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國接受美國及其盟友在沒有其參與的情況下起草的世界貿易規則。

第二次冷戰的另一個受傷者是全球“基于規則的貿易體系”，如果這些規則是由美國及其盟國在TPP談判過程中起草的，中國將被排除在外。奧巴馬政府聲稱，為了參與TPP和TTIP將創造的跨國市場，中國可能會被迫采取更自由的規則，這是荒謬的。

首先，TPP主要由美國和日本組成，這些國家已經與中國經濟有著深厚的聯系，還有一些小型經濟體，這些經濟體也與中國存在大量貿易。至于跨大西洋TTIP，美國和歐洲渴望接觸中國勞工，消費者。

在二十一世紀初，美國、歐洲和日本在沒有中國參與的情況下“鎖定”中國，并迫使其數十年或幾代人都服從貿易和投資規則，這根本就是一種幻想。按購買力平價（PPP）衡量，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在未來十年左右的某個時候，它很可能會在其他領域超過美國。盡管從發展中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轉變的增長速度將放緩，但中國將保持比美國或其歐洲和亞洲發達國家盟友更高的增長速度。

根據普華永道估計，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2050年將達到58.5萬億美元，而美國的這一數字為34.1萬億美元，日本僅為6.8萬億美元。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和日本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可能仍將比中國高，其人口構成中產階級消費者和工人的比例也會更高。但只有對中國實施挑釁和恐嚇才能抑制其經濟的穩定增長。

2015年，當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為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競爭對手時，奧巴馬政府向美國的盟友施加壓力不要參與。盡管如此，英國還是帶領歐洲國家與亞投行的合作。正如新加坡的基肖爾馬布巴尼當時在一篇題為“ 為什么英國加入中國銀行是美國衰落的跡象 ”的文章中寫道的那樣，

“美國無法再主宰世界歷史。新大國崛起了，與大多數其他中等國家一樣，英國人決定對沖他們的賭注，同時與中國以及美國開展合作。這也是一個生存問題，如果倫敦不服務于中國崛起的金融和經濟，它可能會在21世紀中陷入困境。因此，英國人別無選擇，只能與中國合作。”

對背信棄義的阿爾比翁來說，真正的真理也適用于大多數美國的軍事盟友，不要指望美國的歐洲盟國犧牲他們與中國在商業關系中的利益，日益增長的軍事力量不會立即威脅到他們，他們曾經度過蘇聯紅軍占據半個歐洲的冷戰期間。中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旨在把遠在西歐的國家整合到一個新的泛歐亞經濟體系中，這一倡議注定會在歐美經濟聯盟中被逐漸接受，因為歐洲國家自身的經濟利益，以及其海外市場和海外勞動力市場的萎縮或緩慢增長。

3）俄羅斯默許美國和北約在其邊界的永久軍事存在，將克里米亞送還烏克蘭。

在歐亞大陸的另一邊，美國也可能被迫從冷戰的目標中羞辱的退出，因為目標目前無法實現。

作為在柏林墻倒塌后爭奪全球霸權的一部分，美國宣稱“勢力范圍”的觀念已經過時。2013年奧巴馬的國務卿克里宣布：“門羅主義時代已經結束。”

真的嗎？ 公平競爭？ 如果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抵達俄羅斯邊界是合法的，那么俄羅斯的新基地是否也可以接受呢？美國是否可以不反對中國和墨西哥結成軍事同盟，讓中國在美墨邊界建設軍事設施、讓中國軍艦在墨西哥灣挑釁性自由航行？ 美國的所有鄰國，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曾被美國入侵過，因此中國可以聲稱其建立北美軍事聯盟純粹是防御性的。（注：哈哈哈哈）

