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墮向罪城：現代自由主義與美國衰落》出版于1996年。在1987年的大法官任命戰中敗北之后，羅伯特·博克（Robert Heron Bork）可以說是無官一身輕，也因此才有了這本無所禁忌，寫作得肆意汪洋的論戰之作。博克在書中將矛頭指向由“激進個人主義”和“激進平等主義”所共同組成的現代自由主義，認為六十年代的學生造反運動造成了美國社會的原子化、道德的相對化和法律的自由意識形態化，提出了一個念茲在茲的命題：“一個民族的道德生活是其文化的根基”。本文為該書的導言部分，由田雷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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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日清晨，走在前往耶魯法學院教課的路上，我在法學院大樓外的人行道旁，發現了已經在法學圖書館內燒毀的書，正成堆地在路邊緩慢燃燒著。這些書籍的余燼是一個縮影，象征著在整個國家的大學校園內發生著的亂象：暴力、損毀財產、以及沒頭腦的對法律、權威和傳統的憎恨。第二日《紐約時報》上有幅照片清晰地捕捉到這一幕，我就靜待在那里，茫然無措。

這些學生們，他們到底想要些什么？他們的這些所作所為，還有他們在大學校園內所掀起的普遍混亂，追根溯源都是為了何種可以想見的目標？生活在六十年代的當時，我在法學院的同事和我本人都全然無法理解，這動亂到底事關什么，源自何方，而這場悲劇又會持續多久。只是到了許久之后，我才對之有了一定程度的認知。

如要理解我們當下的困局，我們就必須回首這段歲月的動亂，它將五十年代出現的發展推向了一個新階段，而在此之前，我們多數人對對之視若無睹或有所誤解。我們注意到（誰又能注意不到呢？）貓王、搖滾樂、詹姆斯·迪恩、激進的社會學家C.懷特·米爾斯、杰克·凱魯亞克以及垮掉的一代。但是，我們當時卻無法理解，他們絕對不是相互孤立無援的怪誕現象，而是一種新文化的預兆，不用多久，就會降臨在我們身上，將我們席卷至一個不同的國度。政治作為一種信號總是姍姍來遲。

文化最終造就了政治。而五十年代的文化細流一路走強，到了六十年代成為了席卷整個國家的一股洪流，不曾想終在七十年代漸變枯竭。羅納德·里根在1980年當選為美國總統，與此同時最極端的數位自由派參議員在競選中落敗，看起來既是對傳統價值的重申，又是六十年代已經死亡的明證。但事實并非如此。六十年代的精神在八十年代得到了復蘇，最終為我們帶來了比爾·克林頓及其夫人希拉里，他們是六十年代的化身，現在已經人到中年，而其所肩負的意識形態成見卻從未變更。

本書是關于美國衰落的。而既然美國文化是內在于所有西方工業化民主文化的，那么我也許在不經意之間寫作了一本有關西方衰落的著作。至少在美國，這場衰落同它所激起的不斷攀升之對抗已經導演出一場我們現在所知的文化戰爭。我們尚且無法預言誰將在這場戰爭中勝出，但是就當下的時刻而言，我們的通道卻是持續向底線墮落的。我這么說并不是要否認，我們文化中還有許多方面依然健康，而且美國許多家庭并無解體破碎，父母們仍在向孩子們灌輸著強烈的道德價值。美國文化是復雜的，而且有其韌性。但是，同樣無可否認的是，在我們文化的幾乎每個分支中，都有諸多方面比此前任何時候都更要糟糕，而且這種腐朽正在蔓延。

本書所說的“文化”，是指全部的人類行為和制度，包括大眾娛樂、藝術、宗教、教育、學術、經濟活動、科學、技術、法律和道德。而在以上列舉中，只有科學、技術和經濟在今天還可以說是健康的，而這種狀況可以持續多久，現在也是有疑問的。盡管看起來不太可能，科學和技術現在也愈發受到攻擊；而在一種羸弱的享樂主義文化中，充滿活力的經濟能否得到一種可持續的發展，現在看起來也是非常不可能的事，特別是這種文化越來越堅決地否認以個人成就作為分配收益的標準，因此扭曲了人們的激勵動機。

