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數中國歷代王朝，毫無例外地都在“勃然而興”后不久，就越來越深地陷入腐敗泥潭之中，最后也大多因“腐敗綜合征”而走上滅亡之路。

皇帝的腐敗，算不算腐敗？

我個人認為，傳統社會里的“權力決定一切”，應該為腐敗的產生負總責。

自秦朝至清末，中國的政治歷史基本上就是皇權專制不斷強化的歷史，而皇權專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敗。

皇權專制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為國家而存在的，相反，國家是為皇帝而存在的，形成了“家天下”的格局。

黃宗羲認為，從秦朝開始的君主專制制度是“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天下之害盡歸于人”（《明夷待訪錄·原君》）。

黑格爾則認為傳統中國是“普遍的奴隸制，只有皇帝一個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隸”，這句話在中國史書中得到了這樣的注解——后梁宰相敬翔曾對梁末帝朱友貞說：“雖名宰相，實朱氏老奴耳。”

這種制度安排，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襲產業：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明夷待訪錄·原君》）

確實，在君主專制制度下，整個國家都是皇帝的私有財產，全體臣民都為皇帝而奔走，這就是所謂的“竭天下之財以自奉”，“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奪人之所好，取人之所爭”。這種狀況本身當然就是最大的腐敗。

權力主導一切，沒有任何私人空間

在黃宗羲看來，皇權專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用孟德斯鳩的話說則是：“專制政體的原則是不斷在腐化的，因為這個原則在性質上就是腐化的。”

利益如此巨大，風險當然也高。為了保證自己及后代的腐敗特權，皇帝們建立起龐大的官僚體系，試圖控制社會的方方面面，“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甚至“焚詩書，任法律，筑長城萬里，凡所以固位而養尊者，無所不至”，這就導致權力籠罩一切。

傳統中國是一個“權力決定一切”的“超經濟強制”的社會。馬克思稱之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憑武力奪取天下的中國皇帝，可以憑一己之喜怒，把國家像揉面團一樣揉來揉去，對天下一切人隨意“生之、任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

秦始皇可以調集全國之力修陵墓、修長城；朱元璋在全國范圍內組織了數千萬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時代，尚可一道遷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內，人民搬遷一空。

傳統社會生產、生活的各方面，大都是在權力的直接支配之下進行的。比如農業，劉澤華說：

國家通過權力系統對農業生產進行直接的監督和管理，貫穿于中國整個皇權時代。

從官府集中大量耕牛、種子、生產工具在全國范圍內調配，到將幾十萬、上百萬的勞動者從東遷到西，又從西遷到東；更不必說產品征收和轉運過程中組織、措施的復雜與嚴密，都體現著一種精神，即國家對于全部土地、農民、一切生產活動的主宰。

農民幾乎沒有自由獨立的自主生產，一切都要納入符合皇權國家需要的軌道。自由競爭或自由選擇的原則，在這里完全沒有效應。

不僅大事由統治者決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么樣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統治者來具體規定。

比如明朝開國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對細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進行了明確要求。他規定，金繡、錦繡、綾羅這樣昂貴的材料，只能由貴族和官員們使用。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種：綢、絹、素紗、布。

他還規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樣、金線裝飾”，也就是說，靴子上不許有任何裝飾。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在一次微服察訪中，發現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繡了花紋，勃然大怒，回宮后，“以民間違禁，靴巧裁花樣，嵌以金線藍條”，專門下令，嚴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

后來北方官員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過不了冬，朱元璋才格外開恩，“惟北地苦寒，許用牛皮直縫靴”。就是說，可以穿靴，但只許穿牛皮的，只許做成“直縫靴”這一種樣式。

除了衣服，其他的生活起居也無不有明確的規定。比如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制，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拱、飾彩色。百姓喝酒，酒盞用銀器，酒注只能用錫器，其余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

事實上，在中國古代，不存在公域與私域的區別，一個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是由權力來規定的。

1 2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