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這是袁世凱首次正式接受外國記者的采訪。他對自己在大清國政治舞臺上所面臨的危險非常清醒，他推行著保守的改革，“并沒有激進到要立即引起新舊體制的決定性對抗，而是允許進步分子們在維護皇權的前提下適當采取些行動。”本文是美國記者托馬斯·F.米拉德對袁世凱的專訪，刊發于1908年6月14日《紐約時報》。

提問袁世凱

我接到一封官函，說袁閣下同意在他的官邸接受采訪。我到了那里后，被領進客廳。這個客廳是歐洲風格的裝飾，正像大多數清國高層人士的住宅那樣。我知道袁不會講西方語言，正在納悶誰來充當我們之間的翻譯呢？但很快地，隨我之后進來了一位清國人，我一時沒認出他是誰，后才發現他是童凱生（譯音TongKai-son）先生。

童1885年畢業于耶魯大學。我最近一次見到他時，他正身著西裝，在給《南華日報》當期刊編輯。《南華日報》在上海發行，是當地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當我問到他衣著的變化時，童先生笑著說：“是啊，您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么開化，這里的人們總是比較保守一些。”

對清國的領袖人物來說，操勞過度是在所難免的。

過了一會兒，袁世凱走了進來。早就聽說袁非常沉溺于他那艱苦的工作，并且這工作也極大地耗損了他的體力和心神，所以我特別注意觀察他的容貌，指望能從中發現一些跡象。但讓我驚訝和感到滿意的是，袁看上去比我上次見到時好許多。

實際上，現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壯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銳的眼神顯示出他對自己手中掌握的事情非常關切。袁的整個面貌都顯示出了他身體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

在接下來的交談中，袁說他每天清晨5點鐘就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9點鐘才休息，其間只有短暫的用餐和休息時間，除非偶爾有別的任務讓他離開日常工作。

大清國缺乏能干的官員，這是清國政治一個最大的缺陷，也使得清國官員中有限的幾位先進人物都被委以重任并不得不過度操勞地工作。袁自己也承認了這點，然而他似乎不以為苦，倒更像是樂在其中。

正像常常發生在清國官員身上的情況那樣，袁通過詢問我的近況來開始我們之間的交談。他問我這次是從哪里來北京的？當我告訴他我剛剛到過滿洲時，他就針對我在那里的情況問了一大堆問題，而這也是我非常樂意談論的事。

我非常非常愿意與袁討論，因為這讓我有機會了解在東方危機的問題上袁自己的觀點。但正當我準備記錄時，袁卻把話題轉到了美國總統的競選上。他說雖然他是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崇拜者，但同樣也相當推崇塔夫脫先生。

去年秋天，塔夫脫先生在上海發表了對大清國很友好的講話，這給清國上下都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袁熱切地期望塔夫脫先生能有機會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并說很多清國人都有這種情感，因為他們覺得塔夫脫先生對遠東的情況非常了解，并且真誠地倡導要尊重大清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談到美國時，袁說道：“我一直期待著訪問美國。在所有未訪問過的國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國。這也許是因為，在我周圍，有很多年輕人都是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但是我覺得，盡管我們兩國政府在形態上有明顯的差異，但實際上，美國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更接近我們的體制。我已經注意到，受美國教育的大清國人民，比受歐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將他們所學到的知識運用于我們國內的管理。并且據我所知，貴國政府的基本規則也與我國政府極為相似。”

我向袁世凱閣下保證，我自己對大清國有如下印象，那就是：“大清國的管理體制和民眾從本質上都是趨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歷程一經起動，就將極大地增加帝國復興的可能。”另外，我還就大清國的現狀以及他對改革的期望向他發問。

“我們內部的管理體制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說道，“但這卻是一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非常難的事情。因為它牽涉到要徹底改變甚至推翻現行體制的某些方面。而這個體制已經存在了許多個世紀，諸多因素盤根錯節地緊緊交織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狀況而論，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給我們時間再加上機遇，我們無論如何都能夠實現改革的大部分目標。”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呢？”我問道。

“我們的財政制度、貨幣流通體系以及法律結構。只有做好了這些事，大清國才能恢復完整的主權。而且，也只有等她徹底恢復了主權，才能真正理順國家正常的經濟和政治生活。這三項改革中的任何一項都與其他兩項有著密不可分的依賴關系。”

我問袁，在完成這三項改革的過程中，像日本人那樣引進外國顧問以求援助，這樣的做法他是否認為有益？他對此避而不答，而是說，他認為大清國還有很多很多東西要向西方學習，并且大清國將感謝任何善意的建議和忠告。

