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政治形勢

過去30余年，與“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相適應，政府的工作重心，集中在經濟領域，主要是“招商引資”和“放開搞活”。這是因為資本和技術在當時的中國極度稀缺。改革開放以后，一方面，通過引入外資、技術，中國工業發展有了新的條件；另一方面，通過“放開搞活”，原有的工業積累得以貨幣化、市場化，進而激發了社會流動性，中國的溫飽問題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基本得到解決。到了今天，中國國內的資本積累已經有了較為龐大的規模，與此同時，在引進國外技術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先進技術往往是無法靠直接購買可以獲得的，我們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實現技術突破。

目前，中國的發展在經濟上的主要任務已經從“招商引資”和“放開搞活”轉向推動工業體系“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此種基本任務的轉向，對中國的政治體系、官僚體制而言，無異于提出了一項全新的命題。

首先，在經濟上，“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對政府和官僚體系提出了極其復雜的要求。與過去簡單明了的“招商引資”任務不同，工業系統的轉型升級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調動以企業為主的多元主體的協調互助。因此，政府和官僚系統需要重新定義自身行動的邊界和原則，需要探索社會化地參與工業化進程的方法和技藝，既不能揠苗助長，也不能無所作為；政府和官僚系統需要在更復雜的背景下探索與市場機制配合的方式。這對政府和官僚機構的領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世界正在發生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產業革命，代表了管理技術、生產分配模式的深度變革，這些復雜的信息處理技術、管理體系、運營結構本身也在改造著社會組織形態，對政府和官僚機器原本的資源汲取和整合能力提出了挑戰。例如，歐美的互聯網產業的服務外包趨勢，使得政府對社會資源分配的監控能力下降，導致國家對自身產業的空心化缺乏應對手段。與此同時，金融力量也正在重塑著產業結構和生產體系，面對以金融資本為中心的生產組織模式，政府和官僚機構需要深刻理解金融資本的運行邏輯，探索和建立引領金融資本的領導能力。

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還沒有出現過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規模的國家從工業化的中低端走向中高端的先例，沒有出現過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計劃經濟相對平穩地過渡到市場經濟并能持續發展的先例，沒有出現過一個國家依靠政治領導組織引領、調動社會經濟力量進行創新、實現轉型升級的先例。對于政府和官僚機構而言，接下來所要面臨的挑戰，既沒有現成的西方經驗、西方理論可以進行援引和參照，也無法僅僅依靠中國過去的經驗進行推理和類比。

其次，在社會領域，中國政府和官僚機構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社會利益高度分化，人們的權利訴求日益高漲，這是一個全新的社會治理課題。對于一個具有數千年農耕文化歷史的古老文明的中國而言，我們的官僚體系被烙下農業文明、農業社會的深刻烙印，習慣以管制的思路對待民眾，習慣于日常性的維持工作，缺乏應對高速變動社會的治理經驗。與此同時，由于政府和官僚機構的工作重心長期傾向于經濟發展領域，對社會問題多以維穩和放手等方式加以處理，而今天則進入到必須靠主動引導和紓解矛盾的治理階段，它要求整個官僚體系在行動邏輯、工作思路、人才儲備、知識儲備方面，都要作出深刻調整，而這無疑是一個世界級的難題。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實際上是一個綜合性的時代新命題。它不僅是技術創新問題，同時也是生產組織模式、企業組織形態、社會運行模式、政府行動邏輯的變革歷程，它不能僅僅期待市場的自動自發，而是要創生主動性的引導能力和規劃能力，其核心就是組織生產和治理社會的能力建設。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最終能否形成自己的技術優勢，能否形成良性經濟的發展模式，能否塑造出社會、政治運行的較為理想的形態，考驗著當代中國的執政黨。

▍結語：在新時代探索社會主義的可能性

目前的中國，在內外經濟政治環境、社會結構等方面，都出現了新局面，面臨新挑戰，所有這些新挑戰，都需要國家的組織核心在獲得相應的社會支持的條件下來加以解決。因此，新周期問題的根本挑戰，是我們能否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順利實現工業化、社會治理、國家治理等各個方面的轉型升級。從這個角度來說，當下的時代命題，雖然是建立在前兩個30年發展的基礎之上，但與二者相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也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將進入新的階段：

前30年，我們在與世界相對隔離的狀態下建立起基本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奠定了工業化基礎，使得自身有了不被世界政經結構中的強力主體支配的獨立空間；

后30年，我們則是依靠改革開放，進一步激活和發展自身內部積累的工業基礎和人力資源，使得中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得到了壯大；

未來30年，面對著中國人民、中國社會和中國各類經濟主體對更美好生活、更高目標、更大市場等的不斷升級的期待，我們必須發展出更為強大的主體性，也必須發展出更具包容性的發展方式。在爭取社會分化相對可控的同時，使得社會生產力進入中高端水平。這樣一個轉型升級的過程，將意味著對社會主義的重新書寫。

從這個意義上說，“轉型升級”意味著兩個層次的艱巨挑戰。

首先，這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新能力提出挑戰。作為中國的各項事業的組織核心，在主動引導中國發展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無可取代。“與時俱進”是黨的行動特征，過去，黨實現了從革命黨到改革黨的轉換，今天的命題則是，其能否從改革黨轉化為創新黨？在創新驅動的格局下，中國共產黨能否和生產力發展當中最活躍的因素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能否引導中國的社會經濟力量，形成自己的技術優勢，形成自己的制度優勢？能否形成全球化條件下組織效率更高的大生產的優勢？所有的這些問題，關系到黨的先進性——對先進生產力的引導能力建設問題。

其次，這也意味著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傳承與發展提出挑戰。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公平公正條件下的社會生產力大發展。沒有生產力大發展的公平，與沒有公平的生產力發展，都無法持續，都使得社會主義無法體現其優越性。在新的國內外政經格局、新的技術和新的社會背景下，我們能否探索出一套可行的治理方法，在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保證公正公平的原則得以體現？這些問題，關系到人類走向更高發展階段的另一種可能性——不同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新方案。

來源：《文化縱橫》2016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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