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老兵——卸磨割驢舌
整理自《Conspicuous Silence: Veterans and the Depoliticization of War Memory in China》作者Neil J. Diamant
在1944年蘇德戰(zhàn)爭之時，Pravda出版了一系列由名不見經傳的作者Oleksandr Korniichuk的論文。這些論文只是在攻擊蘇聯(lián)紅軍當時以階級出身作為軍官選拔標準，而忽視了那些早期蘇聯(lián)紅軍中對國家做過貢獻的老戰(zhàn)士。對于那些Korniichuk代表的退伍軍人而言，戰(zhàn)時經歷較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更是自己國民性的證明。在越南，Bao Ninh在1991年發(fā)表了一部半自傳小說《戰(zhàn)爭的苦痛》，描繪了作者當時經歷過的戰(zhàn)爭苦澀，與戰(zhàn)后越南社會的格格不入。這本反英雄敘事的戰(zhàn)爭小說在越南登上了暢銷書榜首，引發(fā)了社會大眾對于退伍軍人的同情。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合作卻很難見到這樣反映共產黨軍隊中老兵現(xiàn)實苦難的作品，張正璐在1989年出版的描繪內戰(zhàn)的《白雪，紅血》剛剛刊行即遭封禁。
退伍老兵在中國相對沉默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因為他們并沒有講述自己故事的渠道。一個退伍群體是否有表達自己的能力在于
1. 他們的政治和社會地位
2. 他們戰(zhàn)爭中的角色在社會人群中的認同度
3. 他們能夠組織地區(qū)乃至國家級退伍軍人組織，并具有相當?shù)淖灾餍院陀绊懥Α?/p>
4. 他能與其他精英階層組成聯(lián)盟的可能性，或者他們自身組成階層相對多元。
上述四條中國退伍軍人都沒有。
我們先考察一下退伍軍人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在解放軍退伍軍人中，有相當比例的戰(zhàn)士是在三大戰(zhàn)役時期投誠的故國軍戰(zhàn)士，雖然他們大部分都被送上朝鮮戰(zhàn)場以證明忠誠，但是終其一生都要背負不被信任的名目。
除了這樣政治上的壓力，絕大多數(shù)軍人在退伍時都會被原籍安置。但在經歷過多年戰(zhàn)火之后，許多戰(zhàn)士的家族已經舉家流亡他鄉(xiāng)，家人也可能慘遭殺害，甚至整個村子全部變成廢墟。對于他們實則已經無家可歸了。而回到原籍之后，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又一次轉為普通的農民。在安徽省金寨縣，只有21%的退伍軍人在村鎮(zhèn)政府中獲得了職務。其他地區(qū)的比例往往更低。1953年方才返鄉(xiāng)的他們在行伍間錯過了土地改革和基層農村利益分配，突然歸家時也往往被認為是對既有利益格局的破壞。大部分基層干部都將他們視為自身權力的威脅，加以歧視。雖非自愿回歸，但他們還是被地方資源分配者視為負擔。很少的土地，被炸毀的祖屋，政治上受到排擠，多年軍事生涯帶來的年邁和農業(yè)技能生疏都讓這些再次變回農民的老兵的處境遠不如一般的莊稼人。
在城市中的退伍軍人也照樣有自己的麻煩。工廠招工人員普遍認為退伍軍人過分驕傲，會在工作中帶來麻煩，并且難于管理。一些企業(yè)干脆直接和當?shù)貏趧詹块T攤牌“別給我們分配老兵。”結果在1953年頭兩個季度中，48%的城市退伍軍人依然失業(yè)。
