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川普總統任命約翰·博爾頓為新任國家安全顧問，取代了麥克馬斯特。這一最新任命讓評論界大為震動。

數千位記者高度一致的反應使人不禁懷疑，他們是否收到了統一的指示，以便以最聳人聽聞的言辭貶低博爾頓。遺憾的是，即便沒有人指示，記者和評論員也會這樣干。長期以來，華府外交政策圈的不少建制派人士常常沉迷于跨國家主義（transnationalism）、“軟實力”和有關戰爭與和平的政治神話中，這本身就足以讓習慣唱反調的博爾頓成為被污蔑和攻擊的靶子。

伊安·布萊默，國際政策風險咨詢公司Eurasia集團的總裁，也是推特梗的制造大師，就此論斷道：“這可能是自我1998年創立Eurasia以來，全球地緣政治風險最為惡化的一天。”

他的言外之意似乎是，博爾頓的任命比朝鮮核試驗、敘利亞駭人聽聞的化學武器、俄羅斯公然入侵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埃博拉病毒和SARS、阿拉伯之春及其后續政治動蕩、2015年的歐洲難民危機、伊斯蘭國的興起，以及其他過去二十年種種災難還令人不安。看來這位曾在兩位布什總統任下工作過的、溫和的前外交官，比911恐怖襲擊還危險。

這種論斷無疑折射出布萊默的風險觀，不過沒有如實反映博爾頓。盡管如此，布萊默的推特仍然被許多人轉載，并被奉為有關博爾頓任命評論的主基調。于是，約翰·博爾頓被描繪成了一個極端的戰爭販子、一個新保守主義者、一個對世界和平和秩序的重大威脅。

這些標簽很可能伴隨博爾頓的在川普任下的整個任期，使得國家安全顧問這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事更加復雜。不過，博爾頓的哲學卻比這些批評聲音更為嚴整、自洽和一致——這一哲學深深植根于美國戰后的國際戰略中，并與現在世界的黑暗現實相適應。從本質上講，博爾頓在維護國家利益上，是一個不抱幻想的鷹派。

如果你喜歡這么稱呼的話，博爾頓主義，建立在三大重要基礎之上。要理解這位有望塑造未來美國外交政策的外交家，就有必要對三大基礎進行逐一考察。

首先，他是一個霍布斯主義者。博爾頓的政治生涯，以及他在《評論雜志》的文章、在《華爾街日報》上的社論，都清晰地表明：他認為國家的生命（life of nations）是骯臟的、粗暴的，有時又是可悲的短暫。博爾頓不認同康德關于法治的發展將最終會取代戰爭的提法。前國務卿約翰·克里曾將博爾頓蔑稱為“19世紀之人”，不過，這位新任國安顧問可能會把它看作一種恭維。總而言之，我們今天的地緣政治與以往列強競爭、角逐勢力范圍的時代相似。

他曾在《評論雜志》撰文探討以色列的外交困境，博爾頓對比了美國、以色列在外交事務上的悲觀看法，以及歐洲人所表現出的“文明末期的萎靡”。博爾頓寫道，

“歐洲人認為，他們有能力從民族間沖突中解脫出來……在他們看來，目前國際和諧的威脅并非來自外部勢力——在他們看來，這種外部威脅似乎并不存在——真正的危險反倒來自友好地區，如美國和以色列。他們認為自己被美國這樣的國家所威脅，這大概是因為接二連三的恐怖襲擊讓美國驚醒，拒絕與歐洲一起活在不切實際的幻想中。”

這篇文章寫于2009年。讀者們可以自行判斷：到底是哪一種觀念更符合之后十年的事實，是博爾頓和霍布斯主義的？還是歐洲人和康德式的？

其次，博爾頓堅決拒絕自由派的跨國家主義觀點，也拒絕盲目崇拜“多邊主義”。這種多邊主義認為，主權國家應不斷將主權讓渡給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制定者，因為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問題無法由一個國家解決。在美國，博爾頓是跨國家主義的主要批評者。

誠然，美國的《獨立宣言》要求“對人類輿論的尊重”，馬歇爾大法官也在1815年的一份判決中聲明，“美國法庭同樣承認國際通行的法律是美國法律的一部分”。國際習慣法往往可以追溯到羅馬時期。與自由派所抨擊的不同，博爾頓并非全然不顧上述國際習慣法或國際條約。然而，跨國家主義不同，它是一種相對晚近的理論，誕生在歐盟的法學界和官僚組織，它認為進步主義專家所起草的國際“規則”可以凌駕于國家和公民關系之上。博爾頓認為這嚴重違反了美國的自治理念和民主負責制。

他也反對借著“多邊主義”的名義，削弱美國賴以保護自身和盟友的能力。他多次聲明，中、俄等國不應對美國的主權特權擁有一票否決權。奧巴馬為敘利亞政府劃定紅線的慘敗，無疑證明了博爾頓的智慧。

第三，博爾頓對推廣民主制度缺少耐心。“始終贊揚民主，始終枕戈待旦”是博爾頓在關于未來反恐戰爭的精煉概括。博爾頓并不認為在世界上其他地區推廣民主制度是維護西方民主制度的必要方式。實際上，他認為，有時為了維護美國利益，在其他選項將會導致大規模混亂、國家崩潰乃至恐怖分子當選上臺的情況下，美國需要支持令人厭惡的政治強人。這種論點經常讓博爾頓受人詬病，比如他支持埃及總統塞西。相反的觀點認為美國應該大膽支持民選的穆斯林兄弟會政府，寄希望于隨著時間流逝，這個極端團體能夠恢復理性和穩健，如果還不奏效，美國也應堅持相信埃及選民終會厭倦伊斯蘭主義的統治，在未來的一天選舉杰佛遜式的自由主義者上臺。不過，這一切都建立在美國-埃及的聯盟關系能等到那一天。即便如此，以色列的安全危局，也不見得能堅持到那一天。

博爾頓的世界觀從不感情用事，甚至富有悲劇色彩。不過話說回來，我們這個世界本來就充滿悲劇。

本文譯自保守派刊物《評論雜志》（Commentary Magazine，3月23日）；作者Sohrab Ahmari，資深專欄作家；原標題：“A Hawk Without Illusions”；謝允一/譯，保守主義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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