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作者認為中國政治正處在變革之中，在這種情勢下，審視其政治文化的歷史結構和因素結構，歷時性結構和共時性結構，既存結構和發展結構，很有必要。作者提出古典結構、近代結構和最近結構的統一，可視為政治文化的通三統觀；提出“價值核心”的建設思路，可視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思路的源頭。本文雖是舊作，卻對我們理解當代中國政治文化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特此刊發，以饗讀者。

當代政治學受世界一體化進程的推動，日益認識到不同社會和不同民族文化差異的政治意義。自然障礙的逾越，人為藩籬的沖破，排外心理的消除，是文化因素走入政治科學殿堂的階梯。本尼迪克特對日本文化的研究，可以視為這個過程的起步：人類社會必然會為自己的生活作出某種設計，它會贊成某些應付事態的方式和某些估量事態的方式，生活在那個社會中的人們把這些解決問題的方法視為整個世界的基礎。今天，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政治生活不單單由諸如制度、體制、權力、規范等“硬件”構成，還有“軟件”亦即潛在的或內在的命令，如價值，感情、心理、態度等。政治文化分析恰恰是適應人們的這種認識要求而生的。中國政治正處在變革之中。在這種情勢下，審視其政治文化的歷史結構和因素結構，歷時性結構和共時性結構，既存結構和發展結構，很有必要。

▍（一）

中國政治文化歷來是一種“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它異于西方“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所謂“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指的是政治文化本身與家庭生活、社會生活、道德生活和倫理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政治文化彌散在更宏大的社會文化之中。社會通過一定的文化機制和一定文化形態下形成的主體文化沉淀作用于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倫理生活的展開便是政治生活的實現。“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則較為明確地劃分政治領域和上述其他領域，更多地肯定了主體在不同領域中的不同身份，建立了政治生活特有的程序、機制、功能和結構。近代以來，中國政治文化古已有之的結構多次遇到沖擊，起伏跌宕，既有域外文化的滲入，又有內部文化的嬗變，但其主體精神卻難說有根本的改造，“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依然是認識中國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維度，也是人們構劃政治體制改革時不應拋開的基礎。“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也罷，“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也罷，均不是人們隨心所欲選擇的結果，而是一定社會發展水平、一定社會結構、一定主體的精神狀況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亦即湯因比所說的，人類社會的規范、風俗、習慣是互相關聯的，形成了一個網絡，制約人類生活各個領域的規范，也許彼此間并無邏輯上的關系。但是，……這種意義上的心理聯系顯然是存在的。社會演進往往是緩慢的，其表層有時雖然可以在幾年或幾十年中間變得面目全非，但社會關系的深層變化卻小得多。因此，細察中國社會之狀況，應當將歷史—社會—文化條件與其聯在一起，舍此不行。

由此可以認為，無論是考察今天的中國社會政治發展，還是分析歷史的沿革，政治文化的作用都不可低估。近代以來，中國政治走上從“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過渡的漫長道路，但目前中國政治發展的主要軌道仍沒有超出這一歷史進程；準確地說，近幾年的變革，是這個漫長過程中節奏最快的時刻。現今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已處在轉變之中。從社會發展來說，中國社會正在從政治動員型社會走向經濟動員型社會，從產品經濟走向商品經濟。政治生活只是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結構，或曰一個系統，在大系統發生變化時，政治會發生兩個方向的變化：一是隨歷史—社會—文化的變革而變革，從而適應并推進社會變革；二是超越經濟社會變革的現有限度，超前轉變，成為執導社會經濟變革的觀念和心理力量。無論是哪種方向，都離不開一定的政治文化的輔佐。

政治文化的力量是潛移默化的，又是強大有力的。如果我們把社會政治生活比喻為遼闊大海上的冰山，那下面龐大的部分便是社會的政治文化。美國學者S. N. 艾森施塔特說，至關重要的是要把政治過程與社會文明更廣大的背景結合起來，文明設定政治過程，政治過程在文明中發展成長。在中國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政治文化的功效尤為顯著。這一則出于政治文化的發達，另一則由于社會對政治文化的認同。根據中國公民政治心理調研組從3204份問卷的749萬個數據的分析（1987.8）,中國社會公民的政治敏感性層次很高。在被調查對象中, 有83.51％的公民認為應當關心國家大事，有77.67％的人對政治局勢的穩定和局部波動表示“非常留心”和“比較留心”，有57.01％的公民表示具有某種政治信念,有49.13％的公民認為應當不顧一切地為自己的政治信念進行奮斗，還有56.99％的公民表示愿意談論政治問題。這些數據并沒有揭示公民政治文化的具體構成和具體內容，但它們顯現了政治文化可以產生的作用。由于長期的文化熏染，中國社會大眾的政治敏感性很高，這種敏感性因現代政治的發展空前強化，反過來又構成“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得以存在的一項條件。美國著名政治學者羅伯特·達爾在分析“政治人”的概念時，曾區分了無政治階層、政治階層、謀求權力者、有權者等不同范疇，以分析他們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用達爾的概念似乎還不宜對“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中的人做分類，因為他根據人們對制度的態度和關系來分類。在中國，大部分人都屬于文化政治階層，這一特征決定了政治文化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基本作用。

