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睦仁天皇制定了對外進行擴張和侵略的國策，這種策略就是凌駕在鄰近國家之上，就是要失之俄美，取償于亞洲。

1887年初，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的小川又次大佐，制定了《征討清國策案》。這個作戰(zhàn)方案以5年的準備時間為限，預計在1892年就完成對中國的作戰(zhàn)準備。

20世紀90年代以來，甲午戰(zhàn)爭偶然發(fā)生說在日本盛行。如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高橋秀直和日本熊本大學法學部大澤博明等都出版著作支持“偶發(fā)論”。他 們主張：第一，甲午戰(zhàn)爭是由于偶然因素爆發(fā)的非計劃、非預謀的戰(zhàn)爭；第二，日本政府出于內政的原因，或者說是偶然的陰差陽錯，才不得不開始了并不希望發(fā)生 的甲午中日戰(zhàn)爭。

然而，日本的史料卻充分證實：日本侵略朝鮮和中國的戰(zhàn)爭準備，是從明治維新之后，就開始有策略、有規(guī)劃、分步驟、多層面地予以實施的。

“失之俄美，取償亞洲”

16世紀以后，豐臣秀吉是日本大陸政策的首倡者。1823年，佐藤信淵所著的《宇內混同秘策》認為，日本是乃皇國、神國，而神國理應統(tǒng)治世界各國。他在書中提供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國的具體計劃是：先取滿洲，再征服整個中國。

此后，吉田松陰在《幽囚錄》中說“割取朝鮮、滿洲，并吞并中國，所失于俄美，可取償于朝鮮滿洲之地。而橋本左內則更是主張“如不兼并中國、朝鮮的領土，日本就難以獨立”。

1868年1月，日本天皇專制政權建立。2月8日，睦仁天皇首先在《外交布告》中宣稱：“大力充實兵備，使國威光耀海外萬國”。并在半年時間內，連 續(xù)3次大肆宣揚“開拓萬里波濤，宣布國威于四方”。天皇的言論充分表明日本近代政權剛建立，就制定了對外進行擴張和侵略的國策，這種策略就是凌駕在鄰近國 家之上，就是要失之俄美，取償于亞洲。

1879年至1880年，日本參謀本部派遣的軍官和特工通過對中國的偵察研究，匯總為六冊的《鄰邦兵備略》和《支那地志》。與此同時，日本陸軍也制 定出第一份《對清作戰(zhàn)策》的報告。其內容是派遣3個師團占領大連灣并襲擊福州。然后，“一舉攻克北京，迫訂城下之盟”。這是近代日本制定的第一個侵略中國 的作戰(zhàn)計劃，距離中日甲午戰(zhàn)爭的爆發(fā)整整15年。

1887年初，時任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管西局）局長的小川又次大佐，在兩次秘密偵察中國大陸和聽取諜報人員的匯報后，又制定了更為全面的《征討清 國策案》。提出趁中國現在還沒有覺醒，先“斷其四肢，傷其身體，使其不能活動，方可保持我國之安寧，以維持亞細亞之大勢也”。并在作戰(zhàn)計劃中明確指出： “欲使清國乞降于陣前，以我海軍擊敗彼之海軍、攻陷北京、擒拿清帝，是為上上之手段。

這個作戰(zhàn)方案以5年的準備時間為限，預計在1892年就完成對中國的作戰(zhàn)準備。因為“莫如在歐洲諸國未侵入之前，先行確定統(tǒng)轄彼邦之謀略”。

這個作戰(zhàn)方案還提出：日本占領中國后，“則要將自山海關至西長城以南之直隸、山西兩省之地、河南省之黃河北岸、山東全省、江蘇省之黃河故道、寶應 湖、鎮(zhèn)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紹興府、寧波府東北之地”，以及東北“盛京蓋州以南之旅順半島”、“浙江舟山群島”、“澎湖群島和臺灣全島”，以及 “揚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全部“劃歸為本邦版圖”。然后再將中國大陸分割為大小不等的五個小國，指定既有影響，又聽從日本指揮的人做國王，分而治之的 目的是有利于日本的管理和統(tǒng)治。

通過《征討清國策案》，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制定的作戰(zhàn)方案，不但是一個侵略中國的作戰(zhàn)計劃，也是一個殘酷分割和滅亡中國的計劃。

