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aviationweek網站2019年9月23日刊文，美國空軍“下一代空中主宰”（NGAD）項目曾以革新航空作戰模式為目標，而其最新動向表明，該項目也在試圖對飛機設計、制造、升級和維護保障在內的一整套傳統模式進行顛覆。

在NGAD項目擬采用的新采辦策略下，由少數能力強大、地位穩固的國防工業巨頭長期把持的作戰飛機設計和制造“特權”及其冗長的研制周期和高昂的發展成本，都將讓位于新的開發模式：擅長利用數字工具的新興公司將效仿汽車工業，在通用底盤的基礎上開發出多個型號，再交給專精制造的工廠對其進行批量生產。這一新模式旨在顛覆美國傳統的航空航天工業，為NGAD項目提供支持。

美國空軍負責采辦、技術和后勤的助理部長威爾·羅珀表示，“豐田及其他多家汽車制造商長期專注于創建更好的汽車制造流程，并正在按該流程制造汽車。我們也希望學習這一模式，創造更好的飛機制造流程，然后按照這一流程生產先進飛機。”

羅珀的上述表態意味著NGAD項目將發生重大轉折。僅僅兩年以前，該項目的預期目標還是在2030年前研制出F-22的后繼機型，其計劃具備的能力目前仍屬機密，但很可能整合美國空軍研究實驗室（AFRL）開發的甚高頻波段隱身、無尾氣動布局、自適應循環發動機、定向能武器、先進熱管理系統等。

美國空軍還在2019財年預算中編列了一項長期資金規劃，要求在2024年前投入132億美元研發包括“忠誠僚機”無人機、有人駕駛下一代戰斗機在內的“系統簇”。

但該項目直到今年才完成替代方案分析研究，較原定時間延長兩年。2020財年預算草案中的相關預算被削減66億美元，同時推遲了在2024財年之前推出下一代戰斗機的計劃。隨著預算的大幅減少，羅珀呼吁采取激進策略，避免重蹈F-22和F-35的覆轍——這兩型飛機的研發周期長達15~20年。

羅珀以美國空軍20世紀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中期發展的“百系列”戰斗機為例，闡述他所構想的激進策略。當時多家公司在短時間內快速推出了數型能力各有側重的戰斗機，但隨著航空技術的發展，戰斗機的設計日趨復雜，新型號的發展周期往往需要數十年之久，羅珀希望仿照汽車行業打破這一局面。

波音公司在內的部分航空航天工業企業已開始采用類似策略，其T-7A高級教練機就沿襲了汽車公司廣泛采用的基于模型的系統工程方法，該公司還根據汽車制造原理對B777等商用飛機生產線進行了改造，例如通過確定性裝配方案減少對硬質模具的需求。

但羅珀呼吁進行更深層次的結構改革，他表示這樣“可以得到一家非常專業的飛機設計公司，（美國空軍）將在不支付額外設計費用的前提下對其進行小批量生產，從而塑造一條學習曲線，最終形成一型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飛機，并在長期保持運轉的生產線上快速制造”。

羅珀稱，“長期保持運轉的生產線也是一條微型生產線，由小規模團隊在無需硬質模具和大型設施的情況下運作，類似于20世紀40年代的小型飛機廠商，通過優秀的設計原理快速制造飛機”。羅珀的目標是將NGAD項目中的新型戰斗機平臺發展周期壓縮至五年以內甚至更短。

當被記者問及F-117是否比“百系列”戰斗機更接近其設想的NGAD項目愿景時，羅珀表示同意，但他同時指出，“F-117確實是通過快速研發滿足應急需求的典型樣例，NGAD項目試圖實現的目標也可以稱為‘數字化F-117’，不同之處在于，F-117只是由單一廠商研制的單一平臺。”根據他的愿景，F-117將由專業飛機設計公司提交設計方案，空軍在評審通過后將該方案轉交一家或多家專業飛機制造公司進行生產。該飛機將不受專用軟件、接口和技術數據的限制，使美國空軍可以完全自由地選擇供應商對飛機進行改進升級和維護保障。

羅珀認為，開放式系統架構整體融入設計之中，將使下一代戰斗機進入螺旋上升式的快速發展軌道，而數字工具對于全壽命周期的仿真模擬則有助于降低維護保障成本。

羅珀的上述設想得到了美國空軍參謀長在內的軍種高層的全力支持，但他對航空工業的未來愿景，即分割單一型號飛機的設計與制造、改進和維護，也招致了大量批評。部分專家認為其做法過于魯莽，“在邏輯上犯了根本性錯誤”。還有專家稱，羅珀的設想“不太像汽車工業，更像是蘇聯和俄羅斯奉行的設計與制造脫鉤的過時體系”，而且在項目資金分配方面也未做到重點突出。

令人尷尬的是，羅珀設想的NGAD項目愿景也與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正在研制的B-21轟炸機項目不相吻合。盡管后者的成本和進度細節高度保密，但美國空軍和美國國會均一致認為其會按項目規劃節點推進。當被問及NGAD項目為何不能復制B-21項目的經驗時，羅珀以安全理由拒絕回答，僅表示他已在航空工業中見證太多案例，足以證明新的采辦策略“值得豪賭，值得冒險”，NGAD項目也為他驗證其成敗提供了機遇。（中國航空工業發展研究中心 廖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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