文化政治階層本身是個成份復雜的整體，不能一概而論。但文化政治階層與制度政治階層（達爾意義上的政治階層）大為不同，起的作用顯然也不同。制度政治階層主要是依其對政治過程的參與而判定和劃分的，也就是“確實去參與政治生活”。而在中國的文化氛圍中，政治文化的效能和力量來自大眾的認同或不認同，感應或不感應，納入或不納入，而非一定要身體力行。不難看出，這既是文化特征，又是體制特征，既是功能特征，又是結構特征。此間得出的政治文化轉變的重要性只是初級產品。高級產品是什么，值得深長思之。

▍（二）

政治文化是一種無邊、無形的存在，不可能象有邊有形的實體那樣可以加工鑄造。它的形成和轉變都需要一個過程。作為社會文化的一個部門，政治文化與社會文化的發展具有共同性，不言而喻，政治文化發展首先也是一種歷時性的過程。政治文化是較為寬泛的概念，不同的學者對它有不同的規定。阿爾蒙德提出，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待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這個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過程中形成的。一般認為，政治文化包括政治認識性成份、政治情感性成份、政治價值性成份和政治理想性成份，由它們聚成一個整體。這些成份都需要一個歷史的加工、提煉、凝固和溶化過程。因此，剖析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首先要考慮政治文化的歷時性結構，這是解析當代政治文化的歷史背景。舍此，既把握不住當代政治文化與傳統政治文化之間的親親血緣關系，也把握不住當代政治文化轉變的幅度及歷史動因。

分析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歷時性結構，以下變量是不可不選擇的：

第一，古典結構，即中國傳統文化中政治文化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精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重心性、重倫理、重修身、重至善、重道德。因而政教不分，政學相同。西方政治文化重社會、重法制、重權力、重制約，因而政教相分，政學相分。西方政治文化形成的“集體無意識”是重外部調節，即通過一定的政治制度、權力關系、權力運用、法律制度等機制調節人的行動，達到政治目的或政治理想。中國政治文化鑄造的“集體無意識”則強調仁義禮智信，忠孝悌恕勇，天地君親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強調通天人一內外，內圣外王。在這種精神主導下，則有忠君、草民等種種觀念萌發。由于古典政治文化的精神未易，其具體成份也難變。儒家以追求人性為基本，治平為標的，追求“廣大悉備，圖融和諧”，使政治文化乳化在整個文化之中，界限不明。這既壓抑了政治文化的成長，又鞏固了政治文化。當然，政治文化中的古典結構，是歷史選擇過的結構，不能簡單地將以往的東西完全加之于今天。古典結構只是當今政治文化的一分子，若用它來解釋和透視整個中國政治文化，是不公允的。古典結構包含的具體成份也在演化之中。

第二，近代結構，即近代以來維新變法、批判傳統文化所形成的結構。這個結構的形成過程始于鴉片戰爭，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達到高點。五四運動否定傳統，追求西方文化，誠如李澤厚先生所言：這在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劃時代的。實際上，近代結構與古典結構是認識論上的兩極。現代結構的內在意義在于西方民主主義文化，在于洛克、孟德斯鴆、盧梭、潘恩、杰佛遜等人提倡的自然權利、主權在民、社會契約、權力分立等觀念。這些觀點與古典結構的精神是相悖的，它們之間有著長期、激烈的較量。應當說，經過將近一百五十年的消長，近代結構的存在已很確定，至少在具體成份上，它是壓倒古典結構的。可以看到，近代結構有其歷史局限性和地理局限性，從更高的理想追求來說，它也有原則上的局限性。這同其產生的淵源有關。但這一結構是近代中國沒有達到的境界，故特別具有吸引力。

