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紀50年代末，通過以美國在各海外軍事基地的巨大開支造成的國際收支赤字的形式過量提供的流動性已經造成了美元過剩。從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很多人認為美元的價值被高估，美國國際收支的赤字遲早會導致美元的大幅度貶值，這成為資本外流的推動力。這其中的原因有兩個：首先，美元的過高估值使美國企業在海外市場有較強的購買力，因為被高估值的美元壓低了美國企業在海外并購的價格；其次，對美元貶值的持續預期使得在那些貨幣預期升值的國家進行投資顯得更加有利可圖，因為在美國國內投資成本過高。

如前所述，美元在20世紀70年代經歷了兩次急劇貶值，每一次都引發了石油危機，因為歐佩克成員國竭力避免出口石油給它們帶來的損失。這些劇烈的變化進一步把資本推出了美國。美元的匯率持續走低使美國企業持有的國內資產貶值，相反，國際資產不斷升值，這在貨幣升值的國家尤其明顯。與此同時，急劇上升的能源費用給國內生產造成了沉重負擔。這次惡性通貨膨脹大大地惡化了美國制造業的國內生產環境。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美國的政策環境開始偏向金融業，冷落制造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 ）用高利率的激進措施對付通貨膨脹，加之羅納德·里根（Ronald Regan）的強硬美元政策從兩個方面給美國制造業造成了巨大壓力。高利率大大增加了國內融資的負擔，降低了美國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同時，高利率吸引了巨額的海外資本流入美國市場，這加大了市場對美元的需求，導致美元的升值。美元升值暫時減少了資本外流，同時卻嚴重削弱了美國制造業的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這導致美國經常帳戶的赤字急劇增加。1985年《廣場協議》（the Plaza Accord）簽訂后，經常帳戶的赤字的確減少，但對美元貶值的預期進一步推動了美國企業向海外投資。在20世紀80年代，體現資源配置效率原則的價值鏈生產理論代表了美國企業戰略的主流思想。該理論的應用無疑使外包業務的實踐得到廣泛推廣，從而進一步加速了美國的資本外流。

為了更多盈利而投資海外成為美國制造業普遍的做法。在管理資本主義（managerialcapitalism）的鼎盛時期，美國企業的所有權被分散以達到擴大股東群體的目的。專業經理人管理的財務獨立的企業變成一種社會制度，通過就業機會、產品安全和環境保護等渠道向社會提供不斷增加的工資和日益優惠的社會政策，③一群進步的企業家精英能為美國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提供綜合性的解決方案。④然而，隨著從金融視角管控企業的實踐大行其道，美國企業開始長期面臨持續盈利的壓力，因為美國金融市場的結構把企業能否獲得融資和能否避免被他人兼并與當前的盈利能力直接掛鉤。①與此同時，由非金融企業進行的金融投資逐漸把投資資本不斷地從制造業擠出，把它們推向金融投資的領域，這就減少了制造業投資可能獲得的融資數量。

結語

戰后的國際金融秩序以美元為關鍵貨幣和以美國為國際經濟流動性的主要提供者，這給美國國內的政治經濟造成了深刻的影響。這些影響反映在兩大遺產上。萊斯利﹒蓋爾布（Leslie Gelb）對其中的一大遺產進行了很好地闡述：“今天幾乎所有的國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按照經濟的節奏來擊打外交政策的鼓點，而美國則不然。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是從經濟角度來界定自己的利益，主要憑經濟實力來說話，而美國則不然。多數國家從經濟安全來聚焦國家安全戰略，而美國則不然。華盛頓仍然主要從傳統的軍事角度來考慮自身的安全，仍然運用軍事手段來應對威脅。”

另一大遺產則是：大多數已經積累大量儲蓄的國家（不包括那些依賴出口自然資源的國家）都把它們的經濟基礎建立在制造業上，而美國則不然。美國往往從金融的角度看待所有經濟問題，運用金融手段來應對所有經濟挑戰，把創造信用視為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

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鑄幣稅和善意忽略這兩個問題開始直接威脅美元的關鍵貨幣地位。根據CBO的預測，到2020年美國的累積債務將達到9.5萬億美元，將等于美國GDP總值的90%。隨著人口老齡化，醫療費用急劇增加，聯邦政府的利息支出也將大幅度增加。美國政府的債務到2025年將達到GDP的110%，到2035年達到GDP的180%，這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將十分深遠。

如果國際金融市場因為過度開支而懲罰美國，美元將崩潰，這將嚴重損害美國經濟。很多國家開始簽署雙邊協議，使用本幣來進行雙邊貿易結算，這將大大減少美元的使用，國際上對美元的需求也將隨之大幅度減少。2011年始于突尼斯和埃及的Jasmine Revolution給美國又增添新的變數，因為美元對石油標價這一關鍵作用是美元本位制的基礎。

隨著未來國際金融秩序的前景發生變化，美國國內也出現了擺脫過去遺產的跡象。削減政府開支成為美國政治的主要政策議題。由“茶黨”（the Tea Party）領導的強烈反對政府開支的政治運動造成民主黨在2010年中期選舉中遭受重創。隨著2012年總統選舉的臨近，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把2012年預算當作角力場。威斯康辛州的眾議員保羅·萊恩（Paul Ryan）反對奧巴馬總統“削減與投資”（cut-and-invest）的觀點，他在2011年4月披露了自己政黨的計劃，它的目標是在下一個10年把預算赤字減少5.8萬億美元。奧巴馬總統也提出了自己的計劃，在接下來的12年里通過增稅和削減開支減少赤字4.0萬億美元。美國的兩黨都開始只重點保護本黨的政策優先，而不再同時追求多個政策目標。在顯示美國政府對政策自主性有強烈偏好的三個主要政策領域中，共和黨當前只強調減稅，而民主黨則只努力保護社會開支，尤其是“貧困人口醫療保險”和“老年人醫療補助保險”。兩黨都沒有把國防放在首位，都同意在下一個10年削減1萬億美元的國防開支。

然而，其它政策領域的前景目前依然撲朔迷離。美國能否研究出新辦法來促進經濟發展而不再過度依賴信用創造，能否為創造就業機會而重建和再發展制造業，這都是美國未來所要面臨的主要議題。不過，有一件事情倒是十分清楚，即當前已經進入了一個未來國際金融秩序的形成與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相互影響的新時期。

本文系根據作者2012年11月發表于《牛津金融社會學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Sociology of Finance）》的英文原文（Bai Gao, “The InternationalMonetary Regime and Domestic Political Economy: The Origin of The GlobalFinancial Crisis”, Edited by Karin Knorr Cetina and Alex Preda, The Oxford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Fi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加筆編輯而成，由東北財經大學劉杰和王哲共同翻譯，本刊責編編輯后，經作者審定發表。

【作者簡介】高 柏：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終身教授。研究方向：經濟社會學、比較歷史社會學、比較政治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

來源：《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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