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將外交與暴力融為一體，其最有效的表現莫過于他追求一種傳統目標的方式，那就是從政治上孤立潛在對手。即使他無法阻止反法同盟的形成（這多半是因為他的最終意圖過于昭然若揭），他仍利用這個或那個同盟伙伴的特殊利益考慮，以延緩盟國部隊會師戰場。1805年，外交代表的活動加上法國大軍向巴伐利亞的火速挺進，使他能夠趁俄國軍隊仍遠在東面數百英里以外的時候，大敗奧地利軍隊。同年12月，在誘使普魯士采取中立后，他戰勝了奧俄聯軍。1806年，普魯士軍隊被殲，英俄兩國袖手旁觀。次年春天，他趁奧地利軍隊尚在準備時，擊敗普魯士殘余部隊及其俄國盟友。1809年，奧地利再次被打敗，與此同時其潛在支持者仍在辯論是否應當前去支援。
如果證明沒有可能阻止兩個或兩個以上反法盟國的軍隊出現于同一戰區，拿破侖仍然能夠從它們的連接點（或可能的連接點）覺察到政治與軍事結合運用的寶貴機會。如果不同國家的軍隊存在于同一個戰場，就會引起伴隨指揮不統一的所有各種困難。1796年第一次意大利戰役期間，他給卡諾寫信說:“一名劣將優于兩名良將。”在圣赫勒拿島上，他又幾乎一字不改地重復了同樣的看法。他以戰略縱深突進打響這場將使他大為出名的戰役，將自己的部隊插進撒丁與奧地利兩國軍隊中間，阻止了它們的會合；接著他采取某些分析家所稱的中央位置戰略，即首先打擊撒丁軍隊，迫其退出戰爭，然后掉轉方向進攻奧地利軍隊。在“百日”期間，他再度采用這種戰略，在布呂歇爾和威靈頓所率兩軍之間的內線作戰，先是消滅普魯士軍隊，然后一迄確信英荷聯軍已被孤立，便對其發動進攻。
對敵對盟軍內部固有困難的利用，也可見于奧斯特里茨戰役，只不過表現形式有所變化且更為復雜。其間，拿破侖利用奧地利希望收復維也納這一點，誘使奧俄聯軍主力（其指揮結構和部隊單位整合得太差，不能進行有效的協作）不去等待正在由北往南靠近的俄奧增援部隊，而是過早發動進攻。此項指揮旨在切斷拿破侖與維也納的連接，反映了政治考慮而非軍事考慮。
拿破侖的戰略總是有明確的政治目的，但至少直到他的統治的最后歲月為止，他一直不讓政策考慮阻絕武力和武力威脅的最有效應用。相反，拿破侖堅信，實現任何一項政治目標的最佳辦法，在于盡可能最大限度地削弱對手的抵抗力。這就意味著首先必須打敗敵軍的主力。奪取要塞、占領地勢或占領敵國首都很少能夠對敵人的戰爭潛力造成同打敗其野戰軍一樣的破壞。一場慘重的失敗造就一種新局勢——在軍事上導致敵人遭受進一步損傷，迫其撤退和投降，在政治上則誘使或者逼迫敵國政府在新的不利條件下進行談判。
拿破侖的戰略計劃（更準確地說他的戰略準備，因為他不喜歡“計劃”這個詞包含的一種固定不變的設計之意）旨在達到壓倒性的戰術決勝，即殲滅戰場敵軍的一場或數場大會戰。在他的那些最大的戰役中，決勝的會戰總是自然地出自對敵方領土的迅速的長驅直入，然而這些推進從不以某個特定的地點為目標，從不是為了奪占一城一地。相反，它們將一支強大的敵軍驅趕得如此之遠，以致后者無法置之不顧，而只得迎戰。拿破侖戰略的目標在于造就決戰或決戰的威脅。戰役本身可以是從一個處于中央內線的位置發動，或者攻占這個位置，那將使敵軍節節敗北，或者采取迂回攻擊敵軍后背的形式，包抄敵軍陣地并威脅其運輸線。……
如果對手在數量上占有明顯優勢，拿破侖就會正面作戰，可能的話選擇在有河流之類天然屏障、從而能夠阻擋敵軍的側翼推進的地形上，與此同時將自己的兵力置于強有力的防御地位，盡可能多地省下部隊當做后備。一旦敵軍全線投入戰斗，后備兵力就變成了大規模突擊部隊，進攻敵軍戰線的一部分，待突破后再攻擊其他部分的側翼和后背。如果拿破侖的兵力與敵軍大致相等或顯著多于敵軍，他就會試圖擴大戰線，以對敵實施側翼包抄，或動用另外一個軍團發動側翼進攻。后者因其更為縱深的突進，有望取得更佳戰果，但隔開幾英里以上的部隊單位互相間聯系和協調不可靠，因而較難如愿。
