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的著名長詩《一個和八個》1983年被拍成了電影，2006年又被改編成話劇（如圖）。《一個和八個》寫于1957年，兩年后郭小川遭批判，這首詩是緣由之一。周揚當時在詩稿上批了八個字：人妖顛倒、是非混淆

如果活到今天，郭小川將有95歲了。

1980年代，文壇對他有兩極評價：“中國的馬雅可夫斯基”、“政治抒情詩的奠基人”；以及“一輩子迷失自我”。

2014年，這位去世已經38年的詩人，正在被重新審視。

“郭 小川先生的詩只能算是一種政治的宣傳口號。他本人也只能是‘文革’時代典型的一個政治犧牲品。詩是個性化的語言，絕對不是政治喇叭！”2014年11月 16日，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紀念郭小川誕辰95周年學術研討會”，會上一個白衣長發的“九零后”姑娘大聲評論這位1976年去世的詩人。

這其實是一段臺詞。主持研討會的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學者靳大成，和幾個年輕人共同排練了這出詩劇，《致郭小川——后革命時代的詩與理想》。這個一開始批評郭小川詩歌的姑娘，聽另一個男青年表達了對詩歌與理想的不屑之后，轉而捍衛詩的意義、郭小川的意義。

上臺前，年輕人們擔心：在這樣的場合演這一段，會不會被觀眾趕下臺？

“簡直是對郭小川的褻瀆。”研討會結束后，一名觀眾上去對幾個年輕人說：自己年輕時去越南打仗，心情低落讀郭小川的詩，給他精神很大的振奮。“你們要是再演我就受不了啦，說得我心里難受。”

又挨罵了

郭小川的女兒郭曉惠張羅了這次研討會。退休前不久，這位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獲得了博士學位，她以父親在1959年的人生際遇為題，完成博士論文，之后出書，名為《大惑：郭小川的1959》。

1959年，是郭小川一生創作風格的重大轉折點。

這一年8月16日結束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打倒了彭德懷，全黨全國開始“反右傾”運動。這是1957年反右斗爭的繼續，并且特別強調目標是“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那年10月26日，郭小川在日記中興奮地記載：“作協已有滿樓的大字報，整風運動已經初具規模。”十天內，他一口氣寫了十篇反右傾的文章。不到一個月，中國作協連續召開七次整風擴大會議，因為內部人事斗爭，黨組副書記、作協秘書長郭小川作為“重點幫助對象”被批判。

批判的理由之一，是郭小川兩年前寫的一首長詩：《一個和八個》。

“一個”是一個八路軍的教導員王金，“八個”是八個土匪、逃兵、奸細。他們是一間囚室里的死囚。王金在獄中靠人格和信仰力量感化了死囚們，獲得了威望。敵人進攻時，八路軍的指揮員負傷，王金指揮部隊和死囚投入戰斗，背著負傷的指揮員成功轉移。

“革命者的悲劇”在黨史中并不稀奇，甚至郭小川的妻子杜惠——時年二十出頭的一個女學生也被懷疑為“特務”，在延安“審干”運動中關押了兩年半。從新中國成立開始，如此直接地觸碰這種歷史敏感題材的文藝界人物，郭小川是第一人。

臧克家、公木等詩人對此詩贊不絕口，《人民文學》、《收獲》卻都不敢登。郭小川送去給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看，周揚過了一兩個月告訴他：自己沒有看，但妻子看了，她不同意這個題材。郭小川感覺不對，打消了發表此詩的念頭。

過了一年半，周揚在詩稿上批了八個字：“人妖顛倒、是非混淆”，交給作協批判郭小川。

郭 小川將批判意見歸納為：實際是為反革命分子辯護，為那些利用肅反向黨進攻的反動分子辯護，為慣匪和逃兵、殺人犯辯護，似乎他們是“無罪”的、可憐的。“如 果這首詩發表出去，將會給黨造成怎樣的損失！將會使敵人怎樣高興！將親手交給右派分子、反黨分子一支反黨的利箭。”郭小川檢討道。

《一個和八個》直到1979年才發表，此時郭小川已去世三年。導演張軍釗根據這首詩拍攝的同名影片，被稱為“第五代”電影導演誕生的標志之一。電影由陶澤如、陳道明主演，1983年完成，幾年后方被允許公映。

