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新的軍事組織形式改變了歐洲的政治社會局勢。技術革命使軍隊分工進一步細化，在越發復雜的社會和軍事結構中，中央機構作為持久的、專門的和分工細密的任務領域的職能便會愈加凸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分野愈加明顯和穩定。它帶來的意料之外的作用就是建立了一個由國家管理的新官僚機構，其任務是征收維持軍隊所需的稅收，并謹慎地處理經濟狀況，盡可能提高國家的生產力。國家的軍事實踐和管理能力之間產生了互相促進的作用：政府通過增強對社會資源的控制來發展專業的軍隊，專業軍隊反過來又可以保衛國家。最終，君主得到了中世紀以來從未有過的軍隊的忠誠，王室的強制力拓展到國家的各個角落，可以通過軍隊清洗或者驅逐不服從統治的少數族群或宗教異端，發生糧食危機、鄉村騷亂或工廠罷工時都可以使用常備軍進行鎮壓。常備軍承擔了維持社會秩序的職能，早期歐洲并不區分軍隊和警察的功能，王室需要依靠軍隊維護法律的權威，尤其是對民眾強制征稅。
總之，火器革命通過三個機制強化了中央權威。第一，在國家安全層面，火器技術革命降低了傳統貴族的作用，高昂的戰爭成本不斷地瓦解著傳統的封建結構。第二，在組織和制度層面，火器技術革命加快了專業分工，常備軍和職業軍人開始成為一個新的效忠于王室（或者說國家）的群體。第三，除了維持國防安全的任務之外，常備軍還具有強制征稅和維持內部秩序的職能，從而強化了國家的經濟汲取能力。因此，火器技術革命進一步增強了中央權威，使得政治、財政和軍事力量集中于王權和中央，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歐洲的國家建設進程，為此后“開明君主”的改革奠定基礎。
3. 戰爭成本上升和普遍性財政危機
火器革命的另一重大影響，則是導致歐洲戰爭頻率上升，進而引發了18世紀中期歐洲各國普遍性的財政危機。
歐洲各國軍事力量增長和戰爭的邊際成本下降，加劇了國際競爭。率先在軍事技術變革中獲得相對優勢的國家會更加傾向于使用武力。歐洲出現了螺旋式的軍備競賽，各國軍隊規模不斷擴大。1702—1714年間，法國有10%的適齡人口參加正規軍；七年戰爭期間普魯士的參軍適齡人口則達到了25%。當法國的軍隊人數高達20萬時，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只能隨之擴軍，其他小國也被迫效仿。頻繁的戰爭是競爭加劇的重要標志。圖2展示了西歐主要國家在兩個時期處于戰爭狀態的年份，第一個時期大約是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到1699年之間，第二個時期則是從1700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爆發到七年戰爭前夕，兩個時間段都接近50年，而第二個時期西歐主要大國的戰爭頻率明顯高于第一個時期。1740年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爆發后，戰爭形式發生了重大變化，普魯士和奧地利從有限戰爭逐漸轉向全民動員，開始了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戰爭，進一步增加了國際競爭的烈度。
這一時期，西歐各國逐漸組織了更大規模的軍隊來應對戰爭需求。西歐國家的軍事規模在18世紀實現了較快的增長，尤其是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后，法國、奧地利、普魯士、英國的軍事力量一直呈上升趨勢。法國在1500年能組織5萬人的軍隊，1600年為8萬，1705年為40萬，到1756年則維持在33萬左右；而英國的軍隊人數從1705年的8萬，增加到1760年的近20萬。相比歷史上的其他時期，18世紀英國和法國軍隊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了頂峰，分別為5.4%和2.1%，而在17世紀這一比例分別是0.7%和0.4%，在1850年則分別是1.1%和1.2%。西班牙作為日益衰落的帝國，其軍隊人數從1705年的5萬增加到1760年的9.8萬。奧地利的軍隊規模也從1655年的1.37萬人增至1700年的5.5萬人，1715年之后則一直維持在15萬~20萬人。普魯士更是軍隊規模迅速擴張的典型，其軍隊占總人口比例在1760年達到7.2%，軍隊人數1695年為3萬，1740年已達約8萬，七年戰爭期間則維持在14.3萬~16萬，成為歐洲軍隊占總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