側翼包抄在當時——或者的確在任何時期——完全不是什么罕見的戰術，拿破侖的對手同他本人一樣明白其威力；正面交鋒則在技術上較容易控制，不可預測性也較小。在這方面，如同在許多其他方面一樣，拿破侖同敵方將領的真正區別，往往在于著重程度和心理狀態的不同。
雖然拿破侖有時保持防守態勢，直到對手全線投入和過度伸展為止，但他偏愛進攻。他討厭純粹的防御戰，深知主動權的重要性，害怕丟失之。然而，無論是進攻還是防守，或是攻防相兼，所有戰役都引起種種復雜的難題：時間和空間的利用，兵力的消耗，敵我雙方的士氣，它們彼此間的資源差異和使命抵觸，司令官的性格和意志等。在19世紀初期，這些問題的解決仍然不僅依靠分析第二手資料，即閱讀戰報和查看地圖，而且也依靠親臨戰地直接觀察，在肉眼所見范圍內現場調遣數萬官兵。部署這些透過炮火硝煙能夠親眼看到的有生力量，壓倒并殲滅能夠同樣親眼看到的對手：這具體和活生生的任務引發拿破侖最為深切的關注，激起他最為強烈的心理和智力反應。他將政治和軍事沖突理解為能夠被人類智慧駕馭的另一種形態的力學（“在戰爭中，時間……是介于重量與力之間的一大要素”），這同他對所涉及的人類情感的認識和利用結合起來，使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偉大的軍人。
拿破侖非凡魅力的影響和對他擁有絕對優勢的信念超出其部隊官兵，及于其各國對手。威靈頓認為，拿破侖一人在場就頂得上四萬士兵。離他可能的所在地數英里的法國部隊奉命高呼“皇帝萬歲”，以便使敵人相信拿破侖正在他們面前。1813年秋季，為各路反法同盟軍隊制定的作戰計劃直截了當地建議：任何軍隊如果正對著拿破侖推進的方向，就立即撤退。克勞塞維茨確信，任何戰爭理論，如果不把指揮官和士兵的心理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包括在內，就不可能成為值得認真對待的理論。他在評價拿破侖的這方面時甚至走得更遠，說拿破侖最偉大的成就不在于某一次會戰或戰役的勝利，而在于1796年時重振了在意大利的軍隊士氣。
拿破侖常勝不敗的原因之一，是他的對手難以理解他的戰法，難以制定出有效的對應措施。他們的琢磨不定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戰爭方式革命的性質。如我們所知，這場革命的大多數重要方面并不在于突然的創新，而在于更普遍更有力地運用已存在了幾十年，或者已在文獻中得到廣泛討論的體制和方法。久而久之，這導致了實質的變化，導致了一種新型的戰爭。不過，開始時人們不無理由地認為，正在發生的無論什么變化只是業已熟悉之事的擴展，因而不要求急劇地調整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兩個事實加強了這一看法：第一，法國人經常被打敗，因而它們應當得到仿效這一點并非不說自明；第二，法國人的某些方法——普遍兵役制、平等選拔軍官甚至系統化的就地征收給養——幾乎與舊制度下的價值觀和情勢完全格格不入。人們相信，采用這些方法意味著改變社會和政治制度，這就使對于它們客觀的軍事分析變得遠為困難。
