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眾層面，典型的反應就是伊斯蘭將征服歐洲的論調，以及由此而來的所謂伊斯蘭恐懼癥（Islamophobia）。對于原住國的居民來說，隨著穆斯林社團規模不斷擴大、伊斯蘭教的影響越來越明顯，移民對歐洲各國的經濟社會與政治文化產生了不容忽視的沖擊和影響，因而產生了穆斯林正在或是已經在征服歐洲的感受，對多元化的社會前景充滿了憂慮。他們擔心穆斯林移民的種族、文化和宗教影響會改變自己原本種族和文化上較為單一的社會，擔心穆斯林世界的宗教激進主義會波及自己的國家，擔心穆斯林人口的高速增長會橫掃歐洲，把倫敦變成“倫敦斯坦”，把歐洲改造成“歐拉比亞”（Eurabia）。盡管穆斯林移民并非一個均質的群體，更不是鐵板一塊，但是伊斯蘭恐懼癥卻淡化穆斯林群體本身在宗教虔誠度、政治態度、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多樣性，聞伊斯蘭和穆斯林而色變。

面對這一局面，一些學者也在不斷對多元文化主義進行反思。2007年，弗朗西斯·福山在《認同與移民》一文中指出，問題的癥結在于歐洲集體認同感的削弱。他說一些歐洲精英人口認為自己已經超越了國家和宗教所確立的身份認同達到了一個更大的境界，但是過度的多元文化主義和寬容態度，在面對有著強烈的身份認同感的移民面前顯得極為無力，而恐怖主義和右翼政黨的興起讓問題變得更加迫切。歐洲人面臨著“我是誰”的問題，這與9·11之后塞繆爾·亨廷頓針對美國人的國家認同提出的“我們是誰”頗有相似之處。

除過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反思，還有一些學者提出了更為讓人震撼的觀點。著名的伊斯蘭問題研究者伯納德·劉易斯就說，到了20世紀末歐洲大陸將全面穆斯林化，歐洲將再一次被伊斯蘭征服。而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思想家丹尼爾·派普斯更是斷言，歐洲與穆斯林之間只有穆斯林統治歐洲、或者歐洲驅逐穆斯林兩種道路，因為整合穆斯林幾乎沒有可能。更有人預言說，與低生育率相伴而來的死亡、社會福利體系崩潰帶來的饑荒、穆斯林引發的歐洲內部戰爭，以及伊斯蘭教對歐洲的征服，將是歐洲走向歷史終結的四大主因。

三

相關調查數據表明，相當高比例的歐洲人認為穆斯林移民融入主流社會的意愿與能力不足，他們對于穆斯林與歐洲關系持悲觀態度，甚而把雙方的關系理解為又一次的征服和被征服，但是調查數據同時也表明歐洲穆斯林有著積極融入當地社會的愿望和行動，移民對所在社會的認同，以及融入的程度也并非像人們普遍的印象那么糟糕。歐洲穆斯林在文化教育、政治參與等方面正在逐步改變，各國都建立了一些宗教非政府組織，為穆斯林與歐洲社會的融合從不同的角度予以推動。

做一個好穆斯林與成為所在國家的忠誠忠誠公民之間是否存在矛盾？如何在多元化的社會中生存，同時又能保有正統的信仰，維持傳統的實踐？如何調和以天啟經典為基礎的伊斯蘭教法和現代世俗法律？在今天的歐洲，穆斯林并非完全被動地接受同化或融入的方案。一些歐洲的宗教人士和穆斯林知識分子一直在對相關問題進行討論，并推動穆斯林社團以不同的方式嘗試解決問題。來自歐洲的穆斯林，比如英國的提摩太·溫特、瑞士的塔里克·拉馬丹和波黑的穆斯塔法·克瑞克等人，都提出了重要的見解。

總體上來說，這幾位學者都拒絕認為穆斯林“反對”西方、穆斯林“征服”歐洲的兩極分化的世界觀。他們更贊同一種以普遍價值為基礎的歐洲穆斯林認同，并且堅稱伊斯蘭與西方之間具有本質上的適應性。在塔里克·拉馬丹看來，歐洲穆斯林在宗教身份上是穆斯林，但是文化上他們是法國的、英國的、或者德國。穆斯塔法·克瑞克也贊同這一觀點，他說：“如果阿拉伯人用伊斯蘭教來推進他們的民族目標，那么我們歐洲穆斯林也能做同樣的事。如果一個埃及人有權以伊斯蘭教的名義做一個埃及愛國者，那么我們歐洲穆斯林也可以以伊斯蘭的名義做一個歐洲的愛國者……作為一個歐洲穆斯林，我想對歐洲文明做出我的貢獻，并且自動得到認可。”

塔里克·拉馬丹明確提出了“歐洲穆斯林”和“歐洲伊斯蘭教”的概念。他認為，伊斯蘭教的普世原則允許穆斯林全面參與西方市民社會，歐洲的穆斯林可以形成與歐洲文化不相沖突的“歐洲伊斯蘭教”。 在他看來，無論是在《古蘭經》和先知的遜奈中，還是在西方的憲法當中，都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一個穆斯林既做一個踐行的穆斯林、又做一個忠誠的歐洲人。上千萬穆斯林在歐洲生活、工作、投票，這就是身兼穆斯林和歐洲人兩種身份的鮮活例證，其中并無內在的沖突。同時，拉馬丹還認為接受世俗主義和開放社會并不是對穆斯林準則的背叛，這是穆斯林和其他所有人實踐宗教自由的必要條件。因而，他號召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應該對外傳播出這樣的信息：我們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中，我們尊重國家法律，我們尊重公開政治對話，我們希望所有的穆斯林都擁有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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