每一種墮落腐化的新證據到來時，我們都會為之做片刻的悲嘆，而接下來就變得習以為常。今天，我們聽到最潮的說唱歌曲，鼓動槍殺警察或者性虐女性；明天，就聽到左翼政治力量在某所精英大學內的強行教條灌輸；接下來就看到在紐約市、洛杉磯和哥倫比亞特區的最新殺人犯肖像；刑事司法系統也在我們面前崩潰，它對嚴懲犯罪表現地無能為力，而且很多時候，它甚至沒有能力去將顯而易見的犯罪人定罪處刑；而在我們的娛樂中都是露骨展示出的性態以及司空見慣的暴力；種族之間的緊張關系也在持續惡化；女權主義、同性戀、環保主義以及動物權利都有憤怒的積極分子——而以上的列舉清單可以近乎無限地擴展下去。

現代自由主義的規定性特征就是激進的平等主義（結果平等而不是機會平等）和激進的個人主義（個人滿足所受的制約得到大幅減少）。這兩者看起來是一種奇怪的搭配，因為個人主義意味著自由，而自由會制造不平等，但另一方面，結果平等就意味著強制力，而強制力會摧毀自由。如果兩者想要同時發揮其作用，那么在激進平等主義和個人主義將會出現沖突之處，就必須將它們區分開來，它們必須運轉在不同的生活領域內。而這正是我們在今日文化內所見到的景象。

激進平等主義主宰著生活和社會的領域，在這些方面，如若沒有趨向于一種平等狀態的強制力，則高人一等的成就可能出現，并將獲得獎勵。配額制、平權行動以及女權主義中更極端的流派，都是最顯而易見的例子，但是正如下文可見，激進的平等主義正在摧毀我們文化中的許多方面。而在那些個人成就不會制造出不平等，同時人們想要不受約束地追求幸福的領域內，激進個人主義就是一種命令。個人主義在性態和流行藝術的領域內找到了特別的藏身處。

有些時候，激進個人主義和平等主義的驅動力可以相互配合。例如，兩者都逆反社會的傳統道德——個人主義者是如此，因為只有通過免于權威的自由，前者的愉悅才可能得到最大化，而平等主義者是如此，因為后者憎惡在個人或行為形式之間進行任何區分，只要這種區分意味著在此方或彼方的高貴之處。如果平等主義和個人主義聯起手來，否認了在文化或道德觀之間進行高低排序的可能性，由此而至的結果就是文化和道德混亂，而這就是我們當下時代顯著的破壞性特征。

激進的平等主義必然會將我們引向集體主義，這是因為若要壓制由自由所催生的差異，就必須要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而這種狀況也就提出如下這種看起來吊詭的險惡可能，也就是激進個人主義反而成為集體主義暴政的引路人。這種個人主義攻擊著家庭、教會和私人社團的權威，這是我們時代的特征之一。家庭據說是有壓迫性的，是我們諸多不幸的根源。個人主義者同樣否認，教會有權堅持要求其成員恪守它所認定的合道德行為。而私人社團也沒有例外地被剝奪了自治權，無法為社會自身去定義它們的成員資格。由此造成的結果是，這些介于國家和個人之間的制度受到日復一日的弱化，它們的功能也越來越多地要聽命于國家，或者為國家接管。個人與其說是強有力的私人機構的一份子，不如說是松散群眾中的一員，受制于國家的集體主義強制力。正因此，激進個人主義掘開了自己的墳墓，走向了它的對立面。

現代自由主義就內容而言非常不同于比方1940或1950年代的自由主義，而且當然有別于19世紀的自由主義。但是，驅動自由主義的情感和信念，卻是始終未變的：自由和平等的理想。這些理想帶來了西方文明偉大的政治、社會和文化成就，但任何一種理想，無論其本身多有價值，只要被一直推演下去，就必定會發生變異，事實上會走向自己的對立面。這就是現在正發生的變化。從流行音樂到高等教育和科學，美國的制度無一可能保持獨善其身。

在某種意義上，衰落總是與我們同在。聽一聽每一代美國人是如何談論他們后來的一代人的，我們就可以得知，我們的文化不僅在今天正迅速墮落，而且一路走來總是如此。感懷過去的黃金時代，很可能是普世的，并且同人類種族相始終。史前部落的長者無疑會這么認為，年輕一代的洞穴涂鴉總是無法企及他們所達到的水準。而既然這數千年來的退化呈直線向下的趨勢，到現在為止，我們的文化應當不只是一片殘破，還已是塵埃遍地。但事實顯然并非如此：直至晚近，我們的藝術家所做的都還是要好于史前的洞穴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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