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蔣的預定計劃：廬山暑訓干部，完成“建國”大業

位處江西九江的廬山不僅景色優美，對蔣介石來說也是意義非凡。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廬山由于和南京同處于長江沿岸，交通便利，成為了國府要員度假療養，尤其是避暑的首選之地。蔣介石幾乎每年都會到廬山，并于1933年在山上建了“美廬”別墅。除了抗戰時期被迫遷都西南外，蔣介石幾乎每年都會去廬山小住。國民黨的多次重要會議在廬山召開，還在這里舉辦了著名的“廬山軍官訓練團”。每到夏天，廬山上達官要人云集，大有成為國府“夏都”之勢。

1937年5月下旬，蔣介石再次來到廬山，一面療治西安事變時所受的腰傷，一面處理軍政要務。他擬在廬山舉行談話會，早早就擬定了邀請的各界人士，對國務進行咨詢磋商。在此之前，蔣介石經統一內政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與中共談判，認為“共黨輸誠條件亦可接受” ，“對共黨問題已有具體之決定”。在統一四川與兩廣的方面亦有進展：“粵幣制統一告成，桂亦來求統一”。所以，他希望通過暑期的廬山談話會，能在國家經濟、政治與教育諸方面建設能有更多的共識。

1937年6月底，蔣介石在“本月反省錄”中有如下小結：

本月對于財政、經濟、外交之方案研案頗有進步，心身亦較康復，對于暑期談話計劃之決定，共黨問題方針之決定，四川方案之提出，英國交換參謀與諜報等，皆有長足之進步也。

詞語中透著滿意。同時，他也確定了暑期訓練要旨與精神講話內容如下：

甲、科學精神與其辦事方法。

乙、文武主官自修與研究日新文新。

丙、為民族復興而犧牲一切，增進人民之生活及其精神，與為國犧牲之信念為依歸。

丁、為社會與窮苦民眾服務、愛群。

戊、新運與軍訓注重秩序，訓練鄉間觀眾須排隊整列之習慣與清潔衛生。

己、壯丁訓練課目注重輪重交通與通信技能。

庚、如何修明庶政。

有學者指出，民國建立以來，每次中國比較趨于真正的統一時，日本就會有較大的舉動進行破壞。西安事變后，日軍對南京國民政府更是咄咄逼人。蔣對此有所察覺與準備，他時刻關注日本的舉動，但認為中國與日本之間軍事力量懸殊，中國必須有充分的準備時間，“對倭寇禍華之毒計”要講求對策。他想到的對策之一，是積極與英、俄等大國進行交涉，尋求國際調解中日問題的可能。蔣介石尤為重視對蘇外交之運用。這與中、日、蘇三國的地緣關系及日蘇在遠東地區的糾紛不無關系。某種程度上，蔣介石最重要的外交目標或期待，就是利用日蘇關系趨緊的局勢，讓蘇聯卷入對日問題之中。

7月初，蔣即提醒要注意研究“總動員之范圍”，認為“全國總動員機構之組織方案，首先研究訂定”，“巷戰與別動隊民訓之戰術重要”。

但是，在廬山專注于暑期訓練與談話會的蔣介石絕對沒有想到，一場大戰就在眼前。7月初的幾天，蔣介石日記中每天都記訓練的演講內容。7日，蔣介石整天在手擬“建國訓練”的內容，“頗費心力”。蔣提出的建國訓練，包括建國的情勢、建國的方法目的與思想基礎、建國的項目、建國完成的具體要則等。這是一個需要長時間與安定的環境才能實現的計劃。

突如其來的日軍進攻，打破了蔣介石按部就班的計劃。

2 突聞戰況

7月7日晚，駐華北的日軍在盧溝橋附近進行演習，之后，日軍借口有士兵失蹤，強行要求進入中國軍隊駐守的宛平城搜查，遭到嚴詞拒絕。7月8日凌晨，日軍突然炮擊，中國軍隊奮起還擊。中國人民全面反擊日本侵略的戰爭，由此開始。

日軍通過盧溝橋

8日早晨，蔣接到盧溝橋沖突的消息，立即決定“準備動員，不避戰事”。8日當天，蔣做出如下部署：

一、令孫連仲、龐炳勛、高桂滋部動員。二、廿一與廿五師動員。三、抽調高射炮隊。四、令長江沿岸戒嚴。

因為侵華日軍慣用局部的挑釁來獲取利益，所以蔣一時對日軍進攻盧溝橋的真實意圖難下結論。他在8日考慮了幾種可能性，并研判日本此時對華開戰并非有利時機，也就是說，基本斷定 是一個局部事件，不會是一場大戰：

