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康熙之后，帝國開始趨于穩定，雖然乾隆時期戰爭頻率仍然不低，但這類戰爭通常不至于危及帝國存亡。外部壓力的減輕使得大規模研發火器的必要性下降，不需要像列強林立的歐洲那樣始終保持火器技術的更新。康熙后期減少了火器制造，雍正不僅在技術上沒有創新，反而以“滿洲夙重騎射”、在營兵丁“不可專習鳥槍而廢弓矢”為由，制定“馬上槍箭熟悉者”才能“勉以優等”的選拔政策。這些文化因素和軍官選拔機制，使得清代火器研制進一步衰落，技術明顯落后于西歐。同時，外部威脅減弱后，熱兵器的存在反而不利于清帝國的統治。清帝國統治集團始終對漢人存有戒心，擔憂火器技術流傳到漢人中導致起義。在鴉片戰爭以前，連明朝末年出版的很多有關火器技術的書籍都失傳了。例如畢懋康所著的《軍器圖說》就被乾隆皇帝借修《四庫全書》之機封禁，直至道光年間才重新解禁。另外，也有觀點認為，清朝皇帝不遺余力地想要證實他們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因此向西方借鑒軍事技術會遇到更多障礙。

《軍器圖說》

由于財政、技術和理念等各種原因，清軍幾乎沒有大規模進行過火器研發。盡管擁有少量更為先進的燧發槍，但清軍仍以裝備火繩槍和冷兵器為主。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在乾隆年間訪華時，使團的主計員約翰·巴羅曾經詢問清朝官員為何不使用歐洲軍隊普遍裝備的火槍，得到的答案是在實戰中火繩槍更為有效，巴羅推測這可能跟當時中國的煉鋼技術與火藥質量有關，同時他認為清兵缺乏沉著使用火槍的能力，相比之下使用時固定在地面的火繩槍穩定性更強。李約瑟在考察中國軍事技術發展史時驚訝地發現，盡管燧發槍的優勢非常明顯，中國卻因為軍事上的保守，幾乎沒有過燧發槍時代，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侵華時，中國守軍仍然使用火繩槍。

如前文所述，近代歐洲火器革命的核心機制是從火繩槍到燧發槍的改進帶來戰爭方式的變化，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常備軍、官僚機構和相關的財政后勤體系。而清代前中期幾乎沒有大量使用過燧發槍，周邊也沒有一個實力相近且大規模裝備燧發槍的競爭對手，自然也無法引發東亞地區戰爭方式的改變，更不可能進一步帶來制度層面的變革。另一方面，中國自秦代以來保持著常備軍和強大的官僚體系，所以火器革命的影響更加有限。在此情況下，中國只需要把火器和軍隊有效結合，而不需要對軍事制度進行改革，只要把弩換成火銃，一切都順理成章。由于缺乏外部壓力，且不具備制度變遷的內部基礎，火器革命在中國不太可能像在歐洲那樣成為制度變遷的沖擊因素。只有到20世紀前后，經歷了多次嚴重的軍事和政治挫折，新式陸軍才逐漸對中國的制度變遷產生重大影響。

從上述差異可以看出，近代歐洲和東亞同時使用火器僅僅具有表象的相似性，火器的使用很難在18世紀的中國產生現代性。歐洲已經具備了工業基礎、科技體系、代議制等東方所不具備的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而18世紀的東亞無論是制度、科技、工業基礎還是人均經濟增長率都不足以擺脫馬爾薩斯陷阱，也沒有像早期英國和荷蘭那樣通過海外貿易來積累足夠的貴金屬和發展出強大的商人階級，總之遠未獲得第一波現代化的“入場券”。中國和日本等“東方世界”的國家，只有在殖民者到來之后，在19世紀后期的“第二波現代化”中才具備成功實現現代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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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技術革命的現代性啟示

如圖3所示，火器革命帶來的多重系統效應，通過復雜的機制對西歐現代化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火器技術的革新帶來了武器生產和戰爭形式的標準化，它對于國家的現代化具有兩種不同方向的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標準化生產和步兵方陣等戰術，意味著國家在軍事上只能依靠常備軍，由此強化了中央權威，有利于國家的現代化轉型；負外部性是加劇了西歐內部的競爭，給國家財政帶來巨大負擔，從而使王室受制于傳統貴族而難以推進改革。到18世紀中期，不斷增強的競爭和危機感促進了西歐各國精英的覺醒，他們試圖借助得到強化的中央權威來推行被稱為“開明專制”的改革運動，從而開啟了改革和現代化的浪潮。

就歐洲國家的初始條件來說，強國家能力有助于提升火器革命的正外部性，而弱利益集團則有助于緩和負外部性，在歐陸國家中只有普魯士同時具備上述條件，因而其也最大限度地獲益于技術革命。火器革命對于歐洲的意義完全不同于同時期的清帝國，清帝國的火器技術在18世紀逐漸落后于西方，火器在東亞未能帶來組織和財政層面制度的變革，更沒有可能為當時的清帝國帶來現代性。

近代火器革命對各國命運產生不同的影響，給今天帶來如下啟示：一方面，在技術革命的“風口”，國家只有通過配套的組織、后勤、財政等一系列制度改革，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揮技術的正外部性，而這種正外部性又會進一步推動制度變遷，形成良性循環。事實上，技術革命帶來的軍事力量增強甚至可能只起很小一部分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其間接引發的制度變革。另一方面，需要看到技術的“非中性”特征，技術并非在任何時候都會帶來持續的正外部性，國家需要通過新技術增強基礎性能力，同時通過相應制度和立法，持續減少新技術在政治社會層面的負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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