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土耳其最大的不同是，中國從晚清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好幾次革命卻沒有崩潰，但是土耳其從奧斯曼帝國轉型到土耳其共和國的過程當中它崩潰了，喪失了絕大部分的領土，而中國只是喪失了一部分。

民族國家的興起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全球擴張是近代歷史的兩個重要主題。對于前者而言，它主要是從西歐的歷史經驗中生長出來的，它的擴散帶來的是民族主義的思潮和運動此起彼伏、蓬勃發展，并直接導致傳統帝國的紛紛崩潰與解體。然而，一族一國這樣的民族主義邏輯并沒有隨著傳統帝國的消失而失聲。內在地看，它的邏輯就是要不斷地細化分裂下去，世界上只有兩百個左右的主權國家，而能夠被稱為民族或族群的人民團體又何止以千萬計！冷戰期間的兩大陣營對峙格局暫時淹沒了民族主義這個“病毒”的擴散，但在過去二十余年里，以民族-宗教為載體的認同政治又在世界各地崛起了。從之前傳說中的美國某州鬧獨立，到不久前的蘇格蘭公投，以及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持續的獨立沖動，更不用說世界上其他地區存在的民族分裂主義現實，我們都能夠看出，民族主義給世界帶來的更多是挑戰、動蕩與失序。也說明，既有的民族國家體系消化民族問題面臨著根深蒂固的困境。

當下的“庫爾德斯坦”

當前國際局勢中，圍繞打擊伊斯蘭國（ISIS）出現了很多政治派系的纏斗。其中土耳其的角色，尤其是它的庫爾德問題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這里暫且不提背后復雜的歷史背景，單就這幾年發生的“阿拉伯之春”，我們幾乎可以說，它是“阿拉伯之冬”，是“庫爾德之春”。

最近在打擊ISIS（伊斯蘭國）的問題上，土耳其表態很曖昧，讓一些人琢磨不透，土耳其到底為什么會這個樣子？畢竟它是個北約成員國，按理好像應該緊密配合西方的行動。有一個基本的共識是，土耳其對ISIS的態度主要是跟它認定的恐怖主義組織——庫爾德工人黨（PKK）——有關。PKK早已被定性為恐怖組織。作為分布在四個相鄰國家中的跨境民族，庫爾德人口有三千多萬，是中東地區的第四大民族。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自治政府得益于當年美國打擊薩達姆的地區形勢，逐漸獲得了更大的自治權力和地方實力。最近幾年它跟土耳其政府關系不錯，在打擊它同族的PKK的問題上也能夠給予理解和配合。

土耳其埃爾多安的正發黨（AKP）政府這幾年正著力于解決庫爾德問題，甚至準備與PKK實現和解。但這個所謂的和解進程遭到了多方壓力，久拖不決，雙方都失去了耐心。隨著敘利亞局勢的變化，PKK的重要部分轉移到了敘利亞。庫爾德人一向在地區沖突中是被不同方面所利用的對象。隨著土耳其政府與阿薩德政權交惡，雙方的庫爾德問題又變得更加敏感了。

在這個時候，出現了ISIS的“逆襲”。ISIS之所以能夠出現，除了意識形態的因素之外，還有兩個因素值得注意，一個是久拖未決的反阿薩德行動中，敘利亞自由軍（FSA）的削弱；二是之前什葉派的伊拉克馬利基政府對遜尼派的糟糕政策，引起了遜尼派穆斯林的不滿，遜尼派的極端組織ISIS利用了這個形勢。

最近ISIS正在攻打一個敘利亞的庫爾德人的聚居地——Kobani。在Kobani的情況是，敘利亞當地的庫爾德人組織民主聯合黨（PYD）與來到這里的PKK關系密切，讓土耳其政府非常不滿。這也是土耳其政府最初不愿意來援助Kobani的原因。這讓土耳其政府面臨著國內庫爾德人的指責壓力。而來自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的“自由戰士”想通過土耳其來援助Kobani。幾方正在磋商，但各有打算。對于PYD來說，它希望能夠盡量拒絕來自伊拉克庫爾德人自治區（背后是土耳其的支持）的幫助，因為它害怕失去對當地的控制力，土耳其是希望借助與自己關系良好的伊拉克庫爾德人的介入削弱PKK在Kobani的勢力。

另外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在這個問題上，土耳其蒙受了很多西方媒體的指責，說它“抗戰不力”。除了前述庫爾德問題，土耳其對ISIS的威脅也有自己的評估，一方面它主要是在威脅伊拉克和敘利亞；另一方面它也害怕恐怖主義報復自己。實際上，土耳其在Kobani做了很多人道主義的工作，尤其是在ISIS的攻擊之前，使當地避免了出現大規模的人道主義災難。說土耳其政府漠視或冷眼旁觀，也是不夠客觀的。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土耳其需要做出最有利于自身國家利益的戰術選擇，而不是不分青紅皂白地跟著西方跑。

庫爾德問題之源

庫爾德問題是個現實問題，也是一個歷史問題，至少要追溯到土耳其的獨立革命。庫爾德人本身在“一戰”以后確實是在《色佛爾條約》里面規定了他們的權利，但后來凱末爾領導土耳其人打敗了協約國，所以條約就要重新簽，《色佛爾條約》被廢除，新簽的是《洛桑條約》。庫爾德人的民族權利就被犧牲掉了。

