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伊拉克、阿富汗的全面撤軍到敘利亞問題上自縛手腳，美國以近乎激進的方式完成了對大陸義務長尾（Long Tail）的切割。這種調整與權勢衰落不能簡單劃等號，它反映的是對全球力量分布的重新認知。然而，從“帝國式過度擴張”急劇后退在短期內仍有負面效應，對美國權勢信心的動搖以及因之引發的國內外分裂將是奧巴馬政府未來兩年的肌膚之疾。
“帝國式過度擴張”：當義務成為負擔
1899年，英國下院懷疑海陸軍新增加的預算有相當一部分被浪費了，要求后者對當前提供保護的海外領土和盟國作出說明。海軍部在研究了所有成文條約和口頭協議后，列出了一份長度驚人的清單：英國有義務保衛瑞典和挪威，保衛奧斯曼帝國的亞洲領土，保衛葡萄牙的海外領地，保衛全部或部分普魯士、希臘、塞爾維亞、摩爾達維亞、瓦拉幾亞甚至盧森堡領土，這些任務即使是在預算大幅增加的情況下也不可能完成。僅僅兩年之后，海軍情報署判斷：由于法俄在地中海的艦隊之和已經超過英國，皇家海軍若想確保和印度之間的交通線，就無力阻止俄國控制黑海。又過了兩年，英國被迫從西印度群島、百慕大、克里特島和加拿大撤出大部分駐軍，并減少在埃及和印度的兵力。做出這一決定后不久，倫敦打破長久以來的“光榮孤立”、與法國締結協約，開始集中資源應對歐洲大陸上的威脅。
這種決定性轉變，在戰略研究中稱為“調控衰落”（Management of Decline），它指的是國際體系中的霸權國在相對實力出現下降時，選擇切割非核心利益、集中資源于對霸權維持最具決定性的領域的策略，以確保對整個體系程度稍遜但依然具有決定性的控制力。在英國的案例中，北非、巴爾干、西印度群島乃至中亞屬于“長尾”，歐陸均勢與海上統治權則是基礎，割除長尾并不會對不列顛的絕對優勢形成顛覆，只是一種成本控制。
當然，另一個吊詭的現象頗值得一提：盡管“不列顛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在1815年就成為定局，但英國的全球霸權一直是以“非正式帝國”的形態存在的。直到1870年，當把歐洲體制擴散到全世界的新帝國主義浪潮日益普遍化之后，英國才加入了這波狂飆，且收獲頗豐：到1899年為止，不列顛的法定領土增加了425萬平方英里，人口增加了6600萬。但恰恰是這種可以量化的進賬成為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位于英國領土邊界處的那些腐敗而好戰的頭領威脅到了貿易或秩序，英國人因此對他們動武，這就導致了統治范圍的加增，繼而又會和一些新的頭領發生對立，于是擴張過程重演一遍。” 根據肯尼思?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創造的術語“力量損失梯度”（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要緩解因空間加增導致的統治力遞減的自然趨勢，帝國必須在安全保障方面支付呈幾何級增長的成本；倘若這種空間膨脹沒有最終界限，海量的大陸義務遲早會壓垮財政。這就是保羅?肯尼迪（Paul M. Kennedy）在《大國的興衰》中強調的“帝國式過度擴張”（Imperial Overstretch），也是不列顛帝國盛極而衰的主因。
與鼎盛時代的英國不同，大陸存在一直是1945年之后的美國霸權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地理政治學先驅麥金德和斯皮克曼早在20世紀初就已意識到，工業化時代，大陸強國的物質優勢已經弱化了海上力量作為大戰略工具的有效性，并使外圍海洋強國不再享有干預時間方面的余裕。倘若海洋國家不想在戰爭爆發之初就被孤立，它就不能把隔岸觀望當作常態，而必須在平時把政治和軍事存在前出到歐亞大陸。冷戰時期的“遏制戰略”（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就是這種存在的直接體現。