倭寇在蘆溝橋挑釁：甲、彼將乘機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二、與宋哲元為難乎，使華北獨立化乎？三、決心應戰，此其時乎？四、此時倭無與我開戰之利。

9日，蔣繼續斟酌對事變的應對之道：在積極備戰的同時，先將事件作為地方事件來處理，由駐華北的第29軍宋哲元負責處理，甚至幻想通過談判讓華北日軍退出豐臺，取消偽組織：

一、乘此次沖突之機，對倭可否進一步要求其撤退豐臺之倭兵，或取消冀東偽組織。二、歸宋負責解決。三、倭對宋有否進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機與倭折沖見面。五、積極運兵北進備戰。

10日，蔣判定日軍“非奪取蘆溝橋不休”，認“此為存亡關頭，萬不使失守也”，“如我不有積極準備，示以決心，則不能和平解決也”。蔣的謀略與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所采取的“以戰求和”戰略，不無相似之處。

相較于蔣介石的謹慎態度，中共方面則甚為明確。8日，中共中央即向全國發出通電，呼吁全國同胞、國共兩黨等各方團結，抵抗日軍的進攻。毛澤東、朱德等人亦先后致電蔣介石，要求全國總動員。這些無疑推動著全國統一抗戰局面的到來。

然而，日軍的侵略野心逐漸顯露。盧溝橋事變初起，關東軍即號召動員全國政黨與產業界宣言，擁護近衛內閣的動員決議。11日，蔣介石得知日本天皇結束避暑回到東京，并“準備兩師開動與關東軍入關”，認為日方此舉“皆內虛中干之表示”，“其結果必暴露其失敗無能之弱點而已”，但亦覺“勢必擴大，不能避戰”。

作為回應，蔣介石即令在廬山的行政院各部回京辦公，“示我政府不在意”。12日，蔣決定在永定河與滄、保線作持久戰，明令宋哲元等人“固守北平與永定河線”，中央軍集中保定。13日，蔣預定抽調高射炮北運，派徐永昌為石家莊行營主任。中日雙方均作強硬之表示，事態逐漸升級。

蔣介石最初的戰略目標是“以戰求和”。因此，在派中央軍北上，積極備戰的同時，蔣亦在考慮事件解決的條件和限度。13日，蔣擬定對日宣言之要旨：

甲、維持冀察政委會現狀與人事。乙、塘治協定范圍以外地區之駐兵不能受限制。丙、倭在平津一帶駐兵地點及其行動應遵守辛丑條約。

蔣認為，他能向日本讓步的最后底線，是讓日本占領永定河以東地區，成立偽組織。“然而平津責任，則應由倭寇擔負，而且國際關系及各國權利所在，倭寇必不能單純安全占領也”。

蔣介石的另一個顧慮是，駐守華北的第二十九軍宋哲元部，原屬西北軍，他并能完全掌控。事變之初，宋哲元等人亦在與日方談判，尋求事變解決的可能。蔣對宋不與中央一致、舉棋不定的態度頗為顧慮：

7月14日 宋住津態度不定，可知其果為倭寇軟化，受其欺乎？北進部隊之行動應立于進退自如之余地，如果宋完全屈服，則中央部隊決不南調。

7月15日 接明軒（宋哲元字）電，有放棄天津之意，嚴令制止，豈其己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宋明軒為其個人計，亦無屈服之理。宋如屈服，則看其程度如何。

蔣自信，他“對倭之政略與戰略一貫實行”深有研究，判斷日本”不惟無開戰之決心，而且局部之戰爭似亦有所顧忌也”，只是要威脅宋哲元不戰而屈。因此，只要表示出強硬行動，“我必以戰而不屈之決心待之，或可制彼兇暴，消彌戰禍”。那段時間，事變的進展讓全國情勢緊張，戰爭一觸即發。蔣在應付北方戰事的同時，卻還忙著要寫成其預定于18日對廬山暑期訓練的演講稿—— “建國運動方案”。14日，蔣記道：

上午手擬建國運動方案，雖在倭寇壓迫加重之中，此心泰然，建國工作進行不變，而且感覺興味益濃，對倭寇有形無形間之恫嚇，無所不用其極之手段，以我視之，皆有不在意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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