級和曰方的步步緊逼，臺灣歸屬問題已迅速淹沒了其他所有矛盾和爭執，成為清廷必須全力營救的最大急務。于是，一個戲劇性的變化“及時”地發生于日本的一個暗示中，即接下來將要討論的所謂“兩便辦法”。[40]在臺灣主權問題已受到空前威脅的情況下，聞此暗示，竟使清廷軍機大臣文祥大喜過望，仿佛終于找到了保全臺灣的稻草：“本大臣前因來文內言及兩便辦法之語，意謂貴大臣欲行歸結此按〔案〕，與本大臣從前向柳原大臣所談肺腑之言，及貴大臣初次所言‘專為保全和好而來’之語相合”，“若能平心商酌，有直截了當之語，不只顧全一面，將此事便兩面皆可下場，庶不至與兩便之說相背。亦知貴大臣欲全和好，或不至如本大臣所慮”。而且，當日本方面索要償金的說法一經流露[41]，則中方曾一度強硬的態度，竟旋即丕變：

一、貴國從前兵到臺灣番境，既系認臺番為無主野蠻，并非明知是中國地方加兵。夫不知中國地方加兵，與明知中國地方加兵不同。此一節可不算日本的不是。二、今既說明地屬中國，將來中國于貴國退兵之后，中國斷不再提從前加兵之事。三、此事由臺番傷害漂民而起，貴國兵退之后，中國仍為查辦。四、貴國從前被害之人，將來查明，中國大皇帝恩典酌量撫恤。[42]

從起初的侵越糾彈到最后的自尋“下場”（臺階），且以不知者不怪為由反謂日方侵臺“不算日本的不是”以及“貴國從前被害之人，將來查明，中國大皇帝恩典酌量撫恤”等說法，均表明中方在“牡丹社事件”問題上對日本所謂“我國自護我民不得已而有懲番之舉”的說法，已開始持默認甚至肯定的態度。日本在進入談判程序后口頭上似乎并不認為“兩便辦法”與“屬不屬之論”有何關聯，但一俟補償即行退兵的承諾[43]，卻在保臺問題上給了清廷貌似“失而復得”的巨大獲得感甚至成就感。然而，清廷之所以會有如此反應，除了在“公法”辨爭上自認不敵外，亦不乏軍事實力不及日本的現實憂慮：“議者咸謂日本迥非西洋之比，然有明中葉全盛之時，萃俞、戚、譚、劉之將才，竭蘇、浙、閩、粵之兵力，狼噬豕突,數十年而后定，不可謂非勁敵。其陸戰雖西人亦憚之。臺灣與之鄰壤,形勝扼要，物產豐饒，彼既利欲熏心，未必甘為理屈；而所以敢于鴟張者，則又窺中國之器械之未精,兼恃美國暗中之資助。其已抵臺南各船，均非中國新船之敵，而該國尚有鐵甲船二號，雖非完璧，而已摧尋常輪船，則綽綽有余。彼有而我無之，水師氣為之奪,則兩號鐵甲船，不容不購也。”[44]這意味著，中方即使集中全部精力去應對日本，臺灣亦未必確保，遑論兼顧其他?而對日本來說，琉球的歸屬問題,顯然已在這番折沖樽俎中水到渠成，再無懸念。這幕由日本所導演的“雙蠃”大戲，意味著日本在這場外交博弈中，其實已獲完勝。換言之，中方真正的失守和日本切實的獲取，并不是臺灣問題，而是琉球王國此后的所屬或曰主權問題；而日本在談判中著力最多、辯詞最強的臺灣歸屬案，可能反而是它最不想、也暫無能力解決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并且也直到這個時候，日本人對“屬不屬之論”不再感興趣的表白，似乎并非假話。在被日方用來威壓清廷的“公法”這個邏輯嚴密、前提苛刻和令人難以招架的西力裝置面前，前近代東亞地區的舊規則曾如此困頓不堪，以至清廷在日本人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佯攻下,竟急著去“丟卒保車”，而且在清廷的秤盤上，似乎如此輕重選擇，還蠻劃算。清廷顯然忘記了其如此行為的無窮后患——中國用以連接區域關系長達兩千年之久的“宗藩”紐帶,從此已踏上了 “寸斷之旅”。從這個意義上說，大久保等人為轉移中方的琉球注意力而大行“攻其所必救”策略的超級外交手腕，其終竟收獲到對方的感恩戴德之效和以失為得之幸!不僅如此“牡丹社事件”解決后，沈葆楨、丁日昌等人還率部全力加強臺灣海防，生恐日本再度襲來。[45]可實際上，幾乎從一開始，日本對琉球主權的暗中設計及其行動力度,就遠遠超過了其在臺灣歸屬問題上的公開式論辯。而中方的“懇請互讓”態度和“臺海強固”措施,還反諷地構成了對日本的真實目的和解體東亞行動的暗默式“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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