但美國至少吃過兩次過度擴張的虧：1950年代末，華盛頓對世界范圍內出現“共產主義多米諾骨牌效應”（The Domino Theory on the Spreading of the Communism）的風險估計過高，把有重點、有針對性的遏制擴大為不計成本、四面開花的出手，終于招來越南敗局。至于今天美國的全球“再平衡”（Rebalancing），則是在為21世紀初過度自信、在大中東地區貿然擴張義務的后果買單。事實證明，即使是在權勢基值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不計成本、不分軒輊地擴張大陸義務依然會導致災難性后果，這種情形在缺少成本分擔者時尤其突出。而過度擴張往往是由決策者迷信自身權勢的心理導致的，因其源于人性，故難以根除。
自利與恐懼：戰略收縮的后遺癥
如果說過度伸張義務首先是由心理作用導致的，那么霸權國戰略收縮帶來的心理影響同樣不可忽視。應當從兩個方面理解這種影響：首先，那些常常抱怨領導者管得太寬、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缺乏表現機會的盟國，現在突然失去了舵手和最主要的成本承擔者。這些國家一面轉而譴責老霸主“不負責任”、把燙手山芋甩給了自己，另一面則要嘗試挑起擔子。在這個過程中，各國基于自利（Self-profit）提出的方案會比過去帶有更強的國別或集團色彩，相應的其不穩定性也會更突出。另一方面，霸權國本身對戰略收縮造成的信譽下降也感到恐懼（Fear），他們擔心友好國家的信任不復存在，更擔心潛在的挑戰者會利用這一時機全面進逼，因而在最初的收縮后仍有可能突然轉向強硬。
這種混雜著私欲、恐懼和懷疑的復雜狀態，在最近一個月的伊朗核問題談判中得到了絕佳彩排。對華盛頓而言，既然以亞太地區為重心的“再平衡”戰略已運作至中段，切割中東義務幾乎成為必然。但美國不愿使撤離成為潰退，奧巴馬政府依然希望留下一個沖突系數較低的中東權勢結構，這意味著必須結束對伊朗的孤立，用開放石油出口和取消經濟制裁換取德黑蘭終止核計劃，并使伊朗領導層保證不會肆無忌憚地滲入黎凡特地區。與此同時，巴以問題這個造成中東世界長期對立的淵藪也必須得到紓解。但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這兩個傳統盟國自有其算盤——遜尼派領導的沙特孤獨而脆弱，它那衰老的領導層最怕出現一個從阿曼灣到敘利亞沙漠的新波斯帝國；相反，美國制裁和封鎖伊朗對利雅得有利，所以他們不愿看到和解，更擔心被華盛頓拋棄。至于以色列人，他們自今年春天起就反復抱怨美國沒能控制歐洲國家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傾向，并且不止一次流露出要用武力單方面解決伊朗核問題的企圖。至于頻頻露臉的法國等歐盟國家，它們顯然還在練習成為規則制訂者，而最近三年歐盟在利比亞和敘利亞問題上的無所作為實際上已經暴露了一項致命缺陷：歐盟不愿承擔經濟和政治成本，至多樂于做出“主導局面”的姿態而已。
中日問題則是又一局難棋。一年前，一位曾經的華府智囊談及過美國在西太平洋問題上的底線：鼓勵中國進一步發揮積極影響，但杜絕任何形式的勢力范圍或“特殊利益帶”出現 。然則美國雖已在亞洲維持長期的政治-軍事存在，地理上畢竟還是一個區域外國家，無論是出于成本還是政治考慮，它的“再平衡”首先必須立足于和盟國關系的調整。而中國周邊各國多為地區強國，和作為全球存在的美國在政治訴求及利益結構上都有較大差異，感受到的壓力也大不相同，這使得它們對“再平衡”較少被動接受，而是希圖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結果很可能造成類似1970年代歐洲國家與美國間的微妙關系——彼時，西德等國利用身處對抗蘇聯第一線的地利坐地起價，要求美國在軍事援助和核保護方面提供便利；然而這些國家又擔心美蘇妥協、將西歐丟給莫斯科，于是極力夸大蘇聯危險的迫切程度，力圖誘使美方承諾在第一時間使用核武器，如此美蘇再無機會和解，西歐則可永保其重要性 。
日本在東海之高調，多少出于相仿的考慮：魚釣島爭端并不涉及美國的直接利益，但華盛頓需要做出姿態，證明它仍有能力和意愿維持對盟國的安保承諾。若美國傾向于縱容日本，東京、首爾乃至馬尼拉自會得到信號：它們成功地綁架了華盛頓的政策，往后即使越界行事，主要沖突也只會在美中之間爆發；若美國態度冷淡或較為克制，日本政治家也可在國內大做文章，以“美日安保名存實亡”為名，進一步加快防務建設和修憲進程。
