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雙邊摩擦正在從貿易領域向貨幣金融領域擴散。而無論美國是否對中國進一步啟動金融制裁措施，中國政府都有必要做好防范準備。這不僅有助于應對外部負面攻擊，也有助于促進國內金融體系改革。
2019年6月G20大阪峰會后，中美雙方在上海的雙邊經貿磋商進展不及預期。在特朗普聲稱將于9月1日起對價值3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10%的關稅后，受市場預期的影響，離岸和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8月5日早盤先后“破7”，同時也創出了2008年上半年以來的匯率新低。隨即在一天之內，美國財政部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此舉意味著本已險象環生的中美貿易談判出現了更大變數，雙邊貿易摩擦局面將會變得更加復雜，不排除貿易摩擦向其他領域擴展的可能性。
2015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了《貿易便利化和貿易執行法》。該法律對認定“匯率操縱國”設置了三個量化指標：一是該國對美貿易順差達到200億美元以上；二是該國經常賬戶順差與本國GDP之比在3%以上；三是發生外匯凈買入時進行持續單邊干預、且干預金額在過去一年至少占GDP的2%以上。當上述三個條件全部滿足時，該國即可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
根據美國2018年4月發布的《美國主要貿易伙伴外匯政策報告》，當時中國并未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時隔一年多，中國的上述指標也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2018年經常賬戶順差與GDP之比不到1%。中國外匯儲備在最近一年內一直穩定在3.0萬億~3.1萬億美元，并沒有明顯的單邊干預跡象。因此，中國并不符合美國“匯率操縱國”的認定條件。美國財政部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是與自己的法律相矛盾的，具有明顯的主觀隨意性。
從時點上來看，美國財政部在人民幣匯率“破7”后的很短時間內就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對“匯率操縱國”的判定標準從三個量化指標簡化成了是否“破7”。這種赤裸裸的主觀隨意性不僅損害了美國財政部的政策聲譽，也毫無遮掩地暴露出打壓中國的政治意圖。
將中國武斷地列為“匯率操縱國”，該做法事實上也是特朗普政府執政風格的縮影。不但財政部成為特朗普攻擊中國的工具，特朗普對美聯儲的橫加干預也引發了美國朝野諸多不滿。四位美聯儲前主席——沃克爾、格林斯潘、伯南克和耶倫聯合發表題為《美國需要一個獨立的美聯儲》的文章，指出美聯儲及其主席應根據經濟形勢而非政治壓力而獨立行動，文章暗指特朗普對美聯儲的干預損害了美國的經濟和政治生態。換言之，特朗普執政風格的“飄忽不定”不僅造成全球范圍內的憂慮，也在美國國內引發了極大爭議。
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加劇，對雙方經濟均造成了顯著負面影響。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貶值，就是這種負面影響的直接表現之一。事實上，從2018年年初起，中美貿易摩擦的演變就持續顯著地影響著匯率走勢。例如，隨著2018年3月23日的中美貿易摩擦浮出水面，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就從4月起顯著下跌。過去一年半時間以來，每當中美貿易談判釋放出積極信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就趨穩甚至升值；而每當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就面臨新的貶值壓力。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最近“破7”，正是發生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對額外的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10%關稅之后。
人民幣“破7”也并非完全出乎市場預料。2005年“7·21匯改”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開始進入持續升值階段（美國次貸危機期間除外），并于2014年1月達到6.04的歷史高位，歷時近10年。這10年也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貿易順差規模較高的10年。此后，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下降，經常賬戶順差與GDP之比也較之前有明顯下降。2015年“8·11匯改”之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雖有明顯波動，但總體上顯著貶值。在2016年12月以及2018年10月前后，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距“破7”也都僅一步之遙。隨著中美貿易摩擦加劇惡化了中國的進出口前景與經濟增長前景，人民幣匯率跟隨市場供求變動而“破7”，也是自然而然會發生的事情。
雖然中美貿易摩擦的演進仍然面臨極大不確定性，但人民幣匯率的整體穩定是可以預期的：首先，目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定價機制遵循“收盤價+籃子匯率+逆周期因子”的三因素定價模式，該模式有助于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其次，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依然龐大，在市場出現匯率恐慌式下跌時，有能力對外匯市場進行逆市干預；再次，中國資本賬戶尚未完全開放，中國央行對跨境短期資本流動的有效監管也是一道重要防火墻；最后且同時非常重要的是，中國經濟仍將保持合理高速增長，中國金融市場對外國投資者依然具有很強的吸引力。
