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方面，從古典西方和現代西方之間的自由主義的繼承性和斷裂性的視角來看，阿馬蒂亞·森認為西方的現代自由主義和古代自由主義是有根本區別的。自由主義的一個基本命題是：“所有的人都享有個人自由對一個良好社會是重要的?！边@個命題可以看作是包含了兩個具有不同意義的分命題：
（1）“個人自由的價值。個人自由是重要的，在良好的社會中應該確保每一個‘算數’的人都享有它。”
（2）“自由的平等享有。每一個人都‘算數’，向一個人提供的自由必須向所有人提供。”這兩個命題的合題“個人自由應該在共享的基礎上向所有人提供”才是現代自由主義的真義。與自由主義連鎖的另一個命題是：“只有在寬容的基礎上所有的人才享有真正的個人自由”。
這里也包含了兩個分命題：
（1）“寬容的價值。對不同人的多樣化的信仰、承諾和行動，必須寬容?！?/p>
（2）“寬容的平等應用。對某些人提供的寬容，必須合理地對所有的人提供（除非對某些人的寬容會導致對其他人的不寬容）?！爆F代自由主義具有以上兩個基本特征，而古代自由主義則只有上面第一個特征。阿馬蒂亞·森認為早期西方著作只是揭示了自由主義的第一個特征，即只是“現代民主和自由思想的根源，而不是其完整形態”。雖然“在特定的西方經典作家（例如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我們確實能找到的是對構成現代西方政治思想完整概念的某些組成部分的支持。但是對于這些組成部分的支持，也可以在亞洲的傳統中找到?！北M管“亞里士多德寫了很多話來支持第一個命題，但由于把婦女和奴隸排除在外，他在捍衛第二個命題上幾乎沒有說什么?！?/p>
阿馬蒂亞·森說，“事實上，以這種形式（現代自由主義）來提出平等是相當晚才出現的?！?森認為現代自由主義大約是在歐洲啟蒙運動以來才逐漸形成的，因此“由于歐洲啟蒙運動和其他相對較晚的思想發展而成為常識、并得到廣泛傳播的那些價值觀念，并不能真正地看作是古老的西方遺產——數千年以來實際存在于西方的文化——的一部分?！比欢鞣降默F代自由主義者卻熱中于把現代自由主義擴充延伸至西方的古代，有“一種嚴重的從當今‘向后’推理到古代的趨勢”。阿馬蒂亞·森對此表示嚴厲批評。
第二方面，從自由主義的建構性要素（包括自由主義的第一命題和第二命題）來看，阿馬蒂亞·森認為古代亞洲也和西方一樣，存在著自由主義的第一特征?！敖^對不要把存在這些要素，混淆于不存在與之對立的思想，即顯然不強調自由和寬容的信條。在西方的古典著作中也可以找到提倡秩序和紀律的論述?！蓖瑯樱趤喼薜墓诺渲髦幸部梢园l現提倡自由和寬容的思想，因此，“真正的問題不在于亞洲傳統中是否存在非自由的觀點，而在于是否不存在傾向自由的觀點。”在此，“亞洲價值體系的多樣性——包容但又超越了地區多樣性——成為一個非常中心的議題。” 阿馬蒂亞·森主要從儒家思想和佛教兩方面立論。
（1）“事實上，我一點也看不出，孔子在這方面（強調自由與寬容）比（比如說）柏拉圖或圣奧古斯丁更加提倡權威主義?！?/p>
（2）另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佛教作為一種具有傳統建構功能的重要思想在亞洲所發揮的作用?！霸诜鸾虃鹘y中，極其重視自由，而且，印度更早期的理論的一部分（佛教思想與它有關），就給個人意志和自由選擇以充裕的空間。高貴的行為必須在自由中實現，甚至關于解脫的那些思想也具有這一特點。” 阿馬蒂亞·森強調：“佛教思想中存在這些要素，并不否認儒家強調秩序井然的規則在亞洲的重要性，但認為儒家是亞洲，甚至是中國惟一的傳統，則肯定是一個錯誤。既然對亞洲價值觀的當代權威主義解釋是如此集中于儒家思想，這樣的多樣性就特別值得強調?！?/p>
有人認為“自由主義”、“正義”、“權利”、“理性”、“寬容”、“平等”、“人類之愛”（“博愛”）等觀念是“最主要的，也許甚至是絕無僅有的西方價值”。阿馬蒂亞·森不由質疑：“為了更好地理解和評介其他民族和社會，需要培育想像、尊重和同情。如果有助于這種培育的理性活動和價值從根本上說是‘西方的’，人們確實就會有充分的理由悲觀失望。然而它們是嗎？”他充滿憂慮地說，“如果認為這些觀念和價值里有某種東西根本就是‘西方的’，是專門與歐洲的歷史聯系在一起的，反而會對它們在其他地方的應用產生破壞性的影響?！?/p>
（八）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對立足于強大經濟實力基礎上的強勢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對全球文化與傳統的壓倒性沖擊，亞洲文化和生活方式該如何應對？是否界定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為“獨特的西方價值觀”，而以另一種“獨特的亞洲價值觀”與之抗衡？究竟由誰來界定和解說“獨特的西方價值觀”和“獨特的亞洲價值觀”？這種回應方式是有效的和恰當的嗎？如果說確實存在著一套“亞洲價值觀”，那么這種“亞洲價值觀”在面對強勢“西方價值觀”該如何進行有效而恰當的回應？阿馬蒂亞·森首先肯定了西方經濟和文化對全球的強大壓力，然后設想了非西方經濟和文化的兩種回應方式，并對這兩種回應方式的有效性做出了規范性的評介。
