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舉一個例子，光刻機，是整個半導體行業的基石，甚至可以毫不夸張的說，是現代文明的基石。但是，美國人沒有自己的光刻企業，而中國人熱衷于發展自己的光刻技術。不管是在知乎，還是在軍迷網站，光刻機都愛國青年的熱點所在。

那么，以非市場的行為參與國際貿易，這不僅是對WTO全球分工的不信任，本質上與自由貿易是沖突的。而且，更是對整個和平與發展判斷的不信任，與對潛在沖突的準備。這就是不安全聲明。更何況，中國還具有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國內的民族主義甚至可以說是世界大國中，求戰心情最切的人群。此外，還有孔子學院、“銳實力”的諸多行為。

行文至此，可以總結一下了。通過有控制的參與全球貿易，中國承接了大量的技術轉移，同時，國內創新體系，也受益與西方的民主與法治制度。與此同時，在政府控制下，通過非市場的方式，全面逆比較優勢而行，實現趕超。同時，保持意識形態的獨特性。這一切放在中國身上，顯然，就是一份“不安全聲明”。

那么，站在美國及其盟友的角度，這一過程不應持續下去。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此次貿易爭端中，美國人說得最多的是技術。

這一次中美分別給出的增加關稅清單中，美國主要集中在機電產品，中國主要集中在農產品。有人說，從這份清單那看，美國是一個農業國，出口農產品，而中國是一個工業國，出口的是工業品。這種解讀當然是錯的。美國的這份清單，一方面是保護自己國內同類產品，避免他們遭遇中國產品的競爭。另一方面，作為技術更先進的國家，高關稅使得在中國生產的這類產品在美國市場缺乏競爭力，這就使得資本不會選擇到中國來進行生產，再出口到美國。這就避免了因為資本流動、合資建廠等方式導致的技術轉移。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對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西方有兩個戰略，第一是冷戰，第二是自由貿易。在中國人想著以市場換技術的同時，美國人想的是，用技術換意識形態。這正好是前面所說的自由貿易的兩個效應。現在，冷戰成功了，而后一個戰略失敗了，不但失敗了，而且，被兩國間因為貿易產生的經濟利益綁定、掩蓋，并穩定下來。以至于扎克伯格可以在辦公室放一本紅書，不用有任何公共形象上的擔心與顧慮。在上世紀60年代，這是不可想象的。整個西方戀戀不舍低人權優勢產出的廉價產品，中美精英共治中國勞工的模式，讓西方精英欲罷不能。這個時候，美國人選出了特朗普。特朗普或許本無意于意識形態，但是，他身邊具體的政策制定者未必如此，更重要的是，一旦經濟利益綁定被打破，或者減少，資本的貪婪被長遠的考量壓制，原來被利益掩蓋的根本性的意識形態沖突就會重新冒出來，目前貿易模式所蘊含的對西方的不安全性就會被人審視，世界就不可能再回到原來的均勢上。

所以，即便短期貿易戰能夠得到和解，從長遠來看，這種有控制、非自由的貿易模式，是不可繼續下去的。

文/劉遠舉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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