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5日，樸槿惠就任韓國第十八任總統，時隔三十四年，她再次回到從小長大的青瓦臺。而在東京日本首相官邸的安倍晉三看到這一幕，或許也會激起頗多思緒——樸槿惠的父親樸正熙與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曾有多年的交往，兩人都有滿洲經歷，這不但積淀了他們之間的友誼，也影響了戰后東亞歷史的進程。

“漢江奇跡”的起源？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隨著戰后日本和韓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國際學術界對以日韓為代表的東亞經濟發展模式倍加關注。美國東亞問題專家查莫斯·約翰遜的《通產省與日本奇跡》（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即是其中的代表，他提出了東亞經濟發展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模式。

“發展型國家”理論認為，東亞新興經濟體之所以能快速發展，原因在于二戰后東亞新興經濟體的高效率技術官僚所起到的作用。然而相關研究卻較少談及其歷史脈絡，尤其是二戰時期的戰時體制對戰后東亞經濟起飛的影響。《大日本·滿洲帝國的遺產》一書（以下簡稱“本書”）便是從過往歷史出發，對東亞新興經濟體“發展型國家”理論進行探討的著作。

國際學界的相關研究，主要呈現三條脈絡。第一是傳統意義上的殖民批判視角，在此不復贅述。第二條脈絡試圖擺脫純粹的分析模式，逐漸轉向探尋非政治、非傳統的歷史脈絡，強調跨境、跨國乃至跨文明的解釋。如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提出的“東亞式現代”（East Asian Modern），希望厘清偽滿洲國的多樣性面向，雖然創建頗多，卻也引發了諸多爭議（詳見Prasenjit Duara，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而第三條研究脈絡，則是有關處理“日本帝國的遺產”與二戰后東亞局勢之間錯綜復雜的變動關系。雖然偽滿于1945年8月17日宣告結束，但其影響并未因此而消停，反而隱藏進了歷史的長河中（林志宏：《滿洲國——潛入時間的長河，再現歷史的諷刺》）。

近代日本歷史被1945年8月15日的終戰分為兩段：此前的帝國時代與此后的國族國家時代。帝國時代的日本試圖將自己建構為近代亞洲帝國的核心，乃至超越以西方為核心的現代，也就是所謂的“近代的超克”。然而，戰爭的失敗使日本帝國成了附屬于美國的現代國族國家。而曾經參與帝國時代建設的人們與帝國時代的聯結，卻并未因帝國時代的終結而結束。他們的建設經驗，也在某些機緣巧合下重新爆發出來，并產生了相當的影響。本書便是從這一角度，對后帝國時代的日本與韓國做了一番探討。

本書作者姜尚中、玄武巖都是著名的韓裔日本人學者，出生于日本，在日本完成高等教育并在高校里從事學術研究，用日語寫作。從學術經歷上看，他們與日本學者并無差別，但其韓裔身份似乎也是某種意義上“帝國遺產”的延續，他們對日韓這段歷史的思考也更耐人尋味。尤其是姜尚中——他還有個日本名字“永野鐵男”，他一直積極投身于韓裔日本人在日本的社會活動。也因此，本書并不是從傳統意義上的日本視角出發，兩位作者理解的“滿洲”也與人們的一般理解不同——他們選擇以“滿洲人脈”為主要切入點。雖然在日文學界，早已有小林英夫等人對此進行過大量討論（如《満州と自民黨》，新潮圖書，2005年），然而，對偽滿洲國在戰后東亞世界的延續卻較少有人關注——相關遺產正是依靠“滿洲人脈”在戰后東亞世界維系了下來，而樸正熙與岸信介則是最好的詮釋。

“獨裁者”與“妖怪”：樸正熙與岸信介

眾所周知，樸正熙與岸信介在戰后的韓國與日本政界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樸正熙作為一個獨裁者，執政韓國十八年（1963-1979），直至被金載圭刺殺身亡。岸信介雖然在戰后僅擔任了三年的日本首相，但在去世之前，他的影響力始終見于日本政壇。