退伍軍人在返鄉(xiāng)之后面臨的工作歧視并非中國所獨有，一戰(zhàn)期間尼日利亞，加納乃至美國的退伍軍人都生活相當艱難。但在二戰(zhàn)之后通過的GI法案使得美國的這種情況大為改善。中國的特殊之處在于，人們這種對于退伍軍人的反感常常根植于對于他們服役目的不認同。在越南戰(zhàn)爭期間，由于許多地方干部對蘇聯(lián)充滿警惕， 而與美國開戰(zhàn)引發(fā)的一系列風險更讓他們無法理解這一決定。在重工業(yè)集中的上海地區(qū)，被美國空襲和國民黨反攻的可能性更加深了對這場戰(zhàn)爭的反對。黨的宣傳機制也未能成功的消除群眾的疑慮。在一次抗美援朝學習會上，一些上海的老師問道“就我們知道的社會階段論而言，帝國主義終將被戰(zhàn)勝，而人民最終會取得歷史的勝利。那現(xiàn)在社會主義處在什么危機之中呢？”有些老師甚至拒絕佩戴紅袖章“國民黨在的時候，我們說國民黨是好的。共產黨來了，我們又說共產黨是好的，是為人民服務的。那現(xiàn)在國民黨又要打回來了，我們怎么辦？”
不像婦女，工人，青年，海外華僑，殘疾人甚至業(yè)主那樣，老兵在中國從來沒有過獨立的組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有組織的退伍軍人抗議就已經開始了。許多無業(yè)老兵舉著“政府不管我們就只好討飯”的標語聚集起來沖擊政府機關。在1957年百花齊放時期，老兵黃碧組織了一個名為“中國退伍軍人聯(lián)合會”的組織，并要求行政獨立，并獲得與共產黨同等的政治地位。未及一年，黃就被劃為右派，其組織也被定為反革命組織。官方對于退伍軍人組織的態(tài)度可以從1966年的事件中一窺究竟。12月21日，80名從各省聚集來的退伍軍人來到中南海要求面見周恩來。周出面接見了他們，肯定了他們對于國家的貢獻，并以自己老兵的身份拉近與這些抗議者的距離。但是到了關鍵問題上——老兵們要求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級的退伍軍人機構”時，周便開始打太極。他聲稱，退伍軍人可以借由工作身份加入當?shù)氐奈母锝M織，但是他們本身不具備自我組織的基礎。在引用了毛簽發(fā)的文件之后，老兵們最終退縮了。在整個文革時期，1/3的老兵加入了造反派，向當?shù)氐幕A官員宣泄積壓已久的不滿。在西南三省，老兵們和同樣倍感歧視的少數(shù)民族青年組成聯(lián)盟制造了許多暴力事件，并破壞糧食運輸系統(tǒng)，直到中央派出軍隊鎮(zhèn)壓。
在意大利法西斯時期，“戰(zhàn)斗法西斯”組織中退伍軍人有著自己的代表和獨立性。在西班牙弗朗哥政府中，退伍軍人也被允許有自己的組織。例如“西班牙戰(zhàn)爭傷殘軍人聯(lián)盟。”在共產主義國家中，蘇聯(lián)在1956年建立一個象征性的組織“蘇維埃戰(zhàn)爭退伍軍人代表大會“，這一組織在之后逐漸獲得實權，并保持了很大的獨立性。他們可以對政府施壓，并作為一個解決“黃油與面包”問題的平臺為老兵爭取利益。在1950年中期，中國政府也組織了基層性的“退伍軍人委員會”，但是它幾乎毫無實權，也無力與勞務部門交涉。比之行政機構，它更多的是作為一個聽取抱怨和學習精神的社區(qū)團體而存在的。
社會精英，尤其是文化精英，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基本上與所有其它階級隔離。而共產黨軍隊主體大都是文化水平較低的農民階層。這使得在中國，戰(zhàn)士們的真實生活狀況難以通過文藝作品得到宣傳。而這在美國，英國等國家是民眾接納，認知老兵的主要途徑。
老兵是個脆弱的群體，他們大多出身社會底層，因而更容易在退伍之后感到孤獨，焦慮和對已不存在的集體的依賴。所以他們更需要一種代表自己聲音的組織，去宣誓退伍軍人這樣一個群體的存在。但是在中國他們沒有。為共和國戰(zhàn)斗過的他們在沉默中逝去，在不甘中被埋葬。他們被奪走的不光是被尊重和被照料的可能，也是一種歷史敘事的可能——去描繪如他們所見的戰(zhàn)爭史。這本應是他們用鮮血換來的政治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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