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在1949年完成的《被詛咒的部分：普遍經濟學》（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的第一卷《消耗》（Consumption）中，系統提出了自己的“普遍經濟學”的理論，概而言之，就是地球上的任何一個有機體都會在成長中獲得多余的維持生命所需的能量，在此一過程中，它會盡可能的將過剩的能量用于個體的增長，但是，任何增長都是有限制的，在個體的增長觸及到這個限制，也即極限后，它就不得不將原本用于增長的過剩的能量消耗掉，而且這種消耗必須是不求回報的，非生產性的花費（nonproductive expenditure）。否則，這個有機體就會崩潰或解體。其中，巴塔耶認為，無論是對于個體還是群體，其增長的直接限制，是由另一個體或者別的群體所給予的，不過，最根本的限制，還是它所處的空間的限制，“但是，地球的范圍（準確地說，生物圈）—它與生命的可用空間是相符的—才是真正的限制。個體或者群體可以被另一個體或者群體限制，可是，生物界的總量是不會改變的，簡而言之，地球的空間是限制所有的增長的尺度。”
以此為理論的基本模型，巴塔耶將小至一頭牛，大到由無數有機體組成的一個國家，進而整個世界（地球），都作為這樣一種自足的系統來看待。這是一個始終處于動態的平衡中的系統。如他認為，20世紀以來的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就是和十九世紀以來長期的和平與工業化的發展有關，因為這一百多年來的和平與工業化所積累的巨大能量無法及時消耗，同時，可能的增長也遇到了極限，于是系統便采用了戰爭這種最為奢華，最為便捷，同時也是能夠最大限度的消耗過剩能量的形式來謀求系統的平衡。但是，對于任何個體和群體來說，增長總是一種本能的和必然的趨勢，面對總是會到來的限制，也必然會發生能量的消耗的問題，而由此帶來的系統失衡總是會經常性的發生，所以，系統總是處于一種動態的平衡與不平衡的交互運動之中。
從這一觀點出發，巴塔耶在《消耗》一書中以自己獨到的眼光對蘇聯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為了實現工業化，所采用的社會形態以及措施，從積聚（accumulation）的觀點作出了自己的解釋。同時，作為一種對比，他又依據自己的普遍經濟學理論，從消耗（consumption）的角度探討了二戰后由美國在歐洲實施的馬歇爾計劃及其意義。表面上看，巴塔耶對這蘇聯的工業化和美國的馬歇爾計劃的分析都只觸及了他的普遍經濟學理論的一個方面，但它們卻共同構成了他的普遍經濟學的兩極，也更能體現他的普遍經濟學的理論架構的特點，所以，從他對蘇聯和美國的分析中進行分析，可以更好的把握他的這一重要的思想。而且，這既可以讓我們對1949年后的中國的社會形態的變化及某些相似的措施加深認識，也可以對我們今天的發展提供某種新的理解的可能。
蘇聯的建立及其產生的問題
巴塔耶首先指出，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建立具有很大的新穎性。從1847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再到1949年，共產主義已不再是個幻影，“它是一個國家和軍隊（到現在為止，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由一種有組織的運動所補充，通過一種對個人利益的各種形式的否定，它在一種堅如磐石的凝聚中被維持。”這樣一種前所未有的社會組織形式，與當時在歐美已經有相當歷史的資本主義制度在很多方面迥然不同，它所具有的獨創性和可能的發展前景，迅速轟動了整個世界。其影響所及不僅在源發地的歐洲，即使是在文明發展史，以及文化和種族殊異的亞洲，也為之震撼和動搖。
但是，盡管作為共產主義國家的蘇聯的建立在人類歷史上是開天辟地的和新穎的，它的學說和實踐也的確有很多支持者，但它的建立卻有一定的突然性和偶然性，而且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對共產主義的設想和論述。巴塔耶指出，這也是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對蘇聯的建立所持的批評立場的原因。因為蘇聯的建立，在兩個方面是“出人意料的”，首先就是蘇聯的建立是單獨建立的，其次，又是在一個沙皇俄國這樣一個以農業為主的不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建立的。這與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革命不是單獨發生的并且是由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所產生的觀點相沖突。對于這個問題，恩格斯1847年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回答共產主義能否單獨在一個國家發生時，就明確表述這是不可能的，“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各國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緊地聯系起來，以致每一個國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國家發生事情的影響。此外，大工業使所有文明國家的社會發展大致相同……因此，共產主義革命將不是僅僅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里，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的革命，在這些國家的每一個國家中，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這個國家是否有較發達的工業，較多的財富和比較大量的生產力。因此，在德國實現共產主義革命最慢最困難，在英國最快最容易。”而巴塔耶本人也認為，相對1917年的俄國來說，二戰后的經濟技術高度發達的美國才更適合建立社會主義。但是，歷史的產生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列寧在十月革命中抓住了機會，在俄國單獨引發了共產主義的革命，之后斯大林又堅決反對托洛茨基（Trotsky）主義，不再把世界革命的成功作為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因而社會主義才得以在各方面均比較落后的俄國建立。