戰爭的頻率和規模大幅上升帶來的最為深遠的影響是拖垮了歐洲君主國本就脆弱的財政。隨著軍隊規模不斷擴大，先進的武器、不斷增多的后援與行政層級，以及極其復雜的供應和后勤，使得戰爭越發昂貴。同時，技術革命使得火槍、大炮和騎兵這三個要素都不具備絕對優勢，形成了互相克制的均勢，導致18世紀的戰爭曠日持久，經常是耗盡人力財力再也打不下去才告終。18世紀上半葉的多數時期，各國財政收入多用于軍事支出。英國在和平時期的軍事支出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為36%~45.2%，戰爭時期則會上升到52.1%~66.6%；普魯士的比例最高，和平時期大約就有75%~82%，戰爭時期則會維持在90%左右；法國在和平時期的軍事支出比例為34%~41%，而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和七年戰爭期間則上升到51.2%~65.2%；西班牙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前后為71%~78%，此后一直保持在60%左右；奧地利在和平期間為48%~52%，而在七年戰爭時期則升到79%。居高不下的軍費開支，成為此后這些國家財政危機的主要根源。
歐洲大陸的君主國時常通過賣官鬻爵或者借款的方式來緩解財政危機，但這無法解決收支不平衡的根本問題，長期來看反而進一步惡化了政府的財政狀況。戰爭帶來的財政負擔造成了西歐國家內部的沖突，債務和信貸開始成為左右國內政治的重要因素，在財政危機的陰影之下，王室和等級會議的沖突接連不斷，成為西歐內部變革最為直接的動力。要解決財政問題來應對日益增加的戰爭支出，就意味著政府需要與國內各階層妥協，從而獲得足夠的財政支持，而妥協可能要以維持或恢復部分封建特權作為代價，這又會在制度層面阻礙國家的政治現代化。
03
技術革命與18世紀歐洲大國制度變遷：普魯士和法國的經驗
火器革命給歐洲帶來巨大的變革，整個西歐開始從依賴雇傭兵、包稅人和向私人出售官職的“自弱型”改革轉向依靠常備軍和官僚制度的“自強型”改革。然而，如前文所述，技術革命在增加軍事實力、強化國家基礎性能力等方面存在正外部性，但也帶來了加重國家財政負擔的負外部性。因此，那些可以促進技術革命的正外部性同時盡量避免負外部性的國家，往往更大程度受益于火器革命。18世紀火器革命的理想受益者需要具備兩方面優勢：其一是需要足夠的國家能力來發揮技術革命的“紅利”，盡可能裝備并高效使用新型火器來提升自身軍事力量，減少貴族階級對戰爭的壟斷，強化中央權威；其二是要以技術革命為契機，在制度層面推動現代國家構建，同時又較好地避免財政危機。下面我們以法國和普魯士兩國為例，通過對比來展示上述文明動力機制在國家層面的差異。
1. 法國
歐洲在這兩百年中的軍事進步集中體現在法國軍隊上面。技術革命造成了武器和戰術的相似性，18世紀的戰爭勝負主要取決于人數、武器和將領的指揮能力等要素。法國軍事機器的擴充主要可以歸因于步兵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火槍和刺刀的發明、改進，使步兵的戰力顯著提升，而防御工事的建造以及隨之而來的圍城戰使得步兵可以發揮許多騎兵無法替代的功能。在查理八世時期，法國的步兵數量僅僅是騎兵的2倍，而在17世紀末已經增加至騎兵的5倍。如前所述，步兵規模的增加意味著需要現代化的管理。步兵方陣需要嚴格的紀律，法國士兵已經無法像16世紀或17世紀初期那樣，可以無視中央意志、組織松散的單位來各自為戰。
法國的軍事現代化始于17世紀后期。在三十年戰爭結束之際，法國面臨著財政破產和軍隊腐化的困境。在米歇爾·勒·泰利埃（Michel le Tellier）父子的努力下，到1700年法國已經擁有單一集中的管理機構來將數十萬軍人同時投入戰場，并使之保持整齊劃一達數年之久。1710年，法國出現普遍的饑荒，征兵成本進一步降低，只需要少量食物就可以讓饑民入伍。在此基礎上，法國發展出一套相對完善的系統來實現國家對戰爭的控制，如通過國家官僚機構而非私人武裝的指揮官來保障軍糧供應、實現統一著裝、建立軍營和醫院等，1718年法國開始建立兵工廠，1727年國家已經可以免費提供武器。
軍事現代化給法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帶來重要的影響。短期來看，中央政府的能力得到了極大增強，這依賴于平民士兵和貴族軍官制度的結合。一方面，波旁王室通過向貴族提供軍隊官職來降低其獨立性，避免因貴族軍官的不滿而發生變亂。1702年，法國額外創造了7000個位置來滿足青年貴族的需求，過量的貴族軍官使得軍隊越發臃腫和低效；到1750年，退休軍官的數量已經和現役一樣多，軍隊變成了一個自我繁衍的貴族俱樂部，舊貴族對軍隊的控制讓他們拒絕一切改革。另一方面，法國通過征兵制度保留了許多經驗豐富的老兵，這是法軍最強的戰斗力。法國的自愿征兵在每年10月至次年3月進行，士兵要簽署一個6~8年的合約，期滿后可以自由離去，但如果士兵愿意繼續服役一段時間，他們可以得到經濟上的獎勵。很少有人會拒絕這種誘惑，士兵經常會在軍中服役20~30年。但是，平民很難通過軍隊獲得上升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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