然而，在那些有眼光的軍事家看來，至少戰爭方式的某些重要方面顯然正在改變。在頭兩次反法同盟戰爭期間，法國人大規模地使用新方法，雖然一度仍不清楚這些方法是否僅系法國政治動亂引起的即時舉措，一旦局勢恢復正常就會讓位于傳統方法。與此同時，其他國家也在實驗，包括改革軍團組織方式，擴大和改組總參謀班子，建立新的軍官教育制度，而且組建輕步兵也風靡很大部分歐洲軍界。拿破侖起初并沒有置身于這一熱潮之外。他在18世紀90年代仍可被視為一名有干勁、有能力、有運氣的將軍，其作戰方法同其他精明強干的指揮官相比沒有很大區別。只是到他開始擔任戰場主帥之后十年，即到烏爾姆和奧斯特里茨戰役時，他的戰爭體系的根本成分才得到足夠的文獻證明和分析，從而被普遍地認識到。
作為對拿破侖的成功的反應，更由于1792年往后近乎連綿不斷的戰爭洗禮，歐洲許多地方的軍事體制都不同程度地現代化了。有些緊密地仿效法國模式，包括新建立的萊茵邦聯軍隊，還有荷蘭和那不勒斯這兩個衛星王國的軍隊；另一些則基于本國傳統，但受到法國挑戰的刺激和影響，哈布斯堡帝國和普魯士的軍隊尤其如此。這些革新必然蘊涵著社會和民政管理的一定程度改變。然而，拿破侖帝國和1807年后的普魯士顯示，最激進的軍事革新不一定像18世紀90年代初期的法國那樣，需要以社會和政治變革為前提，它們可以由一個穩定的、高度專制的政府施加和維持。這一現代化進程的主要例外是英國陸軍。盡管有許多組織變化，它基本上依舊是一支18世紀的軍隊。這個情況所以可能，是因為它規模小，依賴歐陸盟軍和本國海軍，而且除了在西班牙，作戰任務一般都相當有限。 如果說組織體制和戰術方面的現代化蔓延到遠不止法國一國的軍隊（雖然總是不乏革新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激烈斗爭），那么戰略思想和作戰指揮方面的變革卻來得較慢。拿破侖精于作戰指揮藝術，熱衷于殲滅敵軍，而在這方面沒有出現能夠與他相提并論的人。然而，無論在哪個國家，人們都變得更善于運用新的或經過革新的軍事手段，而且在普魯士形成了一種新型的總參謀體制，其成員被配置到各不同部隊單位，在為一套總體戰略方案服務方面享有一定的自主余地。對于分散部署、無法迅速和不斷聯絡的各大部隊間的運動和作戰協調問題，這構成了一個早先的、仍然比較原始的解決辦法。這些發展的結果在于，到拿破侖決定入侵俄國時，他的潛在和現實的對手已開始得益于戰爭方式的革命。拿破侖在一些年里享有的絕對優勢已經悄然衰減。
以往幫助了他的觀點，如今已開始對他產生不利效果。作為一名青年，他已經設想到打擊敵人力量中心的威力。一旦敵軍主力被擊敗，或是敵人的政治經濟中心被占領，其他一切就很可能大勢所趨，不在話下。他還認識到，達到這些目的的最可靠手段，在于組建盡可能最強大的武力，并且將其集中運用于核心目標。這兩項認識既準確地辨識出了政治和軍事現實的某些方面，同時也并非偶然地反映了他自己追求征服和絕對統治的強烈的心理沖動。
但是，這些洞察不現實地將他的戰爭選擇范圍局限于這么一種沖突：以盡可能最大的武力來發動和進行，以達到盡可能最大的目的。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難得只需要全面戰爭，但拿破侖卻將為有限目的而打的有限戰爭排除出他的政治軍事體系。由此，他不僅縮小了自己的選擇余地，還被頻頻地驅入戰爭，這些戰爭超出了甚至是帝國的資源所能，刺激他的對手做出非凡的抵抗努力，并且最終無法在戰術、戰略和政治上打贏。
從戰略上看，拿破侖的好大傾向除了力所不及這一根本缺陷外，還造成了兩個嚴重弊端：他的指揮體制曾在意大利北部和中歐運行良好，但由于半島戰爭和侵俄戰爭的重負，連同1813年往后與重新構建起來、力量愈益強大的反法同盟交戰的重負，開始搖搖欲墜，毛病百出。反過來，這些緊張和失敗又導致他的軍事決策與政治決策之間、軍事措施與政治措施之間的關系失去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