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俄羅斯伊茲博爾斯克俱樂部文集《戰爭明天爆發！俄羅斯的武裝力量和軍事改革》中收錄的一篇軍事問題報告，原文標題為Оборо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России:вчера, сеrодня и завтра。本報告回顧了蘇聯國防工業發展建設過程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分析了俄羅斯國防工業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其解決前景，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30-40年代軍事現代化的教訓

蘇聯國防工業綜合體的國家管理體系自1920和1930年代之交開始建設。當時這項工作是在時間極為緊迫和軍事政治形勢非常復雜的情況下進行的。斯大林1931年2月4日在第一次全聯盟社會主義工業工作者會議上眾所周知的講話可被視為對其的表述，他說：“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后50-100年。我們需要在10年內消除這一差距。我們要么做到這一點，要么被打敗。”

換言之，必須大致在兩個五年計劃內從零開始建立這樣一支武裝力量：它不僅要能夠成功地抵御先進國家的敵對包圍，還要能夠在軍事上戰勝他們。為此需要：

?首先，為軍隊裝備必須由本國企業研制的現代化新裝備；

?其次，建立本國軍事工業的科研和生產基礎；

?第三，建設一支能夠生產致勝武器并在未來戰爭中占據優勢的生產技術和軍事干部隊伍。

還需要解決許多其他大大小小的問題，如不解決這些問題，上述三個目標中的任何一個都不可能實現，全部實現更無從談起。

在今天看來，要在很短時間內高質量地解決這一系列問題看上去任務艱巨。但軍事工業建設的主要任務最終完成了，所提出的目標也實現了。

蘇軍摧毀了希特勒第三帝國及其盟國，建立了現代化的國防工業，在國內建成了能夠培養高素質的民事和軍事干部的先進科學和教育體系。

這一快速的歷史性突破是如何完成的？

顯然，這一問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回答的——這需要長時間的詳盡討論，逐步揭示斯大林的軍事建設計劃和戰前蘇聯社會現代化建設的細節。但是，如果要確定這一長長鏈條中的主要環節，那么一切將歸結于人的因素，亦即需要完成這一歷史飛躍的大量人員的挑選、訓練、配置機制。任何事業的成功取決于人，同時國家領導層的任務是，選擇并在每個管理層級上配置有相應經驗、教育程度并善于領導的人員。在理想上應該是這樣。而蘇聯領導層在實踐中也以應有的效能順利地完成了這一復雜任務，盡管為此所采用的一整套方法極為專業。

看上去，正是正確的干部工作在蘇聯成功的戰前國防和經濟建設中發揮了特殊作用，而建成的統一的中央管理體系——從政府到部隊、科研機構、工業企業和院校——只起次要作用。

在這一體系的頂端是由其親密戰友圍繞的人民愛戴的領袖，用現在的話說，其每位戰友在其行政權限內都獲得了無限的權力。“斯大林”的神話之一是，戰后，1946年秋季，他從索契給新任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書記N?S?帕托利切夫打電話說：“記一下中央委員會秘書處決議。第一條：‘指派帕托利切夫?N?S負責1946年的糧食收購’。記下來了嗎？第二條寫您順利進行糧食收購所需的全部東西。”

對于“斯大林風格”的所有領導人來說，成功的標準都是一樣的，這就是速度和質量，確保以最高效率完成所受領的工作任務。當然，盡管評估中有過錯誤，而且個別領導人和國防建設項目的普通參與者的命運發生過急劇轉折。今天流行的觀點認為，整個這項工作似乎是在黨的絕對專政的環境下進行的，不僅排除了下面的主動性，也沒有被自己責任范圍內的專業知識和文化程度所拖累。

但遠非如此。例如，“原子項目”的許多參與者證實，庫爾恰托夫正是因為總是能與政治領導人找到共同語言而成為項目的科研領導人。也就是說，如無職業技能與相應職務的結合，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在干部選拔中，預先發現、考驗、考慮和觀察關注范圍中的每名候選者的工作成績的黨的中央機關確實起關鍵作用。按照眾所周知的說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選擇正確與否首先取決于實際成績。同鄉、幫派和親緣關系因素都不起作用。貪腐因素，特別是在任命高級行政職務時，實際上不存在。因為在所指派的任務完不成的情況下，任何職務都會成被“槍斃”。

