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部族社會在春秋戰國時形成于黃河流域之北及青海東部，他們與華夏帝國相生相成——早期混合經濟人群的南下爭資源，促成華夏以帝國來保護南方資源，而華夏帝國隔斷南方資源又迫使北方人群全面游牧化。到漢、魏晉時期北方游牧部族突破長城封鎖線，從此到隋唐時期華夏帝國發生的質變，形成了一部中原帝國與其周邊游牧部族互動之歷史。
長城邊緣地帶
漢與魏晉南北朝之后，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族幾度建立起統合整個草原的大汗國，以此施壓于綠洲城邦及長城以南的中原地區而獲得資源。然而此種統合趨勢以及由此建立的大汗國，也不斷受到其內部各個部落群體獨立自主力量的挑戰。特別是，靠近長城因而經常得借著互市、貢賜從長城內獲得資源的部族，與草原西部、北部的游牧部族之間經常發生分裂；此歷史發展一如南北匈奴的分裂。
隋唐時期突厥汗國的建立、擴張與分裂，大致循著匈奴的途徑。公元6世紀中，突厥首領土門（伊利可汗），在漠北建立汗國。至土門之子木桿可汗在位時，突厥汗國以將其資源領域范圍擴張至蒙古草原的各方邊緣，通過與邊緣外各種國家、部族的互動，以獲得支持此政治體的必要資源。然而在木桿可汗之后，中原之北的東突厥與西部突厥部落分裂而敵對，兩者漸行漸遠。經濟生上各有所倚重——前者與中原地區關系密切，后者與內亞定居城邦及各游牧、半游牧部族有共生關系——應是兩者分裂的基本原因。西突厥后來為唐所破（公元659 年），東突厥統治蒙古地區，對唐朝叛服無常。
唐朝疆域圖
唐滅亡后，五代十國時期中原北邊又陷于各地方政權的割據與混戰中。此時契丹之部落聯盟崛起于西遼河流域，積極發展農牧，吸納漢人移民——這都與拓跋鮮卑興起的模式相同。其名王耶律阿保機建契丹國，阿保機子耶律德光改國號為遼，治下包括契丹、漢與部分蒙古草原部族。北宋一直受遼國的軍事威脅，只有以每年供應遼銀、布匹等物以求免。后來原居于契丹之北森林草原帶上的女真興起，建國為金；其興起模式亦如拓跋鮮卑，以及建立遼國的契丹人。大金國在十余年間滅了遼，以及北宋，成為統一華北的中原王朝。后來原臣服于金的蒙古逐漸統合草原上的游牧部族，并往南爭奪資源。此時作為中原王朝繼承者的大金王國成為長城資源界線的維護者，阻止草原部族的入侵。
遼代胡瓌描繪的契丹人《出獵圖》
公元12 世紀時的蒙古，依《蒙古秘史》記載，當時草原上的情況是“天下擾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成吉思汗統一大漠南北建立蒙古帝國后，建立各種制度結合草原上各游牧部族的力量，向四方擴張資源界線。蒙古帝國的資源領域雄心是前所未有的。經過多年的四方征伐，他們建立起包括四大汗國的蒙古帝國，然而不久四大汗國形同獨立。在南侵方面，他們于1234 年滅了金朝，1276 年滅了南宋，蒙古大汗成為中原的統治者。然而此時長城之北的游牧人群并非皆能享受由南方流入的資源，相反，另一些“邊界”讓許多牧民生活更貧困。這些“邊界”一則是為了凝聚力量、防范各部相攻掠所訂定的萬戶、千戶、百戶體制。這個類似匈奴帝國下諸部落“各有分地”的制度，將牧民固定在各級領袖的領地內，擅離者會被處死。
美劇《馬可·波羅》中的蒙古人
還有一種“邊界”則是帝國統御下被強化的社會階級界線。由皇帝、大汗至各級領袖形成世襲的層層階級，享受優渥的資源，牧民則負擔沉重的差役、賦稅。這兩種邊界，如前所言，在匈奴帝國中即已存在，但在元代蒙古帝國治下由于統御技術進步而更深化。蒙古帝國解體后，草原上各部落草場領域之界線由于各部間的爭戰而有很多變化，但基本上仍通過貴族間的妥協而穩固存在。因為只有各部落貴族領域間的邊界確定，才能讓有移動能力的牧民無所脫逃。也因此，社會內的階級邊界不因蒙古帝國解體而消失，明清時期草原上的社會階級區分與資源分配問題更嚴重。以此而言，長城之北原來由于人之“移動力”所造成的社會平等自主特質消失殆盡，而與長城之南定居農民的階級社會愈來愈無差別。
匈奴弓復制品
蒙元統治不及百年而結束（1279 至1368 年），絕大多數的蒙古部族退回草原。在明代他們仍如歷史上的草原游牧部族，不斷企圖突破中原的資源封鎖線。在15 世紀末至17 世紀初之間，蒙古草原上大略分為漠南、漠北（喀爾喀蒙古）、漠西（衛拉特蒙古）等三大部。漠南與漠北蒙古合稱東部蒙古，相對于西方的衛拉特蒙古（瓦剌部），漠南又是東部蒙古的核心地區。明代東部蒙古中屢出雄才大略的大汗，如達延汗、俺答汗等。他們雖能短暫地統一東西及大漠南北，但終由于各部“平等自主”“自作抉擇”之部落本質以及缺乏共同敵人與利益而難以穩固結合。更由于也先、達延汗等東蒙古大汗的政治威權依賴不斷對明王朝發動戰爭并由長城之南獲得資源來滋養，因而與較依賴與西域、中亞往來獲得利益的漠西衛拉特蒙古（瓦剌）難以同心協力。特別是，漠南蒙古與明朝在大多數時段皆維持和平互市關系。漠南的俺答汗在位時期，他先以武力逼迫明朝開邊市貿易，而后以和平貿易來突破長城資源封鎖線—這都是南匈奴以來所形成之歷史本相下的作為。然而俺答汗亦有突破此歷史本相的創舉：他接納進入漠南謀生的漢人逃兵、難民，給予他們牛羊、耕具、農地，在土默特地區開發農區鼓勵墾殖。在此發展下，漠南蒙古與漠北喀爾喀蒙古諸部間的差異愈來愈大。明代廣開邊市貿易對蒙古草原造成的另一個影響是，通過物資的流動、交換與再分配，更強化了蒙古牧民社會中的階級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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