可以預見的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在未來將會更加具有彈性。“7”一旦被破掉，這個心理關口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人民幣匯率將根據中國經濟基本面和外匯市場供求狀況自由調整。人民幣匯率彈性的增大，不僅將會體現在日均波動率上升，也將體現為升、貶值交替更加頻繁和短促。更具彈性的匯率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市場調節機制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培養投資者的風險意識，促進外匯市場加速發展以及中國經濟金融的國際化。
一國被列入“匯率操縱國”后，美國財政部將會和該國進行談判。若一年后該國匯率低估和貿易順差問題仍未解決，美國總統可以對其采取多項行動。其中，禁止美國的海外私人公司對該國任何項目提供融資，這一舉措可以被理解為金融制裁的一種形式。由此可見，中美雙邊摩擦正在從貿易領域向貨幣金融領域擴散。而無論美國是否對中國進一步啟動金融制裁措施，中國政府都有必要做好防范準備。這不僅有助于應對外部負面攻擊，也有助于促進國內金融體系改革。
例如，在目前的全球支付系統中，紐約清算所銀行同業支付系統(CHIPS)、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等系統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中，全球主要的美元跨境支付清算都要通過CHIPS來進行，而SWIFT屬于報文系統，在全球主要銀行和金融機構之間負責傳遞交易信息。雖然SWIFT屬于國際中立組織，但美國在其中具有較大影響力。CHIPS和SWIFT等平臺在技術上支撐起了美元體系，同時也可能成為美國對外金融制裁的手段之一。譬如，一旦某經濟主體被移出CHIPS系統，該經濟主體將無法進行跨境美元交易；而如果該主體被移出SWIFT系統，則其所有外匯交易業務都會被中斷。目前，伊朗的金融系統已被排除在SWIFT之外，從而成為了事實上的金融孤島。
又如，美國對外金融制裁也可以通過“長臂管轄”來進行。美國政府對國內幾家銀行進行制裁即是典型案例。需要注意的是，一旦美國財政部將某經濟體列入SDN名單(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and Blocked Persons list)，那么與該經濟主體有業務往來的其他經濟主體也會被納入其中，這意味著美國的此類金融制裁具有較強的傳染性。這就可能造成如下問題：雖然某經濟主體暫未被列入SDN名單，但只要存在被列入名單的可行性，其他機構就會由于擔心被牽連、從而減少甚至拒絕與該經濟主體進行業務往來。
美國已經通過上述手段對伊朗和俄羅斯等國發起了金融制裁。不過，考慮到中國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體量巨大、中美在經貿與金融方面的相互依存度很高，短期內美國對中國發起大規模、高強度金融制裁的可能性較小。但中國政府仍有必要未雨綢繆早做準備。
第一，做好防范美國不同程度金融制裁的準備，保護國內受到金融制裁的相關機構。美國對中國發動一步到位式的金融制裁的可能性不大，但可能逐漸增加金融摩擦，也可能對中國特定金融機構進行點對點式的制裁。中國政府在面對金融制裁時，一方面應妥善應對，另一方面也應努力呼吁國際社會的關注與支持。同時，也應對國內受到制裁的金融機構予以實質性支持——這種支持不僅來自官方，也應來自同業。
第二，繼續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讓人民幣匯率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場供求來決定，并積極與IMF等國際機構加強溝通交流。進一步增強匯率彈性，既有助于消除持續的貶值預期，也可以更好地發揮匯率對于中國宏觀經濟的減震器作用。明眼人都能看出，美國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是非常不合理的，中國政府應加強與各類多邊金融機構的溝通交流，爭取獲得這些機構的理解與支持，從而在國際范圍內獲得“得道多助”的優勢。
第三，保持適當的跨境資本流動管制，防范出現違規大規模資本外流。中國未來的資本賬戶開放進程應根據形勢變化而主動掌控節奏，以避免資本無序流動對人民幣匯率與中國金融體系穩定產生的沖擊。
第四，繼續加強與其他國家的貨幣金融合作。在貨幣金融層面，西方國家并非鐵板一塊。雖然美國在SWIFT中具有較大的發言權，但并不意味著可以為所欲為。近日，SWIFT全資中國法人機構成立，人民幣成為SWIFT在全球范圍內接受的第三種國際貨幣，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應對案例。近來一些歐洲國家也在嘗試建立新的國際支付清算體系（以削弱美國的主導性），中國政府應該主動加強與這些國家的合作。
最后，也最為重要的是，要更好地應對美國的金融制裁，中國仍應以修煉內功為根本。對內加快推進結構性改革，對外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加快開放，以過硬的國內經濟、金融實力來應對波詭云譎的外部環境，才是我們應對外部不利沖擊的萬全之策。正所謂，“他強由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由他橫，明月照大江。他自狠來他自惡，我自一口真氣足。”
作者：周學智 張明「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本文刊于《中國金融》2019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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