1936年，岸信介就任偽滿洲國的總務廳次長，后轉為實業部次長。岸信介深信統制經濟在戰時體制中的重要性，因此積極參與并推動《滿洲國產業開發五年計劃》，甚至從日本邀請著名企業家鲇川義介前來投資，并創建了可以與滿鐵匹敵的“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滿業）”。故而岸信介也被稱為“統制先生”。

岸信介在偽滿期間，建成了以軍需工業為主的重工業體系，并在此體系下，開展了與之相關的創新活動。其中，較為典型的是，在當時被認作“遠東第一快車”的“亞細亞”號超特急列車的正式運營。也正是因為這段經歷，岸信介于1939年奉調回國，后擔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大臣，負責日本帝國體系內的軍需生產，并確立了“經濟新體制”。這不但作用于戰時日本，也影響到戰后日本的復興，甚至可以說，岸信介的“滿洲經驗”醞釀了“昭和奇跡”。

與岸信介不同，樸正熙在朝鮮接受師范教育后，選擇了北上，于1940年進入“滿洲國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并為自己取了“高木正雄”和“岡本實”兩個日本名字。畢業后，樸正熙加入偽滿軍隊，并跟隨“鐵石部隊”進入華北同八路軍作戰。這一段經歷讓樸正熙認為，偽滿模式才是自己心目中現代國家的建設樣板。1961年，樸正熙發動“五·一六”軍事政變，奪取韓國最高權力后，逐漸創立了“維新體制”。他以五年計劃的方式發展韓國經濟，并大力發展重工業，將其作為經濟發展的先導；而在農村地區，則開展以“勤勉”、“自助”、“協同”為主要精神的“新村”運動。樸正熙時代奉行“兵營國家”的思想來積累國力，構筑了以全民國防為主的“韓國式民主主義”。這一切，都與樸正熙的“滿洲經驗”相關。而偽滿這一系列體制的塑造者，正是被稱為“滿洲之妖”的岸信介。

在極具“滿洲國”特色的 “維新體制”下，樸正熙所仰賴的主要是一批有著相同經歷的軍人與官僚。樸正熙發動“五·一六”政變，建立“國家再建最高會議”并任議長，副議長李周一是樸正熙在陸軍軍官學校的同學，另外還有兩位委員金東河和金潤根也畢業于同一所學校。樸正熙在同一時期的其他同學，如尹泰日、樸林恒、崔昌彥等人，均在新政府中身居要職。而曾經在軍事法庭上救了樸正熙一命的同學白善燁與丁一權也憑借在朝鮮戰爭中的戰功身居高位，成為樸正熙重要的政治盟友。

1961年11月，樸正熙與岸信介終于在東京相見。一個是獨裁者，一個是“妖怪”，彼此因為共同的經歷與人脈牽扯在一起，并在后來保持了多年的友誼，這也深刻地影響了兩國關系，乃至冷戰時期的東亞局勢。

1965年6月，經過了十三年的談判，日韓邦交宣告正常化。其實早在1951年，日韓雙方就已經開始就邦交正常化問題展開接觸，然而并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樸正熙上臺執政后，以侄女婿金鐘泌為密使同日本方面聯絡，最終實現了日韓邦交的正常化，而在這個過程中，“滿洲人脈”起到了重要作用。日韓邦交正常化后，樸正熙在“維新體制”下，大力發展鋼鐵工業，并試圖建立浦項制鐵。浦項制鐵項目開始之初，樸正熙試圖向美國求助，但被美國以規模超出韓國所需為由拒絕。樸正熙轉而向日本方面尋求緊急援助。此時，岸信介雖已卸任首相，但時為日韓協力委員會會長的他還是憑借自己在政壇的影響力，為浦項制鐵項目拉到了大量援助，最終使得項目成行。