我相信，事實上，袁確實認為應該引進能干的外國財經顧問和法律顧問，但是，如果在當前情況下公然迫切地提出類似建議，只能對他的政治敵人有利。因為時下諸如“復興的權利”（rightofrecovery）以及“中國乃中國人之中國”（ChinafortheChinese）等等觀點甚囂塵上，而袁則是一個如此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表面上是不會反對這些觀點的。雖然他主張他的國家能真正適應西方的觀念和方法，即使大清國也許還未做好充分的準備去接納它們。

袁說，日本人僅僅是在時間上比大清國早一些通過某些純物質的外來幫助方式（大清國有幅員遼闊的國土和人民，在各民族、各地區的內部利益調整方面也與日本存在很大的差異，因而不太可能采用這種幫助方式），就取得了某些物質上的進步，但這并不能證明日本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就比我們優越，也不能證明在指導我們未來的方針上，日本人的做法從根本上就是正確的。

袁強調說：“這也并不意味著他們的做法就更加聰明。日本人在完成他們國家發展進步的過程中，純粹是由于地理和政治環境對他們一直有利。而我們的事業卻比他們更加艱巨和繁重。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我們自己就不能指望達到類似于日本現在所取得的成績。日本外有大國的友好支援，并且在其國土上也不存在來自列強的私欲和野心去牽制和阻撓他們。當把所有這些情況詳加考慮之后，我們應該認識到，在走向所謂現代化的進步過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國在改革的具體部署上進行明確的對比是不可能的。

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國的開明人士在這方面能夠對大清國多加賞識和鼓勵，并能在大清國面臨的改革偉業面前，給予我們精神和道義上的支援，正像他們在一個類似的歷史時期曾給予日本的一樣。除非遭到某個列強大國的肆意進攻，在一般情況下大清國政府并不要求更多的外來援助。但我確實認為，在評估我們的發展進程時，應該充分考慮到，大清國政府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是巨大的。我們正處在現代化進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們一時沒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應該對我們批評得過于嚴厲和苛刻。”

“您對清美關系怎么看？”我問道。

袁說：“大清國的政治家們，自從開始考慮我國的國際關系時，就認為我們和美國的關系是非常重要的，這種看法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真切，并且將來也一定會繼續下去。我覺得，我們需要和貴國保持友好和令人滿意的關系，這種需要的程度怎么說都不過分。貴國一直是大清國的朋友，并且貴國從未錯過任何機會以無私的方式表示出這一點。的確，美國一直對東方國家非常友好，并且從未顯示過哪怕是最輕微的軍事部署要去攻擊它們。如果說在不遠的將來，大清國在關系到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嚴峻時刻必須挺身抗爭的話，我們會期待并信賴美國能夠為保護我們的權利而在國際上善施影響。當然我們會對所有那些友好的列強國家抱有同樣希望，然而我們更加信任美國。”

“清國人民怎樣看待美國艦隊訪華的提議？”我問道。

“我本人對于貴國政府宣布他們正在善意地考慮我們的邀請而感到高興。并且我確信，大清國的百姓也會與我有同樣的感覺。眾所周知，大清國已經被外國武力很多次地‘訪問’過了，我是說包括友好的和非友好的。然而在這件事上，甚至在此之前從未有過任何一支外國海軍艦隊認真考慮過我們的愿望，或者曾友好地等待我們邀請。大清國人民能夠通過美國海軍的友好訪問而理解到貴國對我國的友誼和重視。并且我可以向你保證，你們的艦隊將受到所有清國人民的歡迎。我希望不會發生什么事阻礙這個計劃的實施。大清國人民將把這件事當成我國對外關系的一個轉折點。”

袁用下面的話結束了我們之間的交談。他說這是他首次正式接受外國記者的采訪，并且他希望利用這個機會表達他對美國總統及美國人民的誠摯問候。

在引用袁世凱閣下的話時，我當然未能精確地遵循他的措辭，盡管童先生把袁的話翻譯成了英語的習慣用語，但我仍盡量希望能保持語言和神情的原貌。當然，袁在某些話題上是有保留的，這是很自然的事，并且在這種環境下無疑也是非常恰當的。

毫無疑問，袁對自己目前在大清國政治舞臺上所面臨的危險非常清醒，他不但十分明了這些危險的源頭所在，而且也知道這些危險在他前進的道路上可能會發生怎樣的作用。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1908年《紐約時報》專訪袁世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