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育性臉盲

英國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心理科學系的喬安娜·帕蒂尼（Joanna Parketny）為了實驗室的研究項目，在互聯網上放了一套測試“臉盲”的試題。這個測試大概需要20分鐘，受試者會看到各種情形下的人臉，他們需要辨別出哪些是自己曾經見過的。

試題一開始很簡單，但越到后面就會越難。正常情況下，一個人識別的正確率應該在80%以上。如果低于了60%，那么這個受試者就是臉盲了。正確率特別低的人，可能會被帕蒂尼請到他們的“腦與行為實驗室”，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帕蒂尼所研究的對象，不是那些腦部受傷后成為臉盲的人，而是在發育過程中成為臉盲的人。就像張華和那位把同一個人認了四次的同學，他們的頭部并沒有受過外傷，也沒有患過中風，他們的臉盲來自不一樣的過程。

根據一部分研究者的估計，英國人群中這種發育性臉盲患者的比例大約在1%到2%之間。帕蒂尼所在的實驗室正在嘗試找出這些發育性臉盲的人在處理面孔信息的時候與普通人究竟有何不同。

“我們的目標，是理解為什么發育性臉盲的人在記憶和識別面孔時會有如此巨大的困難，”帕蒂尼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是跟他們的視覺記憶的質量有關呢，還是說他們感知面孔的方式就不一樣？又或者，也許他們編碼面孔信息的方式跟其他人是一樣的，但提取這些信息的過程出了問題？”

在實驗室里，帕蒂尼和同事用腦電圖的方式來查看普通人與臉盲患者在處理面孔信息時大腦活動的差異。

他們讓受試者看不同的人臉照片，有的圖是正著的，有的圖是倒著的。結果發現，正常人在看顛倒的人臉時，腦電波上會顯示出一種遲疑；而如果是臉盲患者來看兩種照片，腦電波就沒什么區別。對于臉盲患者而言，臉是正的還是倒的，似乎是無所謂的。

同時，他們還發現，讓受試者把顛倒的人臉照片配對，臉盲患者比正常人做起來更輕松。

“所有這些都在告訴我們，臉盲患者在編碼面孔時更趨向于基于各個部位，他們把注意力放在了單個的特征上，比如眉毛或嘴的形狀，而不是像普通人那樣上來就對面孔進行整體性的識別。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把人臉顛倒過來并不會讓他們感到有多少差別。”帕蒂尼說。

帕蒂尼和同事還讓一些臉盲患者觀看名人的照片，這些人會認不出那些名人。這讓研究者懷疑，至少對于一部分臉盲患者來說，他們的大腦是可以儲存面孔身份信息的，但卻由于某種原因，他們無法有意識地提取這些信息。

家族聚集性

美國《連線》雜志幾年前報道過一位名叫比爾·舒瓦瑟（Bill Choisser）的臉盲患者。

他在小的時候，一直以為自己跟其他人都一樣，直到發現他的同學們都能在大街上認出自己的母親，而他不能。后來他當了律師，一直努力讓客戶認為他是稱職的，但實際上他在法庭上都認不出自己的客戶。直到48歲的時候，他才第一次在鏡子中認出了自己的臉。

這一次，舒瓦瑟還主要是根據新留出的發型認出自己的臉的。

“我之前訪問臉盲的時候，他們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臉盲。”程樂華正在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研究臉盲，“他們覺得自己不是臉盲的原因就是，‘在很遠的地方就能看到那個人啊，我就是認人啊，那干嘛說我認人不行呢？我認人很好啊！’”

“為什么他在遠處能認人呢？他不是看臉的，他是看身形的，這恰恰是臉盲的優勢。”程樂華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因為他不能去看臉了，一定要發展其他因素，因而從其他特征識別人的能力就發展得比較強。”

在1997年，舒瓦瑟建立了一個簡易的網站，把他了解到的臉盲知識都寫了出來，希望“同類”能夠看到，并建立聯系。在此之前，許多人被臉盲癥狀困擾，但并不知道是哪里出了問題。包括神經科學的研究者，也并未注意到除了創傷造成的臉盲外，還存在天生臉盲的這樣一個群體。

一個雅虎的郵件組也建立起來，世界各地的臉盲患者在這里講述自己遇到的生活問題。最終，這引起了一名正在攻讀神經科學博士的年輕人的注意。他叫布拉德·杜津（Brad Duchaine），1998年的夏天，他第一次接觸到發育性臉盲的患者，這也讓他第一次知道了舒瓦瑟的郵件組和網站。

自那個時候開始，杜津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到了今天，他已經成為臉盲這個研究領域中非常重要的一名研究者。

“我們已經發現，發育性的臉盲比早先所認為的更加普遍，”杜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它是具有家族聚集性的，患者的識別缺陷有時僅限于面孔，它與（腦部）右顳葉的功能失調有關。”

對于臉盲的家族聚集性這一點，杜津是最近幾年才在研究中予以確認的。此前，他曾碰到一些父親是臉盲、孩子也是臉盲的案例，于是他十分懷疑基因可能在起作用。

在隨后的研究中，杜津發現了一批有多個臉盲成員的家庭，最多的一家有八個臉盲患者。“在我們測試的發育性臉盲患者中，大約有40%到50%報告具有家族臉盲史。”杜津說，“我們對雙胞胎的研究也顯示面孔識別能力在人群中是具有高度遺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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