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幾派的思想家斷然否認在先天遺傳的特征上，人們不同于他們的祖先。在這些人的見解中，西方文明的白種人與愛斯基摩人（Eskimos）之間唯一的不同，是后者在趨向現代工業文明的進步中落后了。這不過是時間上幾百年的差異而已，人類從人猿的祖先演化到今天的人，經過了幾十萬年。在幾十萬年當中的幾百年，不算一回事。這不足以支持種族差異的假說。
行為通論和經濟學與這個爭論所引起的一些問題無關。但是這兩門學科必須有所警戒，以免那些敵對觀念的沖突中所顯出的偏見的糾纏。假若那些盲目反對現代遺傳學的人們不完全不懂經濟學，他們當會為他們的方便來利用時間偏好理論。他們當會說西方國家的優越只因他們開始儲蓄和累積資本財的時間較早而已。他們當會把這時間的差距解釋為偶然的因素，環境造成的幸運。
要駁斥像這樣的曲解，我們必須強調這個事實：西方國家的開始儲蓄和累積資本之所以能夠占先，這是由于有些不能一味地委之于環境作用的意理因素（ideological factors）。叫做「人類文明」的，是從統治權約束下的合作，走到契約約束下的合作這個發展。但是，有許多種族和民族在這個發展的早期就停住了，其他的種族和民族繼續前進。西方國家的優越，在于他們更成功地抑制住黷武主義的掠奪精神，因而他們創建了一些有利于大規模儲蓄和投資的社會制度。甚至馬克思也不否認這個事實；個人的原創力和生產手段的私有制，是從原始人的貧窮境況進到十九世紀西歐和北美那種較富裕的情境所必不可少的階梯。東印度、中國、日本以及一些回敎國家所缺乏的，是保障個人權利的一些法制。巴夏們（pashas）、軍閥們（kadis）、酋長們（rajahs）、滿大人們（mandarins）、以及大名們（daimios）的武斷統治，是不利于大規模資本累積的。法律上有效地保障個人以免征用和沒收，是西方空前的經濟進步所賴以興旺的基礎。這些法律不是一個什么機會、歷史的偶然，或地理環境的結果。它們是理知的一些結晶（the product of reason）。
假若讓亞洲和非洲的民族自作自受，我們不知道亞非的歷史究竟會是怎樣。實際發生的，是這些民族當中，有許多隸屬于歐洲的統治，其他的——像中國和日本——是在海軍力量逼迫之下才開放他們的門戶。西方工業化的成就從外面進入。他們利用借到的外國資本而在本國境內投資。但是，他們對于現代工業化所從而產生的那些意理，卻是緩慢地接受。他們對于西方生活方式的模仿是膚淺的。
我們是在一個革命過程的中間，這個過程將會很快地把所有各類的殖民政策一掃而光，這個革命不限于隸屬英國、法國和荷蘭的那些國家。甚至那些從未受到任何政治侵略、而且從外國資本得到利益的國家，也想擺脫他們所說的外國資本家的羈絆。他們用各種手段沒收外國人的財產——歧視的課稅、賴債、變相的沒收、外滙限制等等。現在，我們是在國際資本市場完全崩潰的前夕。這件事的經濟后果是明顯的；但是，它的政治反響就不可預知了。
為著估量國際資本市場崩潰的政治后果，我們必須記著資本市場國際化的功效。在十九世紀后期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為了好好利用本國的自然資源，它自己是不是準備了資本，或者說有沒有資本供應，這是無關緊要的。因為，那時任何人都可自由接近毎個地區的自然財富。資本家和創業者為尋找最有利的投資機會，他們的活動不受國界的限制。從這方面來講，地球表面的大部份可看作統合在一個世界市場的體系中。誠然，在某些地區，像英國與荷屬東印度與馬來西亞，這種結果只是靠殖民制度達成的，而這些地區的土著政府，大概不會自動地創立資本輸入所必須的那些法制。但是，東南歐和西半球曾經自動地參加這個國際資本市場的社會。
馬克思的信徒們一心一意地控訴外國借款和投資為的是戰爭、征服、和殖民地的擴張。事實上，資本市場的國際化，連同自由貿易和自由遷居，有助于消除戰爭和征服的經濟誘因。對于個人而言，本國的政治疆界劃在什么地方，再也不關重要了。企業家和投資者不受這些疆界的限制。正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對外貸款、對外投資最多的國家受累于愛好和平的「墮落的」資本主義的一些觀念。最有侵略性的國家俄國、意大利、和日本，都不是資本的輸出國；他們自己還需要外國資本來開發本國的自然資源。德國帝國主義者的冒險，不是企業界、金融界的巨子所支持的。
國際資本市場的消滅把情勢完全改變了。接近自然資源的自由，消失了。如果一個經濟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的政府缺乏開發其自然資源所必要的資本，就沒有任何補救的方法。如果這個制度在一百年以前被采用，則墨西哥、委內瑞拉（Venezuela）和伊朗的油田不可能勘采，馬來西亞的橡園不可能興起，中美的香蕉生產也不可能發展到今天的地步。如果認為，進步的國家在這種情勢下將會默然而息，這是虛妄的假想。他們將要采用那個使他們可以取得迫切需要的原料的唯一方法；他們將要用征服的手段。戰爭，是國際資本市場所提供的對外投資自由的代替品。沒有對外投資的自由，只好訴之于戰爭。
外國資本的流入，并不傷害接受的國家。美國和英國的一些自治領，經濟進步之所以突飛猛進，得力于歐洲的資本。拉丁美洲和亞洲的一些國家，如果沒有接受外國資本的幫助，他們就不得不有很長的時間享受不到今天這些生產的和運輸的設備，而其實質的工資率和農業方面的收獲，也不會像今天這樣的高。現在，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在熱烈地要求美國借款，單憑這個事實，就可以推翻馬克思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的一些無稽之談。
但是，僅僅是尋求資本財的輸入，不會使國際資本市場復活，國際投資和借款只有在下述情形下才有可能，即接受投資和借債的那些國家，無條件地、誠心誠意地尊重私有財產權；而不在后來沒收外國資本家的財產，破壞國際資本市場的，是這種沒收行為。
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借貸，不能代替國際資本市場的功能。如果這種借貸是以商業的條件成立的，那就與私人之間的借貸無異，必須充份承認財產權。如果像通常的情形一樣，是一種不計較還本付息的贈與性的所謂借款，那就對于債務國的主權會有一些限制。事實上，這樣的所謂「借款」，大都是為換得未來戰爭中的援助所支付的代價。這樣的一些考慮，在我們這個時代，歐洲列強準備幾次世界大戰的年份當中，曾經發生過重大作用。最顯著的例子，是法國資本家在第三共和的政府壓迫之下，借給帝俄的大量外債。沙皇用這借到的資金擴充他的軍備，而不是用它來改善生產設備，不是用來投資，而是用來消費。
文/米塞斯 節選自《人的行動》第18章，夏道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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