無論是過去還是將來，美國都會發現“勢力范圍”是個好工具，美國全球霸權的倡導者經常將大國之間的非軍事化區域與墊腳石之爭等同于征服。作為避免沖突的一個技術手段，像比利時和瑞士這樣的非軍事區和中立國家在國際外交中一直很重要，十九世紀的美國和英國作為軍事競爭對手，在俄勒岡地區分享了幾十年，使大湖非軍事化并就“中美洲運河”開展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丘吉爾向斯大林建議，蘇聯戰后應該在羅馬尼亞獲得90％的影響力，在保加利亞獲得75％的影響力，而英國將與莫斯科分享對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影響力，并擁有對希臘90％的有影響力。造成第一次冷戰的原因不是蘇聯人在1945年后的邊界附近缺乏進攻力量，而是他們在整個東歐建立了共產主義政權，加上其高度的軍國主義和反西方外交政策。

美國通過尊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范圍保持冷戰初期的低調，拒絕在紅軍擊潰德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叛亂時進行干預。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肯尼迪政府堅持要求蘇聯撤出古巴的核導彈，并同意從蘇聯邊界附近的土耳其移除北約導彈，從而解決了僵局。

美國和它的歐洲盟友實際上已經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承認了俄羅斯的勢力范圍。俄羅斯不可能將克里米亞送還烏克蘭，好比美國把德克薩斯和加利福尼亞歸還給墨西哥。烏克蘭代理人戰爭的任何長久解決，將基于對親俄羅斯地區的部分協商自治和烏克蘭的整體中立化。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政治制度里，俄羅斯和中國都不可能接受美國在其邊界附近的軍事設施和行動的合法性。在東亞除了持續沖突的唯一選擇，就是協商中立和權力分享。

在“失敗”迫使我們這樣做之前，美國應該放棄冷戰之后注定的全球霸權，并不再挑起第二次冷戰。應該像哲學家約翰·格雷所描述的那樣，在不同社會背景下按不可類比的價值觀劃分地緣政治的不同版本，或稱為“暫行架構”（modus vivendi）。

一個全球性的“暫行架構”可能會有一些過去在大國協調和外交方面熟悉的特點。會有軍控的企圖，但不是完全的裁軍，因為每個大國都有權維持對其防御至關重要的基本武裝力量。

在新的“暫行架構”中，勢力范圍和非軍事區將成為外交談判的合法對象，以減少大國之間的緊張關系。小國和弱國可能會因其獨立性的限制而感到不安，因為這種協議是強加的，但在一個無論國內政府模式如何、總是基于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支配的世界中，這種不適無法避免。

在經濟政策方面，有一個實用方法來代替無法實現的宏偉設計。全球經濟是不可能由一套單一規則（自由主義或其他方式）來管理的，在各種情況下和發展的各個階段水平下，所有國家都從未采用過單一的經濟模式。

在冷戰時期，美國，社會民主瑞典，法國，經濟民族主義日本，實行進口替代的保護主義拉美國家和中東封建撒克遜政府成為地緣政治盟友。在冷戰結束后的一代中，所謂的支持自由資本主義的華盛頓共識一直被東亞成功國家所忽視。華盛頓共識不會被北京共識所取代，而會被經濟多元化所取代。如果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發現他們的國家經濟利益更適合雙邊主義和小眾主義，就沒有理由對放棄全球經濟單一規則表示惋惜，這個烏托邦的吸引力從來沒有超出技術專家，游說者和學者的狹隘圈子。

至于價值觀，美國人不需要成為道德或文化相對主義者。個人和私人組織可以改變所謂的普世價值觀（無論是以后現代世俗自由主義或福音派新教的形式）， 美國的國家利益也并不需要美國政府把拒絕分享它們的國家視為非法政權。

簡言之，當真正的美國利益和有益的同盟關系處于危險的時候，美國應該對中國、俄羅斯或任何其他國家進行有力的防御。但把美國的國家利益與對手們拒絕“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劃等號是愚蠢的，美國的盟友們不太可能為捍衛美國的利益而努力，只有平衡其資源和承諾，美國才能幫助世界從新冷戰回到新的冷和平。

原載于美國國家利益雜志2018年5-6月號，譯/學術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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