庫爾德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它主要是分散在四個國家里面，在土耳其的庫爾德人口是最多的。庫爾德人在凱末爾時代，連他們的存在都沒有得到官方肯定，他們的identity是被抹殺和壓制的。但這個問題并不能永遠地擱置下去，土耳其也沒有能力同化庫爾德人。土耳其在民主化之后必然要面對庫爾德問題，因為民主意味著多元，意味著以往被淹沒的要浮出來，被打壓的要站起來，被忽視的要爭取自己的權利。庫爾德人在土耳其不是絕對意義的少數民族，它占了土耳其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有一千四五百萬人。

1960、1970年代左翼運動的發展對庫爾德人有很強的影響，那時成立的庫爾德工人黨，今天被定性為恐怖組織，實際上這個黨在意識形態上屬于左翼政黨。1999年，它的領導人奧賈蘭被抓以后，庫爾德人的反抗運動轉入了低谷。后來，庫爾德工人黨發動了多次武裝襲擊，尤其是針對土耳其官方、軍方。現在AKP特別想處理好這個問題。這是今天土耳其的頭等大事。

歷史地看，土耳其政府做了很多事情，先是強硬的，后來是走民主和發展的路線。它在國內針對庫爾德地區的東南大開發，就像我們的西部大開發，投了很多錢，搞基礎建設，改善當地境況。AKP尤其強調用民主的手段，口號是用更多的民主解決民族問題。現在看起來還是挺難的，一方面要涉及權力重新分配、資源重新分配，還要觸動主體民族不能接受的問題，這些都不是一步兩步能解決的。

目前來看，土耳其的庫爾德人也存在走向自治的可能。這讓人想起土耳其南部近鄰伊拉克，2003年以后伊拉克實現了向民主的大跨越。伊拉克北部庫爾德區的高度自治得到了認可，當地人還控制了大量石油資源，但它并沒有謀求獨立。這個情況對很多土耳其的庫爾德人是一種刺激。

就歷史的經驗來看，民族問題一旦出現了，就很難解決。在近代以來的歐洲也是這個樣子。民族問題是近代民族國家歷史的產物，至今我們還在這個歷史過程里面，所以很難說會有一個完美的方案來處理，只要民族國家還是國際體系的基本單位，民族問題就會以這樣那樣的形式而存在。民族主義是一種與identity有關的激情，是一種沖動，它需要制度的安置，也需要情感的釋放，這是一個理性與激情同在的問題。首先需要一個大環境來處理這個問題。這就是要有一個民主的、尊重少數民族權利的體制，這一點中外皆然。比如現在的土耳其，大環境已經有了，少數民族可以發出不同的聲音，尤其是庫爾德人也經過那么多年的斗爭，已經得到了很多自己的權利。

土耳其庫爾德問題的特殊性

土耳其這個國家在民族國家建立之初做了一些很特殊的原則性規定。凱末爾政府自建國之初即蠻橫地自我界定為一個單一民族國家，不承認庫爾德人的民族地位。

凱末爾黨人能夠把庫爾德人的民族身份長期抹殺，一個重要的依據就是在土耳其所有穆斯林是一個民族，庫爾德人本身就是遜尼派穆斯林，由此，庫爾德人的民族身份就被抹殺了。這個抹殺還體現為一系列的政策，比如，對庫爾德人進行系統的同化，堅決限制庫爾德語的使用，不許出現庫爾德字樣，不許辯論民族政策，等等。在過去，公開場合說庫爾德語要被罰款，如果是政治家將受到更加嚴厲的懲罰。

但是，隨著冷戰的結束以及土耳其國內中小資產階級代表的上臺，土耳其開始逐漸地放松對庫爾德問題的政治限制。尤其是在厄扎爾做總統的時代（1989-1993），庫爾德問題和土耳其的民族認同問題開始獲得更大的自由討論空間。尤其是在這一時期開啟了對土耳其民族身份的一種公開辯論。土耳其的國名是Turkiye，國民必須自稱Turk。這一點對于庫爾德人來說難以接受。因為Turk就是突厥，就是一個特定的族群，庫爾德人不是Turk。包括庫爾德人在內的小學生，每天上課前都要喊“Turkum, Dogruyum, Caliskanim”，意思是我是土耳其人，我正直，我勤奮。但我的庫爾德朋友告訴我說，他們小的時候已經可以在心里說“Kurdum”（我是庫爾德人）。在厄扎爾時代，他開啟了一個新的國民身份的方向，即不再將國民稱為Turk，而是Turkiyeli，就是說，在國名的基礎上，把土耳其的公民和國民身份定為“來自土耳其的人”。這才是真正公民或國民意義上的土耳其人（還一種意見是干脆把土耳其國名改為“安納托利亞”）。當然，這種界定仍然只是處于論辯之中，受到了來自極端民族主義者的挑戰，說這是要分裂土耳其國家。

土耳其建立的時候本身就是土耳其民族運動的產物，土耳其民族運動跟泛突厥主義又有千絲萬縷的關系。這個國家取名叫土耳其，既符合當時土耳其民族主義的訴求，也符合西方人在歷史上的叫法，因為西方人一直叫奧斯曼就叫土耳其，這幾乎就等于是說穆斯林，而它不怎么區分阿拉伯、突厥或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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