后來這一幫被選拔出來的人員被稱作“名單”，而且不僅是黨和國家的名單，還有軍事、經濟、科研、生產、教學等名單。與今天的情況不同，沒有必要的專業技能和職業素養而經過嚴格的行政篩選被選拔擔任領導職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名單頂端的數量非常有限，同時受多種獨立于它的外部機構的監督（各級黨的機構、安全機關、人民監督），在其內部形成了自己非常嚴格的存在和來往規則。選拔和生存的標準非常嚴格。

與此同時，還存在更低但更廣泛的管理層級：既有形式上的（人民委員部、國家委員會、國有企業），還有非形式上。社會各階層的許多代表都有直接渠道找到斯大林：學者，工程技術知識分子，教育工作者。蘇聯對科學界，首先是對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專業學者的態度比較特殊。無疑，斯大林明白，這些領域的科研成果是國防建設領先的關鍵。例如，引人注目的是其科學事務助理，化學家S?V?卡夫塔諾夫的重要作用。戰前他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機關工作，戰爭期間進入國家國防委員會，作為國家國防委員會科學事務全權代表，戰后被任命為高等教育部長。

國家正是把原子項目的啟動歸功于卡夫塔諾夫。按照自己的業務工作方式，他對科學代表們致斯大林的請求做出了結論，其中有未來的院士，當時剛入行的核物理學家G?N?弗列羅夫的著名的信件。卡夫塔諾夫是許多其他組織方面的決定的倡議人。這些決定有時耗資巨大，并因此要求堅信所提出的建議是必要的，在其論證和推進過程中需要高度的公民勇氣和頑強精神。其工作在蘇聯科學和教育系統結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跡。

世界經驗表明，先進的國防研發總是得到軍民兩方面的應用，而這意味著，今天應該在俄羅斯聯邦總統身邊設置在國家范圍內負責整個科研的狀況和組織的領導人。與其他發達國家一樣，在美國有這樣的官員或者相應的高級管理環節。其中，奧巴馬有美國總統官方科學顧問——生態學領域權威的世界級科學家G?霍爾德林。斯大林的此類顧問是S?V?卡夫塔諾夫。在蘇聯，上級機關科研管理中心的功能由政府之上的精干（25-30名負責人員）的蘇共中央科研處承擔。今天，俄羅斯總統辦公廳中則沒有擔負“科研事務顧問”功能的官員。

戰后的教訓

戰后，蘇聯軍事工業最高國家管理體系逐步轉型。1940年代后期，在部長會議（即政府）以下成立了幾個專業委員會。第1專業委員會（原子項目）由L?P?貝利亞領導。負責噴氣技術裝備和雷達事務的兩個專業委員會由G?M?馬林科夫領導。所有委員會的第一副主席都由科學家或著名專家擔任：I?V?庫爾恰托夫，A?I?烏斯季諾夫等。在這里遵循被多次證明正確的原則：為了解決具體的軍事工業問題，組成了管理小組，小組由親自負責事業最終結果的人員和具有無限職權的最高國家領導人的代表以及權威的科學界代表組成。

在整個戰后年代，發展蘇聯國防工業最重要的杠桿仍然是該領域內目標明確的干部工作，在政府、工業界和軍事科學界不斷尋找和配置人員。該領域內的連續選擇和監督系統得到了加強：從高校大學生到部長。例如，出現了象“斯大林人民委員”這樣的集體概念，它成為集大量的職業知識、工作能力和嚴格要求與一人的同義詞。所有這些首先屬于最高領導干部——蘇聯部長會議軍事工業委員會領導人以及蘇聯國防領域各部部長。戰后年代的口號是高度職業化和監督每個工作崗位。只要這一原則起作用，這種體制就會運行。隨著新時代、新經濟和干部選拔新方法的到來，這種體制漸漸衰落。今天我國已經接近干部工作完全退化的門檻。“高效的經理”優于創造者和職業家與其說是例外，不如說是規范。

