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怪以色列成為一個與其資源人口數量完全對不上的“創新國度”。到以色列，我們才知曉那些名滿天下的硅谷超級科技公司，從微軟、Intel、蘋果、Google、到Facebook，無一例外都在特拉維夫設科研中心。

在以色列研發出來的、真正稱得上改變人類生活的關鍵技術，足可列出一張長長的清單。再問一次人家憑什么？憑人的智慧和永不枯竭的那股勁，看來這個民族把對神的信仰轉化為對人的知識和能力的信念，敢于在已知知識的基礎上探索未知。

倘若問以色列創業人群怎樣看未來？“明確樂觀”絕對占據主流。否則，為什么老挑別人不敢想不敢碰的事情做？前面探路的成功鼓舞著后人，更多人就相信不確定的未來機會無窮。

4、百無禁忌想、腳踏實地干

第二次訪學就在前不久，我們幾位老師、同事和校友，自行組團到美國看創新。

事情緣起2015年在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辦過一個論壇，請到一家中國創投公司的創始人王煜全，介紹他們在美國投資科創項目的經驗。他還請來一批美國科創公司的企業家和科學家，現場說法、演示、答疑，一起討論王煜全概括的“美國積木式創新”，讓參會師生大開眼界。

此后我的一位同事薛兆豐教授躬逢其盛，參與組織了積木式創新的訪學之旅，并發表他與煜全合著的《全球風口——積木式創新與中國機遇》，詳述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拜杜法案”，怎樣與其他經濟法律制度和政策配合，一起促成聯邦科研基金、非贏利大學、教授與博士、各路創投資本、企業家等等資源有效組合，在極不相同的技術經濟方向上創新，以及對中國制造業和中國創新的意義。

我是全程聽了那個論壇的發言，也全文拜讀過王、薛兩位的新著。多年習慣，凡聽得有意思的，最好能實地看一看。知道今年他們還組織“積木式創新的深度考察之旅”，報名成行，與三十幾位同有此項偏好的同事校友一起游學兩周，剛回來不久。

所謂積木式創新，要點是打通科學象牙塔里的“想法（idea）”與產品、市場、產業之間的經脈。所以此次游學，基本就在舊金山灣區與波士頓走廊，圍著兩家知名大學打轉轉。

過去是來過的，也聽過斯坦福大學的校訓“讓自由之風勁吹”以及MIT的校訓“動腦又動手”。原來不知道的，是美國最好大學的思想能量，早就越出本來也不設圍墻的校區，與市場和產業精銳部隊，打成一片。

還是舉幾個印象深的實例，回答在前沿做事的人怎么看未來。

先說Xcor，從洛杉磯往北約90英里處，一片半沙漠地帶里看到豎起一座“通往太空的門戶”，那就是莫哈韋航天航空港（MojaveAir and Space Port）了。

Xcor是設在此地的一家科創公司，研制垂直起降、可往返太空飛船的發動機。毫不起眼的倉庫式廠房里，40來位科學家和技工已經忙了十幾年，除開預售過一批太空游機票（每位9.6萬美元，真有美國人來買單），Xcor連一分錢的進項也沒有，就靠投資人燒錢研制著一個型號又一個型號的太空發動機。

我們見到的那些樸樸實實的家伙們，究竟怎樣想未來？據說在莫哈韋小鎮上聚集著一幫太空迷，基本共識是地球不堪人類負擔，要為太空移民未雨綢繆、早做準備。先向火星移民200萬吧，那不過是一個初級目標，可真要實施，還不得天天向太空發定點班車（船）？于是才要“可往返使用的太空飛機”，才要過去根本不可能有的太空發動機。

再說HyperLoop One，立志要造超級高速列車，構想把一個大管道里的空氣抽干凈，讓列車在真空狀態下由磁懸浮技術推進，時速可達每小時7-800公里！

當我們在洛杉磯市中心一個滿墻涂鴉的街區找到這家公司時，她的CEO干脆利落用半個多小時簡報了他們的夢想、進展、成就與希望。聽起來總共融得不過1億多美元的資本，就要干一票如此驚天動地的大業。

據說在拉斯維加斯沙漠里的測試已通過，也有找上門來的客戶下了訂單。前程一片光明，幾十位工程師干得熱火朝天，很多人不領工資——其實要領也沒有——而是把工時折成公司股票，“萬一成了呢”？

這兩檔事的未來大不確定。問題是干的人不知道嗎？為什么還冒得出來那么“離譜的想法”？也不覺得上太空、超高鐵這類事只有“國家”去想才合適。

人家百無禁忌，“國家（nation）觀”與我們也不大一樣，里面含著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國民，絕不單單只是“政府”，更不僅僅只限“官人”。百無禁忌想，還能動員一群人踏踏實實干，七八年、十來年就撂在那件事情里了。

這后面沒有薛兆豐在游學中屢屢強調的“制度”，當然完全不成。不過人們怎么想未來，似乎更是隱性的根本，要是沒有明確樂觀看未來，那些個錢財、人力物力的，干什么不好吶？

我們還看了一家叫Witricity的公司。創始人是MIT的物理學家，他的研究支持無線充電，從大學得到專利授權，找來創投資本和管理人就創立了這家企業。

現在他們的實驗室產品可以拿得出手看，但見一塊充電軟墊上，放幾部手機、筆記本電腦上去，立馬自動充電，連一根電線也沒有。電動車充電就不再需要建電樁。更妙的是，透過人體可以給體內的心臟起搏器之類充電。公司架構也有意思，教授做學術顧問，企業家管公司，各方分享股權。