由此可見，蘇聯的建立，一方面，固然是對馬克思主義有關共產主義學說的一種超越，但是這種超越或者突破，并不能在現實中同時產生同樣的超越，那就是蘇聯的建立者所必須面對，同時也是必須解決的落后的生產力以及由此帶來的物質困難的問題，而這正是蘇聯的建立者乃至蘇聯別無選擇的和無法逃避的命運，也是他們所不得不面臨的挑戰。
所以，巴塔耶特別指出，“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結果是不能被漠視的，“（社會主義）被限制于一個國家的事實可能改變革命，給予它一種難以解釋的和在外表上具有欺騙性的復合的形式，更不用說，沒有與一個全球的社會主義的聯系，會遭遇到的那些物質困難”換句話說，巴塔耶并不認同上述那些知識分子對蘇聯的批評，這是因為，蘇聯的空間是給定的，它只能在這種已經被限定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也就是自行解決自己的生產力問題。從這個關鍵點出發，巴塔耶認為，蘇聯所采取的所有的政策和做法都是為了完成這一最根本的任務。而意識到這個急切的問題并以強力執行此一使命的就是斯大林。因此，對斯大林主義的批評也就很自然的與反共產主義的批評結為一體。
斯大林式社會主義的特點
因為蘇聯是第一個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從某種意義上，斯大林主義或者斯大林式社會主義所呈現的特點，也就很自然被看成是社會主義的特點。而對斯大林主義的批評也成為當時解剖社會主義的有效途徑。
首先，是蘇聯對個人的處理上的特點。巴塔耶認為，斯大林主義在這個問題上并沒有更多的新意，因為從一開始，布爾什維克革命就非常輕視個人的利益，思想，以及習慣和權利，他所顯示的只是列寧的思想的特點。這種對個人的壓制和否定是與非共產主義世界，特別是與資本主義不同的，后者以個人為終極目標，其“價值和真理都只涉及一種私人生活的孤獨，而對與此無關的東西置若罔聞”。[6]但是，巴塔耶指出，它所追求的這種與個人緊密聯系的“價值和真理”其實只是一種表象，而它真正的追求是個人的經濟的獨立，所以，建基于此上的所謂個人的民主理念，或資產階級的民主理念，說到底不過是一種欺騙和對人的命運因素的否定而已。可正因為這樣，資產階級養成了一種虛假的“人性”，并習慣了他的生命的孤立和平庸，進而對與之不同的生活充耳不聞，視而不見。而斯大林式共產主義的“嚴厲（rigor）”就是要否定這種生命的惰性，以激發一種生命的緊張。
其次，是蘇聯所采取的國家形式。巴塔耶駁斥了那種簡單的把蘇聯看成與希特勒式社會主義（Hitlerite socialism）相同的簡單看法。雖然這兩種制度表面上看來很相似，國家都是由一個領袖，一個政黨所控制，軍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同樣也有一個青年組織，此外，還有對個人的思想的否定，以及鎮壓等，可是這兩個國家的“目標和經濟結構是根本不同的，它們把這兩個系統置于彼此你死我活的反對中”，在巴塔耶看來，它們的“目標和經濟結構”的情況才是決定一個國家的行為的最為根本的因素，與當時的德國相比，蘇聯所要解決的問題顯然是不一樣的。不過，巴塔耶也承認，雖然二者在本質上并不相同，但是在實現其目標的方法上，卻是相似的。
巴塔耶繼而指出，蘇聯的國家形式其實不是一種“民族的（national）”帝國主義而是一種“帝國的社會主義（imperial socialism）”，但這里的“帝國（imperial）”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一個民族（nation）的帝國主義，這個詞指的是“帝國（empire）的必要性”，即所謂的“普遍國家（universal state）”的必要性，而其意義即在于可以終結“現在這個時代的經濟和軍事的無政府狀態。”顯然，巴塔耶的這個觀點與他的老師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所倡導的“普遍同質國家”有相通之處，科耶夫就是從他的這個理論來解釋蘇聯和納粹德國的差異以及后者不可避免的失敗的，“希特勒還充當了自稱是‘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socialism）’這樣一個政治運動的急先鋒，從而將自己政治思想的本質和動機表述的淋漓盡致，因為這個運動有意識地將自己與蘇聯式的‘帝國社會主義（imperial-socialism）’和英美式的‘帝國資本主義（imperial-capitalism）’相提并論。因此從總體上來看，第三帝國無疑是一個民族性的國家，并且還是一個特定和嚴格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這個國家一方面想努力實現民族性政治的所有可能性，另一方面又通過有意識地確立德意志作為國家（種族）界限，而想只運用德意志一個民族的力量來達到這個目標。可正是這個“理想的”民族國家輸掉了它關鍵性的政治戰爭。”這就是為何蘇聯要建立這樣一個“帝國”的原因。
但是，科耶夫的這一解釋所強調的是國家在政治意義上的生存，他直言，“在我們的時代里，普遍和等質的國家也成為一個政治的目標。”而巴塔耶所著眼的是經濟上的原因，他認為，這種帝國體制的建立是源于國家經濟上的需求，也就是說，蘇聯的這種新穎的“帝國社會主義”的出現，其目的并非是像“民族社會主義”那樣是為了建立局限于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帝國，而是為了對那種散亂的經濟和軍事形式進行革新，以一種新的組織形式來服務于它的經濟的發展，其目的是不同的。因此，巴塔耶指出，相對于“民族社會主義”的封閉性，蘇聯（Soviet Union）是一種開放的框架式結構，它可以把任何國家嵌入自己的框架中，因為它對應的不是一種傳統的帝國思想，而是一種新的經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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