我們把日本陸、海兩軍制定對中國作戰(zhàn)計劃相聯系比較，就完全可以證明：早在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就計劃要和中國開戰(zhàn)，并且已經開始有組織、跨兵種、講協(xié)作，廣泛深入地討論過對中國開戰(zhàn)的構想。但是，1887年，中國的北洋海軍還沒有正式成軍。

1890年3月，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強調日本一是保衛(wèi)國家的“主權線”，二是保衛(wèi)日本的“利益線”。他公開叫嚷，誰妨礙了日本的利益，日本就會毫不猶豫地動用武力來保護日本的利益。所以“兩線論”成為日后日本對外擴張的理論依據。

1893年，日軍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中將以旅游為名，親自帶人前往中國實地察看，掌握第一手資料后，川上操六在他的筆記中寫道：“確信中國不足畏懼，增強了必勝的信心。”由此可見，日本擴軍備戰(zhàn)基本就緒。下一步關鍵是找一個合適的理由即可對中國開戰(zhàn)。

“一舉攻克北京， 迫訂城下之盟”

根據天皇對外擴張的諭令，維新后的日本政府便緊鑼密鼓地堅持“脫亞入歐”，推行弱肉強食；明確“取償于東亞”的目標就是進攻大陸：要占領、滅亡朝鮮和中國。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日本舉國上下全力以赴從各方面加快擴軍備戰(zhàn)。

加快海軍建設。日本明治天皇登基不久，就發(fā)布諭令：“海軍為當今第一急務，務必從速建立基礎”。因此，日本首先制定了海軍20年造60艘軍艦的發(fā)展 規(guī)劃。為籌集海軍經費，日本天皇帶頭捐款，并決心連續(xù)6年，每年捐出皇室經費30萬日元用于海軍建設。官員最多的每月拿出薪俸的15%捐給國家。海軍經費 急劇增加，與1881年比，1887年海軍經費增加了200%。

為了提升技術含量和戰(zhàn)斗力，日本專門聘請法國的艦艇設計專家，針對中國的定遠和鎮(zhèn)遠兩艘鐵甲艦不斷地創(chuàng)新設計，制造了三景艦，其中松島艦大炮口徑為 325毫米，超過定遠20毫米。日本堅持“年購大艦”，海軍艦隊的噸位，由原來的不足18000噸增加到甲午戰(zhàn)前的70000多噸，超過北洋海軍 30000多噸。

擴充兵源，變革軍制。1878年12月，日本政府在擴軍備戰(zhàn)的基礎上，又進行了重大軍制改革。主要內容是廢除陸軍省參謀局，設立陸軍參謀本部，直接 聽命于天皇，以利于軍令的快速實施。參謀本部下設管東局和管西局，前者是負責詳細調查編制日本國內東部地區(qū)的地理、地勢，并兼顧庫頁島、中國東北和西伯利 亞等地；后者負責調查編制從朝鮮至中國沿海的地理位置、地勢走向，皆為“有事之日”做準備。

1879年10月，日本政府修改《征兵令》。新的《征兵令》實施，極大地擴充了日本的士兵來源，增加了可作戰(zhàn)兵力，是典型的軍國主義。

擴充兵源后，日本又大力引進先進的軍事體制。1885年，在陸相大山巖的懇請下，時任德國參謀總長毛奇推薦麾下的麥克爾少校出任日本參謀本部顧問，并在陸軍大學講授兵學。麥克爾講授的有關兵站之組織、軍資運輸在作戰(zhàn)上的運用等問題，使日本陸軍又向近代化邁進了一大步。

為了提高軍隊的機動能力，日本還公布了一連串的相關法規(guī)，把陸軍和海軍軍令機關的關系明文規(guī)范化，使之成為日本天皇的最高智囊團隊。至此，日本軍事體制近代化的改革與新建基本實現。

此外，日本還積極研制和開發(fā)新式武器彈藥。1884年，大阪兵工廠制造了口徑7公分、射程5000米的鋼銅野炮和射程3000米的山炮；不久，又發(fā)明了9厘米口徑的臼炮，把原來置于板上便于拉載的炮，改裝于炮車之上，停車的同時即可發(fā)炮，大大提高了這種炮的殺傷力。