第三，最近結構，即1949年以后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指導下形成的政治文化結構。它較為年輕，且自身變革和改造最多，其形成和發展與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相輔相成。也與“革命后社會”的特性有關。按理，最近結構可以超越古典結構和近代結構，但由于中國社會的特定狀況，前者無法一蹴而就、一越而過，往往與后兩者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復雜的實態。最近結構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價值觀為主導，以超越近代結構為目的，更不去言古典結構。然而，最近結構需要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才能超越，這也是當時設計者立論的基礎。這一點在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中脫胎出來的社會主義中國還不具備，加之舊的結構所依賴的社會經濟關系和人倫關系尚未徹底改變，最近結構雖然成為主導，可并沒有全然排除其他歷時性結構，有時往往還會遇到它們的嚴峻挑戰。交鋒的結果是最近結構被高度強化，其中最激烈的成份被擴大，以壓倒其他結構。這個過程是必然的，也是實際所要求的，因為不如此，新的制度就有可能站不住腳。但是，強化在客觀和主觀因素的作用下走向了極度，反而破壞了自己的存在。“文革”便是這種演變的結果。“文革”實質上是最近結構的一種更替。“文革”形成的政治文化成份脫開了其產生的母體，也脫開了社會需求和社會價值體系。“文革”之后，又發生一次更替，“文革”結構被從原則上否定，建設起來的結構一方面是對”文革”前結構的恢復，另—方面是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需要的判明和適應。因此說，最近結構既形成了又沒有形成。說其形成，是因為它也有幾十年的發展歷程了；說其設有形成，是因為自我否定不斷，還在尋求自已的血肉之軀。任何政治文化的成份都是不斷衍生、不斷變化、不斷升華的，不能希望轉眼之形成一種政治文化形態。不過，最近結構的否定之否定，的確值得注意，它會對社會政治生活和大眾政治心態產生重要的影響。不能忘記，最近結構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主體結構。

從歷史演進觀之，近代以來，中國政治文化始終在不斷地自我更新或自我否定。每一個歷時性結構都意味著對前一種結構的否定或批判，結局是沒有形成較為穩定的價值系統。每一種新的價值系統還沒有滲透社會政治文化的土壤就被淘汰了。政治文化的更新與新價值系統的形成關系密切，尤其與新價值系統的社會化有關。新的價值系統滲透政治文化，并能夠驅逐舊的價值系統，支撐新的政治文化，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一種價值系統只有成為帕斯卡爾所言的“第二天性”，才真正堅實穩固。世界上具有這一條件的國家并不多見。西方發達國家從文藝復興開始形成新的價值系統，大約經過三百年左右的時間才完成社會化的過程，近代以降，中國政治文化的價值系統大約處于五十年來一番徹底改造的節拍中，古典結構往往潛在地、不聲不響地延續下來，乃至進入后兩個結構，而由社會變革或歷史運動推動的價值更新，卻不合人意。這是中國政治文化轉變時期重要歷史參據。其中更為根本的原因應由深奧的哲學思辨來分析，不屬本文范圍。

▍（三）

政治文化除有歷時性結構的一面，還有其共時性結構的一面。從某種意義上說，共時性結構的作用更至關重要。歷時性結構最終會加入共時性結構，成為共時性結構的組成分子。自然，在文化意義上，共時性結構的每一部分均有其歷時性，沉積的歷時性結構也都會表現為共時性結構。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這種征狀尤為明顯。因此，言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結構，必須言其共時性結構。共時性結構表示著一種因素組合關系。每個因素自身在變化著，這些變化一方面改變著政治文化中各種成份的關系，另一方面催促著社會政治文化的轉變。

共時性結構的解剖頗為復雜，甚至可以說是不可能完善的。政治文化的彌散性，使其具有較大的模糊性。加之政治文化包括的面較為空泛，因素結構的分解很難。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具有異常繁雜的共時性結構，在中國社會大幅度變革的推動下，各種因素都在或多或少地發生轉變。粗線條地看，歷時性結構的沿革已使我們得以確定傳統政治文化的存留、近代政治文化的成分和最近政治文化的要素這樣三個大塊，它們實際上相互作用著、較量著又相互補充著，是目前政治文化的主干。這只是概而論之。政治文化的差異還要包括世代之間、男女之間、城鄉之間、階層之同、團體之間、民族之間的差異；包括政治認識、政治情感、政治價值和政治理想之間的吻合與分歧；包括人們對政治權力，政治體制、政治結構、政治功能和政治產品的偏重和評價等等。平心而論，政治文化是—個捉摸不到的對象，因為它太廣大無邊。這的確是政治文化分析的一大難題。然而，做理論上的設計還是有益于分析問題的。大體上，可以將政治文化的共時性結構分在以下框架中。

第一，因素結構，如政治文化所包括的各類性質的構成因素。因素結構本身是多層次、多向性的。因素結構可以是傳統政治觀念、近代政治觀念、馬克思主義政治觀念以及中國社會實際形成的政治觀念，由此產生的心理、情感和理想也與之相應；也可以是價值體系的不同組成因素。

第二，群體結構，即由于某種條件而形成特定界限的群體的亞政治文化。這可以由職業、教育水平、社會地位、種族、語言、年齡等來劃分。我們可以從表一看到年齡差別對人們政治觀念的影響。群體結構是政治文化中動態的結構，也是載體結構，因素結構只有與它復合起來才有意義，下面講的功能結構和地理結構也相似。