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是，蘇聯國防工業最高管理機構數量眾多。例如，上述隸屬于蘇聯部長會議的每個專業委員會機關都由數十名負有責任的工作人員組成。接班的軍事工業委員會（隸屬于蘇聯部長會議，負責管理該領域的全部科研和工業部門）工作人員約為100名。負責軍事科研的蘇聯科學院應用問題分部以及負責跟蹤裝備批量生產的蘇聯特別國家計劃處（第10處）的編制如此有限。

這些組織環節是科學院軍事科研和量產軍事工業管理鏈條中的重要環節。1990年代，隨著這些機構被撤銷，統一的國防工業一體化垂直管理體系消失了，該體系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撐，不僅喪失了可控性，還喪失了前瞻事業的戰略角度。

蘇聯是一個中央計劃經濟國家。但在軍事工業管理領域一貫采用市場經濟所固有的方法。用指令方法“從上面”推廣競爭環境。通常，由多個國有科研生產聯合體（公司）在激烈競爭的條件下研發裝備系統。引人注目的是，1970-1980年代，正是國防工業領域競爭原則的削弱，導致軍事技術系統質量逐漸下降，而性能接近的裝備數量眾多導致維護復雜。官僚主義管理程序更加復雜。所有這些還表現為軍事開支大幅度增加而效率下降。

存在著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蘇聯是被軍備競賽拖垮的”。這種觀點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宣傳公式。1983-1986年，包括航天和航空制造業在內的蘇聯軍事經濟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尚未達到30%。只是隨著戈爾巴喬夫、雷日科夫和其他“改革家”上臺，才犯了重大錯誤，使蘇聯經濟陷入日益惡化的境地。摧毀蘇聯經濟的不是“子虛烏有的美國‘戰略防御倡議’（‘星球大戰’計劃）”，而是三部改變了整個基礎行業運行環境的法律。這三部法律是《國有企業法》（1987年6月）、《合作組織法》（1988年5月）和《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經濟獨立法》（1989年11月）。此外還要加上包括成立“勞動集體蘇維埃”和企業領導人選舉制的管理改革。所有這一切，首先是允許企業把非現金帳轉為現金以及出售“多余的物資”，破壞了各部門和企業的業務，形成了營私舞弊和不負責任的環境。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國防工業企業仍然繼續運行，盡管是在非常受限的狀態下。

目前的國防工業和武裝力量發展周期

今天在美國和俄羅斯國防工業管理體系中形成了反常的形勢。美國：有競爭，穩定而完全確定的所有權，一以貫之的專項計劃、管理和監督原則，嚴格的撥款和競爭性挑選標準，有力地杜絕情報泄露，與使命類似、功能、責任范圍和運行標準不清、在不停改革的情況下運行的俄羅斯軍事工業國家管理體系相比，與蘇聯原來的軍事工業體系更為相似。

但蘇聯時期打下基礎的國產武器系統的高質量與相對較低的成本目前仍是俄羅斯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優勢。盡管消極方面和問題在繼續積累。

首先，1990年代我國整個工業發生了嚴重的非工業化過程。裝備制造，首先是國防制造——機器制造、車床制造、航空制造、船舶制造、儀表制造——的基礎蒙受的損失尤為巨大。結果導致武器裝備質量下降。認為損失無法彌補的流行觀點似乎很有道理。

1990年代的私有化導致許多國防企業要么關閉，要么實際上脫離了國家的控制。“改革”的結果是責任分散，預算資金被大規模侵占。以政府高級官員的名義進行的削弱我國科研的作用和威望的頑固嘗試也非常值得警惕。在這里可以看到有意識地破壞無可爭辯的規則——“沒有現代化科研不可能研制出現代化武器”——的跡象。

最后，缺乏目標選擇和在此問題上的清晰的相應方針給軍事建設的戰略設計、俄羅斯軍隊未來面貌的確定造成明顯的損失。在目前情況下，有清晰的軍事建設戰略至關重要，這一戰略可成為面向未來的論據充分的方向標。因此，就目前國防工業問題的解決和對國防工業領域未來預期成果宣傳的實踐，想舉一個非常令人不快的明顯的例子。

不久前，俄羅斯互聯網上出現了一部時長僅四分鐘的電影，名字叫作《俄羅斯軍隊——我們回來了！》。表面上看它是一部普通的宣傳片。互聯網和電視充斥著這樣的情節，看了就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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