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書寫日軍暴行——戰時和現時的兩種理性

整理自《Writing about Atrocity: Wartime Account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Uses》 作者PARKS M. COBLE

在當今的中國，對于抗日戰爭的公關記憶變得比任何時代都可視化。在博物館，電影，電視節目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毫無反抗能力的中國民眾被日軍殘暴的殺害。尤其在大眾媒體敘述南京大屠殺的地獄之景時。但是這種將中國人民純粹作為無力受害者去展示的視角在歷史上卻并不主流。尤其在當時的戰地記者筆下，中國人民的英勇抵抗才是他們著墨點。在Kirk A.Denton看來，“從1990年代開始，關于抗日戰爭的討論才轉向陷于日軍之手的中國受害者。”這篇文章試圖復原淞滬會戰，南京屠殺及大后方空襲戰時記者對日軍暴行的報道，并探究如此報道的深層原因。 除此之外也試圖理解90年代后描述轉移的內在邏輯。

中國東部沿海傳統報業重鎮的淪陷毫無疑問打擊了國內的媒體。然而對于戰爭新聞的需求卻依然龐大。大部分的記者和報紙都幾經輾轉成功的在大后方生存了下來。所以在那時仍有許多隨軍記者留在戰爭前線。因此報業并不缺乏對于那里發生的暴行的一手資料。

審查制度也往往被指為這些暴行未能披露的主因。但當時的審查主要著眼于前線報道是否會泄露國軍軍情，從而影響戰局。雖然蔣介石在戰前一度意圖加強對媒體的審查。但在1937年12月南京淪陷至1938年十月武漢失守之間，一意迎敵的國民政府根本無暇顧及新聞報道。這段時間內“言論自由的洪流涌動。”但在武漢失守之后，媒體控制又被收緊。范長江許多揭露國民黨領導缺陷的文章正是在此時遭遇審查。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當時的許多暴行并非發生在前線，因而未被透露。比如說731部隊生化試驗的信息從來都是日軍的高度機密。甚至在日本投降治后，美國占領軍出于政治目的也未將其公開。結果遠東軍事法庭也未就此追責。“慰安婦”的存在也是戰爭結束多年之后方才被泄露出來的。在南京大屠殺時，由于中方記者在城市陷落之時就告離開，就算他們可以陸續收到暴行的消息，但最直接的報道反倒來自西方記者。

但是在作者看來這兩點皆非暴行被忽視的主因。當時媒體界和文化界的共同信念才是。對于那時大多數中方記者而言，將國民描繪成日軍攻擊下的無助受害者于時局毫無裨益。他們理性的任務并非去描述那些眼見的“客觀事實”，而是用筆喚醒中國人民的團結和堅強。左翼記者們更是將戰爭報道是為動員，凝聚人民的途徑。戰爭暴行是可以報道的，但只有克制的表達才不至于讓它打擊人民的士氣。而為了動員的目的，英勇抵抗主題才應該是報道的主旋律。就算戰爭的殘暴被稍稍展露，文章中的人民也絕不能顯得束手就擒，任人宰割。“自1938年八月13日始，敵人開始用新式武器殺害我軍，我軍傷亡慘重…但敵人也同樣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敵人在我國南部和北部都損失慘重。”中國人民也許正在死亡，但他們也在抗爭。

范長江親歷淞滬會戰，并因為對于上海戰況的一系列報道成名。他的文章中充滿可對于被卷入戰火的中國一般民眾，尤其是對惶惶不得終日的難民的同情。盡管對于這些流民的苦難有著細節的描繪，范十分注意不刻畫他們是無助受害者的形象，而是轉而展現那些在良好領導和組織之下的中國民眾的巨大潛力。他作品里哪個不論面臨什么樣困難都說“有辦法”的17歲卡車司機正是他想傳達給讀者的印象。當他作為前線記者經歷了一場一場的國軍失敗之后，這種理性逐漸轉變為一種對最終勝利的信仰，因為他相信通過這場危機中國人民確實前所未有的團結起來了。因此他和他許多同事在這個時期的文章依然斗志昂揚。

南京大屠殺作為一個足以引發國際社會同情的事件，在國民黨的支持下出現在許多國際刊物之中。國內也有胡風，郭沫若擬寫長文敘述城內慘狀。然后令人驚訝的是這些文章并沒有在主流媒體上刊行。在上海租界的大美晚報上，有一篇翻譯自中國周報的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文章，但是卻被放在報紙第三頁的下端不顯眼的位置。而當其他媒體對此事進行宣傳時，往往都會以人民的抵抗為轉折。在抵抗文學雜志1939年組織的一次文學競賽中，阿龍的一篇描繪南京屠殺的手稿本已獲評委會青睞，但頒獎禮卻突然取消。40年中，他的修改稿再次遭拒。直至1987年這部《南京血跡》方才面世。在39年作者后續的文章中，他力爭自己的作品并非“戰敗主義”。由此可見，南京屠殺的真實反映由于其絲毫沒有展現出中國的抵抗故而在政治上難獲認同。

在對于重慶的空襲的描述中，記者們倒是一反常態的不大吝惜對于慘狀的描寫。甚至連斷肢孩童都會出現在文章之中。這一方面是由于國民黨政府認為無差別空襲這種新的進攻形式足以引發國際社會的重視和同情，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提高重慶和其他空襲地帶居民的防范意識。因為在反復空襲開始一年之后，很多居民面對空襲的反應還是手足無措。而這些發生在大后方的難以避免的傷害對于住民而言更容易引發憤怒和團結。稍微激進的寫法更容易調動人民的情緒。

在毛時代的中國，媒體對于日本暴行的態度一如戰時。因為那時的敘事主線在于突出毛主席帶領下的紅軍英勇抵抗，拯救家國。但是九十年代之后，由于某個事件，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成了黨宣的重點。日軍暴行作為中華人民所經歷的共同苦難非常容易激發國民的國家認同感。因此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被翻建，戰時民眾成為了任由外族欺凌的無力受害者。對于這些異族帶來的痛苦的恐懼和憤怒很容易讓人們更認同國家這個整體。

兩個時代的媒體都在按照那時所需的理性去闡釋事實。而不論哪種，都是為了引導人民。 一條希望能引導人民走向抵抗的勝利，一條希望引導人民貼近廣場上的紅旗。

整理：郝博陽 東方歷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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