1891年，日本工程師下瀨雅允經過幾年的努力，終于配制成苦味酸為主要成分的烈性炸藥，其燃燒性能極強，在水里、鐵板上均可燃燒，而且產生的煙霧為有毒氣體，在甲午戰(zhàn)爭期間，都為日本陸、海軍所使用。

同時，日本多次派間諜特務來中國搜集各方面的情報，制定和不斷修改侵略中國的作戰(zhàn)計劃。

1888年12月，北洋海軍在劉公島剛剛建立，日本海軍大尉關文炳就被派往威海衛(wèi)及劉公島，對北洋海軍基地及榮成、文登、乳山及煙臺等膠東半島沿海港灣沙灘進行了2個多月的詳細偵察。甲午戰(zhàn)爭期間，日軍在榮成龍須島登陸取得成功，皆靠日本間諜實地偵察提供了準確的情報。

強化侵略擴張，借名發(fā)動了甲午戰(zhàn)爭

為使日本國民擁護政府對外侵略擴張的國策，日本政府首先從教育著手。日本政府及其御用學者首先提出：日本是皇國，皇國就是神國，神國就應該統(tǒng)治全世界，這是上天賦予的使命，并把這些觀點和思想灌輸給日本國民。

1882年，日本就在東京九段建造靖國神社，祭祀戰(zhàn)爭死亡者之靈魂。同年，日本又以天皇的名義公布了“軍人敕諭”，強調軍人的武士道精神就是首先忠誠于天皇，進而使軍隊成為軍國主義的有力器具。

1888年制定《軍隊內務書》，徹底強化兵士必須服從的精神教育。宣揚“日本刀”、“日本魂”，大力鼓動日本軍人為侵略擴張戰(zhàn)爭而獻身。

1894年初春，在朝鮮爆發(fā)東學道農民起義之初期，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與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就予以密切關注。4月2日在陸奧外相官邸，陸奧宗 光、川上參謀次長和外務次官林董三人，“私底下協(xié)議，出兵朝鮮驅逐中國的勢力，把朝鮮置于日本控制下之計劃”。自此，日本外務省、參謀本部與日本駐朝鮮使 館之間就有了頻繁的聯系和活動。

進入初夏時節(jié)，東學道起義軍聲威大振，朝鮮政府請求清政府派兵協(xié)助鎮(zhèn)壓。日本認為時機難得，于是引誘清政府一步一步走進預先設計好的圈套。

日本政府在6月2日就作出了要出兵的決議，并得到天皇的裁可。當晚，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外務次官林董和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中將等人在外務大臣 官邸開會商定，日本這次出兵的數量一定要以絕對優(yōu)勢壓倒中國。他們決定派大島義昌少將率領一個編制在七千至八千人的混成旅團開赴朝鮮，并下令日本海軍組織 聯合艦隊同時開赴朝鮮。

6月23日，日本樞密院緊急召開會議，決定對中國發(fā)動戰(zhàn)爭。日本自6月下旬至7月中旬，圍繞如何尋找借口開戰(zhàn)，展開了一系列的狡猾外交，對朝鮮進行 威脅與利誘并用；對中國盡量拖延時間，麻痹意志；對俄國、英國則是利用挑撥離間的手段，一邊麻痹和壓制俄國，一邊靠近并拉攏英國，確保英國不會干涉與中國 的開戰(zhàn)。

7月25日，日本海軍在牙山附近的豐島海面，對護航的中國艦隊及運兵船實行突然襲擊。運兵的高升號被擊沉，船上871名官兵壯烈殉國。同一天，日本陸軍在牙山也突然對中國陸軍開戰(zhàn)。

無疑，甲午戰(zhàn)爭是日本明治政府經過26年的精心籌備，搶在中國的洋務運動還沒有取得明顯成果之時，趁西方列強“沒有遠征時機及實力之際”，巧借“歐洲各國相互警戒”，伺朝鮮東學道起義之時出兵朝鮮，以武力達到其突然占領朝鮮和對中國開戰(zhàn)的目的，并取得成功。
作者：戚俊杰（作者為山東省歷史學會副會長，山東省甲午戰(zhàn)爭專業(yè)委員會主任，中國甲午戰(zhàn)爭博物館原館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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