第三，功能結構，即圍繞政治體制的各種功能而產生的亞政治文化，如對政治體系領導功能、行政功能、決策功能、扶助功能、發展功能、立法功能、管制功能等特殊領域的認知、感情和評價。這部分亞政治文化往往制約政治體制的功能選擇和功能分配，直至制約政治活動的樣式。從表二可以看出這方面的差異性。我們在轉變政府功能上（變直接管理為間接管理，變微觀管理為宏觀管理，變行政干預為法律調節等）遇到了種種困難，其中就有功能亞政治文化的錯位問題。一旦政府功能變革了，人們長期形成的對政府功能的觀念如不及時加以調整，就會成為制約力量。當然．功能變革本身總會推動亞政治文化的轉變，只不過不那么迅速。

第四，地理結構，即因地理位置不同、從而因經濟發展水平和風俗習慣的不同而產生的亞政治文化。在中國，這層亞政治文化結構尤為錯綜復雜，民族區域之間的政治文化差異、城鄉之間亞政治文化的差異、東西部之間的亞政治文化的差異，尤其是鄉土政治文化的分析和轉變，都令人注目。中國有百分八十的人口在農村，所以政治文化的大部分載體在農村。由于經濟長期不發達。商品經濟始終未能攪動這潭靜水。這里的傳統結構尤其堅固、耐久。費孝通先生所分析的“鄉土中國”，所謂的“差序格局”、“家族、“男女有別”、 “禮治秩序”、“血緣關系”依然存在，只是程度不同罷了。這潭靜水隨著近年來承包責任制、開放搞活和商品經濟的到來而開始發生變化，但有時又往往表現為一種新形式與舊成份的畸形成長。甚至可以說，在許多遙遠的鄉土文化中，還沒有形成現代的政治意識和政治概念，現代政治語言包羅的是鄉土家族文化和親緣文化的內容，與城市政治文化有較大反差。中國鄉土政治文化這個大頭長期沒有得到真正的開發，現在只能說開始轉變。除此之外，其他的地域結構也在轉變中。

以上只是粗略的分析，況且只是一種分法，政治文化成分和因素五彩繽紛，任問分類都只能是理論的說明，而非事實的攝像。這四種共時性結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滲透，相互包含，作為一個系統綜合地發生作用。

強調共時性結構，就要強調它們處在轉變之中。中國政治文化正在發生深刻的轉變；政治文化中傳統的、保守的、封閉的、集中的、主觀的、武斷的成份正在向新型的、開放的、分散的、客觀的、民主的成份轉變。這場轉變既是歷史轉變的繼續，又是新轉變的發韌。當代中國政治文化有著玄遠的歷史動力。它是近代以來中國政治文化轉變的繼續，是對古典、近代和最近的歷時性結構的超越和揚棄。這場轉變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原因。它首先發源于革命后社會本身的轉變。

我曾提出現階段革命后社會發展的一般趨勢是：（一）思想路線經過總體性革新；（二）現代化建設成為社會主義主體工程；（三）市場機制作為計劃經濟的輔助手段；（四）政治生活走向制度化和法律化；（五）傳統的各項體制經過改革逐步讓與新的體制；（六）與外部世界發生了全方位的聯系；（七）民主觀念和民主權利得到充分的肯定；（八）現代化科學技術的全面開發和應用；（九）文化藝術教育的全面展開；（十）社會全體成員能動精神和創造精神的積極煥發。總體的現實社會變革，必然會影響政治文化的轉變。今天，中國政治文化轉變的動因在改革和開放。改革和開放孕育新的政治文化成分，新的政治文化成份又可滋潤改革和開放。這也是馬克思所言：“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過，新政治文化成分的生長一般均較為緩慢，在其沒有接替舊成份之前，既存政治文化的相當成分往往起制約或抑制的作用，而非促進作用。

當代政治文化的轉變除經濟社會的推動外，本身又與社會文化處在共同性結構之中。近十年來，中國社會文化處在快速的轉變之中，歸納起來，這場轉變大致有下述十個特點；（一）從革命性文化轉向建設性文化；（二）從政治傾向文化轉向經濟傾向文化。（三）從整體性文化轉向個體性文化；（四）從單一維度文化轉向多樣維度文化。（五）從精神偏重文化轉向物質偏重文化；（六）從原則論證文化轉向操作論證文化。（七）從目標分析文化轉向過程分析文化（八）從理想描繪文化轉向現實描繪文化。（九）從單淵源文化轉向多淵源文化。（十）從衍生性文化轉向創新性文化。這是些高度提煉的表述，每一個命題都有豐富多彩的內容，這里無法展開論述。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也具有上述特點。社會文化的轉變作用于政治文化的共時性結構，不過，政治文化的不同結構并非均衡地受到壓力，它們各自的轉變速度和幅度不盡相同。各類亞政治文化在轉變速度和輻度上的差異性，是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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