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外交戰略的兩面性

蔣介石的外交戰略具有兩面性。

其一，不用說和日本的戰爭，不僅僅只有中國一個國家，而是將問題國際化，讓歐美各國承認中國的正義和正當性，通過聯合國、非戰公約、九國會議等國際會議，以各種方法主張日本的殘暴、侵略性，竭盡全力對各國媒體施加影響，以及面向日本國民反戰活動，通過美國、英國、蘇聯的外交官進行密切外交等—來呼吁訴求。這一戰略的結果，是令日本孤立，從而制造了日本被國際制裁的環境，引導出對中國的同情和援助，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讓中日戰爭朝有利的方向發展。蔣介石在1935年12月回歸行政院長之后，獨占外交權（外交部屬于行政院），幾近獨裁地實行自我外交戰略。對此，從《蔣介石日記》中，凡重要外交政策均寫有“我決定”“我主張”等字樣當中可以得到證實。

對于蔣介石的“外交是無形的戰爭論”（1931年11月30日在外交部長顧維鈞的就職宣誓上的演講）這一外交思考原型，早在民國元年（1912）的《蔣介石日記》中便可得到證實。蔣從1912年起，以現存的形式寫下了“日記”，但因在1918年和陳炯明交戰時丟失，故1917年的日記是以回憶的方式留存下來的。在日記中，蔣提出了外交和軍事與政治一體化的必要性這一論點。“政治·外交·軍事三位一體論”和“外交是無形的戰爭論”，形成蔣的外交戰略的基本理念。可以說，其第一戰略目標，于1941年12月8日因日美開戰而得以基本達成。

1943年11月開羅會議上蔣介石夫婦與羅斯福、丘吉爾的合影

通過董顯光的電話而得知日本襲擊珍珠港的蔣介石，在“日記”里寫下“今天，抗日戰爭的政略成就達到了頂點”（《蔣介石日記》，1941年12月8日）。此外，在那一周的“本周反省錄”中，還將日美開戰總結為“抗戰四年半以來的最大成果，也是唯一之目的”。關于這一點，在拙著《蔣介石的外交戰略和日中戰爭》（巖波書店，2012年）一書中已有分析。

蔣介石外交戰略的第二個目的，可以從企求通過外交交涉，來解決近代以來中國所存在的國際性矛盾這一側面來分析。其矛盾之一，是孫文所言之中國已淪入“次殖民地”狀態（“中國連半殖民地還不如”—在上海招待新聞記者時的演說，1924年11月19日）的國際性不平等。蔣介石將“次殖民地”解釋為“世界各國的公共殖民地”。孫文在其“國事遺囑”中，將“廢棄不平等條約”作為緊要問題提出。這一矛盾，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中國通過發布對日德意的宣戰文告，成為聯合國一員而開始面臨解決。

問題是，中國所存在的另一矛盾—也即領土問題的解決。關于這一點，蔣介石的外交不能說是成功的。關于領土問題，蔣與近代性外交理念相異的思考，在各時期、各場所地均有體現。那就是基于冊封制度的中華思想以及對清代版圖的執著。

蔣介石的革命原點

1895年5月，蔣介石在其家鄉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接受私塾先生蔣謹藩關于“甲午戰爭”（日本稱“日清戰爭”）的特講。當時，蔣謹藩中斷了日常教學，以極亢奮的狀態開始特別講座。這次特別講座對蔣的領土認識形成帶來了極大影響。蔣謹藩“憤概激昂、面紅耳赤、聲色俱厲”地對私塾弟子說：甲午戰爭是日本利用朝鮮問題，“野蠻侵略并打敗中國，掠奪了臺灣和澎湖諸島”。當時，蔣謹藩還極力強調不僅臺灣澎湖島，就是朝鮮也屬于清朝的版圖。此外，蔣謹藩還喋喋不休地談到“為愛國而流血犧牲的英雄士兵的故事”。私塾弟子全體激奮，奮然發誓自己也要成為英雄士兵，并自發性地開始了軍事訓練。蔣是這群激奮的孩子的中心人物，立志將來要成為軍人，目的是收回朝鮮、臺灣，也即“收復領土”。

對這樣的蔣介石而言，外蒙古趁辛亥革命混亂之際，于1911年12月1日宣布獨立一事，是無論如何都難以容忍的。外蒙古于1911年夏季左右開始，在俄羅斯的援助下，開始著手準備從清朝獨立。作為呼應，俄羅斯在庫倫（現在的烏蘭巴托）駐兵800名士兵，并往邊境線輸送了4000名士兵。在這種狀態下爆發的辛亥革命，對于期待獨立的外蒙古王公們而言，是千載難逢的機會。11月30日召開了王公會議，通過了獨立決議。獨立的理由是：“外蒙古原本只是清廷的臣屬，而非中國的臣屬，既然清廷已被滅亡，而今中國和外蒙古的關系，也理所當然應該斷絕。”1912年2月15日，成為大皇帝的哲布尊丹巴宣布蒙古國成立。

蔣介石關于領土的言論

蔣介石在其日記的“民國元年之項”里寫到：“民國元年余二十五歲之春，創辦軍聲雜志，念及當時外蒙自治乃為俄羅斯誘導所致，內心憤概至極，擬下征蒙及征蒙作戰芻議”（《蔣介石日記》，1917年）。蔣于1912年在東京發行的《軍聲雜志》創刊號，就“蒙藏問題的根本解決”，對俄國與英國趁辛亥革命混亂之機“離間蒙藏”，“默認成立自主獨立國家”，斷言若中國放棄主權，“蒙藏勢必提出自主國要求”，擁護“蒙藏完成獨立”。對蔣而言，英蘇的行動，是從外部擾亂民國的統一和共和的秩序，從而導致“釀成中國的瓜分”，必須與其進行徹底的抗爭。

蔣介石于1912年這一時點，因外蒙古、西藏問題，而將俄國與英國置于“帝國主義侵略國家”這一位置。蔣的反帝國主義論，領土問題是根本，鮮有意識形態，可以說究其一生都未曾超越這一框架。另一方面，因為“美國已經在門羅主義之下操縱著保護主義，牽制他國的欲望”，因此可以認為對于領土并無關心。對于美國的這一評價，到1945年日中戰爭（抗日戰爭）結束為止，基本沒有改變。

對于日本，蔣介石對其企圖擴大滿洲以及蒙古的勢力，與俄國簽訂協議，同英國結成同盟，大舉增兵等表現了強烈的警戒心。這一時期，對蔣而言，日本是與英俄保持同一步伐，圖謀滿蒙侵略的新興國家。蔣在同雜志的“革命后軍政之經營”（《軍聲雜志》1912年7月）一文中闡明其見解：“滿洲雖說不是外藩，但也不可與本土等同視之，不可捆成一塊。”此外，在日記各處，均將蒙古、西藏、新疆稱為“部（藩部）”。換言之，蔣基本上將在國內復活冊封體制、在國際上以國民國家為主體的反帝國主義理論渾然一體地展現了出來。

這樣的蔣介石的抗日，只不過是蔣的“反帝國主義”的一部分，與對于抗日的反帝國主義理論全面收斂抵抗的共產黨，完全是不同次元的事物。也就是說，在蔣的抗日論的背后，是肩負著領土矛盾的反蘇、反英的聯動，這與將兩國矛盾作為“次要矛盾”、將領土問題束之高閣的毛澤東的戰略存在根本區別。這也是在內戰中，共產黨能取得勝利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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