1.“文化帝國主義”現象不可否認地存在。阿馬蒂亞·森認為：“當代世界由西方支配，而且盡管昔日世界統治者的帝國式權威已經下降，西方的支配地位仍然強大如故——在某些方面，特別是在文化事物上，甚至比以前更大強大。”挾經濟支配地位而來的“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在削弱和破壞傳統生活方式和社會道德”方面具有“壓倒性力量”，這“對任何一個關注傳統價值和本土文化模式的人”來說，“確實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墒?，“當今全球化的世界對本土文化的威脅，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這里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回應和回應的有效性。
2.第一種回應方式：“停止貿易和經濟的全球化”，文化回應也與此類似。阿馬蒂亞·森指責為“一個不現實的解決辦法”，因為“在一個由廣泛的技術進步——它賦予現代技術以經濟競爭優勢——所推動的競爭世界中，經濟交換和勞動分工的力量是很難抵抗的?！蔽幕弦餐瑯尤绱?，“使用計算機的技能以及從因特網及類似設施上獲得的好處，不僅改變了經濟可能性，也轉變了受這些技術變化影響的人們的生活。同樣，這并不一定是令人遺憾的?！?/p>
3.第二種回應方式：經濟方面，采取“協同的努力”，“使全球化的形式對就業和傳統生活產生較少的破壞，并實現漸進的變遷。”文化方面，采取“公共討論”和“人民參與社會決策”的方式。這是一種“恰當的回應方法”。為什么說它恰當呢？從經濟方面來看，“因為全球貿易和商業可以如亞當·斯密所預見的那樣為每一個國家帶來更大的經濟繁榮。但是也可能會既有輸家，又有贏家，即使合計的凈值是增加的而不是減少的?！币虼恕盀榱俗冞w過程的平穩，除了要為在全球變化中利益——至少在短期內——受到損害的人提供社會安全網（通過社會保障和其他扶助性安排的形式），還必須提供再培訓和學習新技術的機會（給那些不然就會失去工作的人）?！?/p>
從文化方面來看，文化回應與經濟回應“具有迥然不同的性質”。阿馬蒂亞·森說：“當出現一種經濟上的調整時，人們不會為廢棄的生產方法和淘汰的技術而落淚。”即使“人們對某些專門的、高雅的東西（例如一臺古老的蒸汽機，或一臺老式時鐘），可能會有一些懷舊情緒，但一般來說沒有會特別想要老式的、淘汰的機械。”然而，“在文化事物方面，消失的傳統卻可能令人百般懷念。放棄古老的生活方式會導致極度的痛苦和深深的失落感。”故而處理文化轉型和文化更新（即文化現代化）問題不能采取與經濟轉型（經濟現代化）同樣的方式，文化轉型和文化更新既有與經濟轉型可以同步的一面，又有與經濟轉型相區別而不可同步、不可化約、甚至不可轉型的獨特路徑。不理解這一點，就會對文化轉型和文化更新采取簡單粗暴的處理方法。
阿馬蒂亞·森認為這是“具有一定嚴肅性的問題”，不可等閑視之。如果一個社會決定要那樣做的話，“傳統文化與舊的生活方式是可以保存下來的”，但是應該由哪個社會來決定它是否要采取行動以及采取什么行動來保存舊的生活方式，或許甚至為此要付出相當大的經濟代價？阿馬蒂亞·森指出：“問題在于要在為這種保存而付出的代價，與這個社會對所保存對象和生活方式所賦予的價值，二者之間保持平衡?！睘榱藢@樣的選擇做出理性的評介，“最重要的是，人們要能夠參與對這個問題的公共討論。”即，“社會上不同群體的人們（而不僅僅是有社會特權的人們），都應該積極地參與制定應該保存什么、放棄什么的決策?！睂ξ幕瘋鹘y和生活方式的保存是有選擇性的而且蘊涵極為復雜的情感因素，不能全由強勢群體說了算?！盀榱松鐣x”，必須允許人民“能夠參加這樣的社會決策”。阿馬蒂亞·森說：“并不存在強制性的理由，一定要保存——即使代價極大——正在消失中的生活方式的每一個方面，但確實存在真正的需要——為了社會正義——讓人們能夠參與這樣的社會決策，如果他們選擇要參與這種決策?！币谷嗣裾嬲哂羞@種文化參與的決策能力，政府必須重視培育人民的下列可行能力：A.“閱讀和寫作（通過基本教育）”；B.“得到充分的信息和通報（通過自由的傳播媒體）”；C.“擁有現實的自由參與機會（通過選舉、公決以及公民權利的普遍實施）”。代世界的交往和交換要求基本的生活可行能力（教育、培訓、醫療等），文化機會的公平，與經濟機會的公平一樣，可以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具有深遠的意義。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解構李光耀：權威主義的正當性來自當權者的鼓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