“滿洲人脈”的特殊性，使日韓兩國邦交異常鞏固。1973年，韓國中央情報本部將流亡日本的金大中綁架回國，日本因此對韓國提出嚴重抗議，并中斷了日韓內閣成員的定期接觸。而此時的樸正熙政權還需要來自日本的經濟技術援助。在這種情況下，修復日韓關系的重任便落在了岸信介身上。在他的斡旋下，日韓之間的外交危機被順利解除。兩國關系之穩固，甚至連“文世光事件”都未曾對此造成影響，而這種超穩固邦交關系的背后，仍舊是“滿洲人脈”在起著作用。

事實上，“滿洲經驗”并不僅限于樸正熙與岸信介二人。在韓國，樸正熙遇刺后繼任韓國總統的崔圭夏，是“滿洲國”大同學院的畢業生；盧泰愚時代的首任韓國總理姜英勛，曾就讀于建國大學——都是殖民地的學校。而在日本，曾身居殖民地要職的星野直樹、椎名悅三郎等人均在戰后日本政壇扮演著重要角色。而作為中日關系正常化先驅的高埼達之助，更是“滿業”的末代總裁。此外，還有指揮家小澤征爾、著名導演內田吐夢等民間人士，他們都有非常豐富的“滿洲經驗”——或許這種經驗稱之為“滿洲摩登”更為恰當。

帝國與殖民：現代化經驗的流動

在以往對帝國與殖民地關系的思考中，人們往往將殖民地看作帝國獲取資源的掠奪地，帝國為殖民地帶來的是無盡的苦難。然而，就日本帝國體系而言，資源的掠奪與民眾的苦難自然不可回避，但也需要看到，帝國與殖民地的關系中，仍然存在著另一種面相，即殖民地作為帝國現代化經驗的“試驗場”。這也是本書所要呈現的重要內容。

就日本帝國體系而言，帝國境內的現代化經驗存在著流動的過程，而這種現代化經驗的流動則以多次的逐級試驗為標志。日本本土的知識人與技術官僚會提出相關的構想；當這種構想需要付諸試驗時，則會被接連幾輪作用于各殖民地，最終經過了第二輪，甚至第三輪試驗后，相關的試驗經驗會被作用回日本本土。作用于日本本土的經驗又回流向各殖民地，從而造成新的經驗升級。在不斷的經驗升級過程中，現代化的過程也由此展開，并不斷被深化。日本帝國各個殖民地，與日本本土一道，都在這個不斷試驗升級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這一過程的代表，便是日本在戰后利用滿鐵試驗成功“亞細亞”號超特急列車的技術，研制成功了“新干線”，并將其出口到東亞其他國家與地區，從而帶動了亞高速鐵路技術的升級換代。本書雖然揭示了這一試驗過程，但對帝國體系中這種試驗的復雜性卻論述不足。當然，這一點與兩位作者的韓裔日本人的身份，以及論證主題集中在日本與韓國有關，或許并不能稱之為缺陷。但對這種試驗復雜性的關注，則是學界可以深入研究的地方。

在戰前日本帝國的體系之中，滿洲地區有著特殊的地位：它并非由日本政府直接統治，但卻在帝國體系中地位舉足輕重；它雖為帝國重要的殖民地，但又與傳統的殖民地并不一樣。其特殊之處在于，該地區的特殊場域融合了日本帝國體系中的各個角色，這也決定了“滿洲經驗”勢必會對戰時日本帝國，以及戰后東亞局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然而，隨著戰后東亞民族主義浪潮的風起云涌，使得這種戰爭時代的經驗被人們刻意淡忘。當垂垂老矣的親歷者回憶自己的一生時，他們或是在回憶錄中一筆帶過，或是干脆閉口不談，把這段經歷帶到墳墓當中。因此，本書重新發掘了在當事人記憶中刻意被淡忘的這一經歷。東亞也正是在這種“遺產”籠罩之下，迎來了“漢江奇跡”與“昭和奇跡”。

2013年2月25日的首爾與東京，殖民地的幽靈，一直游蕩在東亞上空，不論是在日本，還是韓國，抑或是其他地方，從未消散。

作者：鄒仲蘇，臺灣政治大學 來源：上海書評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滿洲經驗與東亞“發展型國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