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下次坐飛機旅行時試著環顧下四周。iPad成為了嬰兒與蹣跚學步的孩子的新型奶嘴。年齡還小的學齡兒童在智能手機上閱讀故事，年長些的男孩子們則完全不閱讀了，而是趴在電子游戲前。父母與其他乘客在Kindle上讀書，或是略讀著大量郵件和新聞。在我們大多數人還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一場無形又顛覆性的變革把所有人都聯系到了一起。構成大腦閱讀能力的神經回路正在細微而快速地變化，無論是預學孩童還是閱讀專家，都受到了影響。

正如神經科學研究所顯示，在六千多年前，讀寫能力的習得使得人類大腦中形成了一個新的回路。這個回路最初很簡單，用來解讀基本信息，比如一個人的畜群中有多少只山羊，到現在進化為高度復雜的可以閱讀的大腦。我的研究描繪了現在的可閱讀大腦是如何促成了一些最重要的智力與情感過程的發展，包括知識內化，類比推理與推斷；換位思考與共情；批判性分析與洞察力的產生。這一研究涉及到了全球不同地區，它的結果警示我們，隨著人類轉入數字化模式閱讀，以上每一個重要的“深度閱讀”過程都可能面臨威脅。

這不是一個關于紙質閱讀與數字閱讀、科技創新哪個更好的簡單二元問題。就像麻省理工學院學者雪利·特克爾(Sherry Turkle)寫到的，當我們做出創新時，作為一個社會我們沒有錯，但當我們忽視創新過程中擾亂與削弱了什么時，我們就錯了。在這個印刷文化與數字文化的轉折點，社會需要正視以下問題，在我們專門負責閱讀的回路中什么正在減少，在我們的孩子及年長的學生中有什么能力沒有發展起來，以及我們能對此做些什么。

從研究中我們得知，人類的閱讀回路不同于視力或者語言，它不是通過基因藍圖獲得的。它需要環境來形成。而且，它會適應于環境的要求，不同的書寫系統和所用媒介的特點都會對它產生影響。如果主導的媒介傾向于快速，多任務導向的閱讀過程，且適合處理大量信息，就像如今的數字媒介一樣，那大腦形成的閱讀回路也會如此。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心理學家帕特里夏·格林菲爾德（Patricia Greenfield）寫到，結果是，我們會花更少的精力與時間去進行慢速耗時的深度閱讀，就像推斷、批判性分析與共情，而這些對于任何年齡的學習都是必不可少的。

心理學與人文學科的教育者與研究者們不斷發表報告證實了這一點。英語文學學者與教師馬克·愛德蒙森（Mark Edmundson）說到，有許多大學生主動避免閱讀19世紀與20世紀的經典文學，因為他們不再有耐心去讀篇幅更長，更難懂的文本。我們不必為學生在認知過程中的不耐煩太擔心，但是我們應該擔憂這一現象的內在原因，即大量的學生在閱讀中可能無法運用足夠的批判性分析。這會使他們難以理解更吃力的文本中出現的復雜的思想與論述，不論是在大學的文學與科學課上，或是在遺囑，合同中及在投票處會遇到的故意混淆人的全民公投問題。

許多研究顯示，數字化閱讀可能正在對高中生與大學生的閱讀理解產生一系列令人擔憂的不利影響。挪威斯塔萬格的心理學家安妮·曼根（Anne Mangen）與她的同事研究了高中生在不同媒介下是如何理解相同的材料的。曼根的團隊向測試對象詢問了一些關于一個短故事的問題，這個故事是一個充滿欲望的愛情故事，對學生有普遍的吸引力。一半的學生是在Kindle上讀的“珍妮，我的愛”，另一半學生則是在平裝書上讀的。結果顯示，在紙質書上讀的學生比在屏幕上讀的學生在理解上表現得更好，尤其是在對細節排序，及按時間順序重現情節的能力上更為突出。

圣荷西州立大學的劉子明（音譯）開展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讀書的“新常態”是略讀，在詞與詞間跳躍并隨意瀏覽文本。許多讀者如今在閱讀時采用F或Z的模式，即他們抽樣讀第一句話，在剩下的文章中再挑一些詞瀏覽。當進行閱讀的大腦像這樣略讀時，深度閱讀的時間將有所減少。也就是說，我們沒有時間去領會復雜的內容，去理解其他人的感受，去感知美，以及去形成讀者自己的想法。

卡琳·利陶（Karin Littau）和安德魯·派珀（Andrew Piper）指出了閱讀的另一個方面：物質性。派珀，利陶與安妮·曼根的團隊強調道，紙質閱讀的觸感為信息增添了一個重要部分：字詞的一種“幾何結構”，及文本在空間上的“存在感”。就像派珀指出的，人類需要知道他們在時間與空間的位置，這讓他們可以返回并在重新審視中有所得，派珀稱此為“重現的技術”。重現之所以重要，部分在于我們能夠返回、檢查并評估自己對文本的理解，這對年輕與年長的讀者而言都是一樣的。那么問題來了，當我們的年輕人在屏幕上略讀，其中缺失的空間上的存在感使他們無法“回顧”時，他們的理解會怎么樣呢？

美國媒體研究者麗莎·格恩西（Lisa Guernsey）和邁克爾·萊文（Michael Levine），美國大學的語言學家娜奧米·巴倫（Naomi Baron），及海法大學的認知科學家塔米·卡茲（Tami Katzir）調查了不同信息媒介產生的影響，尤其是對年輕人的影響。卡茲的研究發現在屏幕上閱讀的消極影響早在四、五年級就出現了，這不但損害了人的理解能力，同時也對共情能力的發展不利。

批判性分析，共情能力，及其他深度閱讀過程可能成為我們數字文化所帶來的意外“附加傷害”，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紙質閱讀與數字閱讀對立的二元問題。它關乎于我們所有人是如何開始在任意媒介上閱讀，這不只改變了我們閱讀的內容，還改變了我們閱讀的目的。這也不僅只關系到年輕人。批判性分析及共情能力的不易察覺的衰退影響著我們所有人。它影響了我們應對時常發生的信息轟炸的能力，鼓勵我們退縮回最熟悉的未經核查的信息孤島，其中不需要也接收不到任何分析，讓我們易于被虛假信息與煽動行為影響。

在神經科學中，有一個不隨年齡改變的古老規則：用進廢退。當應用到閱讀大腦內的批判性思考時，這是一條充滿希望的原理，因為它暗示了選擇的作用。閱讀大腦發生的變化還沒有結束。我們擁有科學與技術，來趕在閱讀方式的變化根深蒂固前去發現并解決問題。如果我們努力去理解我們將要失去的究竟是什么，再加上數字世界帶給我們的非凡新能力，那么我們有理由在謹慎的同時，抱有相同的期待。

我們需要培養新型的大腦：一個無論在數字還是傳統媒介中都能進行深度思考的“雙語”閱讀大腦。許多事都取決于此，包括民眾能否在一個活躍的民主國家中換位思考、辨析真相，我們的孩子與孫輩能否欣賞與創造美，及我們自己能否超越如今的信息過剩，獲得足夠的知識與智慧來維持一個良好的社會。

本文選自The Guardian| 取經號原創翻譯 作者：Maryanne Wolf 譯者：郭嘉寧 校對：劉 蕊 策劃：唐 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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