郭 小川幾年來寫的主要詩歌作品，在1959年基本都被“翻舊賬”。《望星空》一詩有這樣的文字：“比起你來，人間還遠不輝煌”，“星空，只有你，稱得上萬壽 無疆”。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張子意批評，“這是一種唯我主義、資產階級極端的唯心主義，由資產階級世界觀發展到悲觀主義、厭世主義……”1957年的愛情詩 《白雪的贊歌》這時被批判為“歌頌愛情、低級趣味，強調愛情給人帶來的痛苦，過分宣揚戰爭給愛人分開的痛苦、離別的煎熬”“是修正主義描寫戰爭的反映”。

從此，郭小川再不寫長篇敘事詩，而且打消了以私人情感入詩的念頭，甚至連人物都不敢寫了，幾乎只寫贊歌。

“作協劃的右派已經夠多了”

75歲的《小說選刊》前主編馮立三記得很清楚，1980年代，文壇對往事的議論逐漸大膽，他聽到過對郭小川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一種稱他是“中國的馬雅可夫斯基”，“政治抒情詩的奠基人”；另一種說他“一輩子迷失自我”。

盡管馮立三從未見過郭小川，仍來參加了這次研討會。他總結郭小川的為人：仁慈。“當年因為郭小川，中國作協少打了30%的右派。不要說這么多，就是少打了一個，那也是功德！”

1966年，剛分到北京右安門中學教了一年語文的馮立三，被卷入“文革”初期反“走資派”的運動中。

這場以學校黨委為批判對象的運動，本來與馮立三毫無關系。沒想到，就在校黨委被學生們貼大字報批判的幾天后，忽然出現一張大字報，公布了他檔案中、多年前曾因對“大躍進”表示不滿而受批判的“前科”。學生們轉而開始斗爭他。拳腳齊下，他當場被打裂了脊椎骨。

貼他大字報的，是校黨委書記。而這位書記也沒有逃過“黑幫”命運，跟馮立三關在一起。他承認：這樣做，是為了轉移學生們的“斗爭方向”，為自己開脫。

馮立三至今認為那位書記有道德問題，“如果中國作協的每個領導都像郭小川一樣，懷有仁慈之心，敢為群眾請命，那能保護多少同志、多少作家，避免多少藝術生產力的損失？”

“中 國作協少打了30%”這一數據來自郭小川晚年自述。而具體作為，郭小川以文字形式表達過好多次——在一遍遍的檢討中。如1968年3月，作為“黑幫”關押 在作協大樓的郭小川被迫寫下十幾萬字的《我的初步檢查》。在這份檢討中，他對1957年“反右”運動中，自己作為作協黨組副書記兼秘書長的表現做了如下回 溯：

“對于秦兆陽（《人民文學》副主編）劃右派的問題，我一直是動搖的；對于李清泉（《人民文學》編輯部主任），我更覺得可以不劃，我的理由是作協劃的右派已經夠多了。”“對于韋君宜（《文藝學習》主編）、黃秋耘（《文藝學習》編輯部副主任）不劃右派，我是表示贊成的。”

“我在反丁（玲）、陳（企霞）斗爭的末期，就擔心‘擴大化’。會議上批判到一些作家，我是很不安的。我覺得，不要把這些人都打倒，因為文學還要發展，還需要有作家……總之，在處理某些右派時，我也是右的。”

他寫過不少反右派的詩：“人民啊！我的母親/我要向你請罪/我的階級的眼睛迷住啦/……在奸人發出第一聲獰笑的時候/我沒有舉起利劍般的筆/剖開那肥厚的肚皮/掏出那毒臭的心臟！”但真要下手時，他猶豫了。

在檢討中他提及：作家艾青被劃為右派，自己去找當年在延安的老領導、時任農墾部部長王震。王震說：艾青是有才能的，給他蓋幾間房子，讓他好好在下面鍛煉幾年。“我是表示同意的。艾青在農墾部門的農場里一直受優待，是同我們這次談話有關系的。”

被劃為右派的作家，個個都要付出二十幾年光陰。郭小川明白這一點。而為右派張目要冒多大的風險，他也清楚。檢討書里寫的，都是那些他不得不交代的。

《光明日報》女記者顧絳的丈夫、《解放軍文藝》小說組組長蔣壽山1957年被劃成右派，下放到呂梁山區勞改。郭小川主動給山西省作協主席馬烽寫信請托，使顧絳免于跟丈夫一起下放。郭小川去世后，夫婦倆在1980年得到平反，方聽說郭小川當年的庇護。

郭小川這樣做，是有“前科”的。1957年他奉命為“丁陳反黨集團”執筆調查結論，發現文藝界內部的斗爭摻雜著權力之爭，以及長期積累的人際恩怨，甚至最高層面的政治授意、運動本身的需要，根本非人力所能厘清。這使他非常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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