對美國而言，最理想的狀況是做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說的“地區平衡者”（Regional Balancer），“幫助亞洲國家通過斡旋沖突來避免地區主導權的爭奪，并抵消潛在競爭者之間的力量不平衡” ：這意味著鼓勵更多多邊進程的出現。但多邊框架至少在啟動階段仍然需要安全和外部環境保障，需要美國充當后盾。故而在相當一個時期內，美國在亞洲問題上的卷入程度只會更深，這反過來又衍生出另一個問題——國內政治反饋。
蕭墻之內：對外政策的國內鏡像
和通常的印象不同，美國對外政策與國內政治之間的互動，無論即時程度還是劇烈性都要超過那些半民主或非民主國家。距離2014年國會中期選舉還剩不到一年，奧巴馬政府的對外政策依舊被詬病為說大話、辦小事，共和黨極端派（The Tea Party）卻在10月初的政府停擺鬧劇中宣示了力量。若民主黨未能贏得中選，成為“跛鴨”（Lame Duck）的奧巴馬在任期最后兩年將更多地受到來自國會的壓力，“再平衡”的步驟及幅度也將隨之發生變更。
停擺結束后一星期，與共和黨保守派頗有淵源的戰略情報公司“戰略預測”（Stratfor）在其網站上發表了題為“國父眼中的美國對外政策”（U.S.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Founders’ Perspective）的長文，從中可以窺見某些風向。該文對宣稱托馬斯?杰弗遜（Thomas Jefferson）首創美國孤立主義（American Isolationism）的流行觀點進行了批駁，并認為：杰弗遜在歷史上最早意識到美國乃是一個洲級大國以及歐洲的重要利益相關者，它不可能永遠外于舊大陸的紛爭。當歐亞大陸出現有能力封鎖大洋或損害美國安全的威脅時，華盛頓必須迎難而上、主動出擊。與此同時，杰弗遜鼓吹的成本控制原則仍應得到尊重，這意味著區分當下威脅的輕重緩急，把資源投入到最具迫切性的方向 。
上述觀點流露出一項意味深長的信息：把孤立主義視為共和黨天然傾向的傳統觀念已經過時，驢象兩黨在保持大陸存在、反對離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的問題上看法基本一致。所不同者，共和黨認為奧巴馬的“再平衡”華而不實（Hollow），它未能以切實的政治和安全承諾對亞洲盟國重申美國力量的可靠性，在給中國設定紅線（Red Line）方面表態也不夠直接。比起本屆政府的猶疑不定、往往在問題出現后才設定標準或做出反應，共和黨的主張要明了的多：美國可以后退或讓步，但底線必須事先亮出，此外再無討價還價余地。這種路線的沖突系數明顯升高，但對美國威望的可靠性會有一定加成。
某種程度上，國內政治分歧之于美國對外政策的影響已經開始凸顯。10月初政府停擺（Government Shutdown）期間，奧巴馬一度取消了包括APEC首腦峰會在內的一系列國際活動安排，以集中精力應對內部挑戰。彼時亞洲各國即有懷疑的聲音——在國內政策分歧已呈圖窮匕見之勢、茶黨不惜犧牲全局來打擊民主黨政府的背景下，奧巴馬究竟能在外交上下多少功夫？在敘利亞問題上的逡巡不前，對朝鮮和伊朗的態度曖昧，乃至美國政府對近期中日爭端的徒勞喊話，折射出的都是一個焦慮而又疲憊的任事者形象。或許真的要待中選塵埃落定，戰略調控的原則性綱要才能轉化為具有可行性的措施；然而彼時奧巴馬政府也將進入任期最后的“看守”（Caretaker）階段，力不從心矣。
回到百年之前，英國從反思戰略義務到打破孤立花去5年時間，又花了10年始織就針對德國的制約體系；美國要在避免大規模沖突的前提下完成戰略收縮和再布局，難度只會更大，用時也難免更長。這種長期謀劃與美國國內政治的定時換屆相碰撞，加劇了復雜性和曲折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一家獨大的年代已經過去，另一個“后維多利亞時代”（Post-Victorian Era）正在孕育。
作者：劉怡 原文載《南風窗》2013年第26期，發表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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