波士頓附近還有一家公司1366，研制太陽能硅片。現行技術是把硅塊切成薄塊，貴重的硅材料在切割中要損失一半。新技術可以一次成型薄硅片，再也無須切割，成本省一半，使太陽能發電接近火電的價格。

我問CEO，你們量產的時候，會不會考慮到中國去制造？他說不會，已在紐約州北部選址建廠，但生產出來的硅片會運到珠三角組裝，再送向市場。

王煜全最早投的Wicab在威斯康星，公司老總專程到舊金山給我們作介紹。他們發現，人并不是用眼睛“看”世界，而是通過眼睛把外部圖像信息傳輸到大腦，然后在大腦成像。根據這個原理，盲人只是接受信號的眼睛出了問題，但只要他們的大腦成像功能還在，就可經由別的途徑輸入信息，重見光明。為此他們發明了一種設備，讓盲人含在舌頭低下（“電子棒棒糖”），另辟蹊徑把圖像信號輸入大腦，讓盲人看不了也能見！

路上帶著布賴恩·阿瑟的《技術的本質》，不是易讀的一本書。不過跟著看了十多個科技項目后，覺得明白了一些。

何謂新技術？就是“針對現有目的而采用一個新的或不同的原理來實現的技術”。

那什么是“原理”？“就是應用某種現象、概念或理念”，而技術不外就是“概念的物化”。

更好懂的是，“新技術是由社會需求形塑而成；它們主要來自標準域外的經驗；它們更容易伴隨展示交換的過程產生；它們經常在網絡中得到促進”（中譯本，第120頁）。這不正是此次游學我們天天見到的嗎？

探究這些從事創新活動的美國人看未來的態度，他們一律相信科學原理可被發現，可被應用，而人類的種種難題，總有希望解決——“明確樂觀”撲面而來！

5、讓務實的明確樂觀抬頭

回頭再議蒂爾先生認定中國人“明確悲觀”的根據。

我認為他找到最靠譜的理由，不是漫長文明史留下的思維定式，而是向前看不到明朗的前景。請看如下議論：

“對中國來說，最容易的發展方式就是不斷學習已經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模式。中國現在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使用更多的火電，建更多的工廠和摩天大樓。由于人口數量巨大，資源價格不斷攀升，沒有什么辦法能使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完全趕得上世界那些最富有的國家，中國人也知道這一點”（《從0到1》，第87頁）。

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現存技術，以10億人口計數的中國，要想都過上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資源和環境都支持不了。早有這么一說：全世界都要過上歐洲人的生活，需要三個地球；要都過上美國人的生活，需要五個地球。可是，哪里有三五個地球？結論是不可能，這才是中國人“明確悲觀”的真正由來。

要害是照搬、仿制支持現有發達生活的技術，幾億人或許行，十幾億人、幾十億人斷然不成。環境已經發出了警告。倘若把經濟開發的環境成本全部“內化”為價格，那么現代享受對多數人口注定貴不可及。

誰能勸說人們安于“耕地靠牛、點燈靠油”的傳統生活呢？繼續向前現代化，要承認現存技術再先進也還不夠先進。欲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現代化需求，研發不能停、創新不能止。

要讓中國人——還有非洲人和其他人——普遍明確而樂觀，從0到1尚不夠，還要有能耐把不斷冒出來的1，在環境支持限度內擴展成為N——可不是小數目的N，而是10億、13億、30億。

如果我沒誤讀，這也是《富足－未來比你想得還要好》一書的中心觀點。此書作者彼得.戴曼迪斯是工程學背景的哈佛醫學博士，又是美國商業太空領域的領軍人物。帶著他這本書在游學路上邊看邊議，堪稱絕配，值得推薦給各位一試。

看來我們要面對一個閉環。明確樂觀的未來觀，是一切經濟、科技革命行為者的精神前提；可是只有當最神武的科技展示出多數人也可以過上富足生活的現實前景時，人們才可能普遍對未來抱有積極態度。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呢？老問題要新解，我們在游學中感悟到一點，愿意拿出來與大家分享：

創新創業的最優主體既不是超大組織里所有人，也不是單槍匹馬的先知先覺。最優創新組織是不大不小的“群”——同氣相求容易達成共識，互相欣賞、互相切磋、互相鼓舞，組織成本不高就形成一致行動。群與群交互作用，行動出正果，就可以感染更多人群。這像生命一樣，能夠無中生有，是起于“一鍋原生濃湯”，活躍分子湊到一起，悶在一塊，高頻互動，直到長出一個新結構。從這點看，革命、改革、建設，在發生學上是一樣的。

最后，小結幾點分享。

一是發達經濟體的前沿創新值得關注，中國人大可從中淘寶。

二是想法比資源重要，因為每個時代的可用資源皆由想法決定。

三是敢想敢做極有意義，而相信未來更好，是敢想敢干的前提。

四是創新創業人群要主動對沖彌漫周遭的各種焦慮——增長焦慮、轉型焦慮、教育文化焦慮、還有講不明白的焦慮。

都有道理的吧，但僅憑焦慮殺不出重圍。要讓務實的明確樂觀在中國抬頭，先從創新創業的人群里開始吧。

作者：周其仁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來源：作者在聯想之星WILL 大會上發表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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