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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跡象表明，奧巴馬正把“金融武器化”提到一個戰略高度，當作應對全球安全問題的重要手段。

奧巴馬外交立場上鮮明地反對軍事干預，同時對金融制裁的熱衷勝過往屆總統，從敘利亞內戰、對伊經濟封鎖到烏克蘭事件皆可見一斑。

此前，金融實力是外交實力和防衛實力的后盾，屬于“幕后英雄”（enabler）。“但在全球化導致世界相互依存度日趨提高的背景下，金融實力的作用已經提高至可與軍事實力并駕齊驅的水平。” 前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處主任戴維德?戈登(David Gordon)說。

美國智庫歐亞集團總裁伊恩?布雷默說：

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操著一支火槍。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下令出動重型轟炸機。但對美國現任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來說，在必須調和美國公眾的厭戰情緒與日益不穩定的世界的要求之際，首選裝備是一種武器化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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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武力幾乎是保護國家安全、改變對方軍事行為、影響對方政治結構等政治目標的唯一實現方式。而一戰后，以經濟制裁替代戰爭的支持者開始出現。經濟制裁被勾畫為可以替代戰爭的、更人道的強制工具。

所謂金融武器化，也是暗示用更先進的金融制裁替代軍事干預和普通的經濟制裁，維持全球和區域的秩序與穩定，威懾對其構成挑戰的對手。

日本經濟新聞曾報道，伊朗希望出口石油，但是，交易使用的貨幣一般都是美元，而結算則通過華爾街的貨幣中心銀行(money center bank)以及紐約聯邦銀行來完成，與交易有關的信息毫無隱私可言。

如果美國政府決定“禁止與伊朗進行交易”，任何方面都不愿意蹚渾水。美國不僅凍結了伊朗的金融資產，還對那些與伊朗進行大宗金融交易的國際金融機構進行懲戒，禁止它們在美開設賬戶。

對于從事國際業務的銀行而言，能否繼續在美國展開營業活動是關系到生死存亡的問題。用業內人士的話，這就等同于“被排擠出21世紀的經濟體系，那就只能回到石器時代”。

更極端的戰術還包括，利用貨幣價值波動引發通貨膨脹，利用基金擾亂市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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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研究者Barry Eichengreen描述，美國曾在1956年蘇伊士危機中使用金融武器迫使英國同意它的要求。當時在法國和以色列的幫助下，英國占領了蘇伊士運河。艾森豪威爾政權把英國的這一舉動看作與其他中東國家相對立，并侵害了美國在中東的利益。因此，要求英國政府撤退。艾森豪威爾政權威脅要拋售手中的英國政府債券，并表示英國不得從國際貨幣組織得到貸款來支撐匯率。出于懼怕匯率暴跌和利率的暴漲，英國別無選擇只好同意。

美國為什么能把金融武器化？

首先，美國擁有將其他人排斥在全球金融體系之外的能力：美元是首要金融儲備與投資貨幣，美國在世界銀行、IMF等國際性金融組織擁有規則制定權。

其次，美國擁有實施金融制裁的強大基礎設施。在這種打擊機制中，金融情報的收集、分析以及情報人員的專業技能發揮了核心作用。

美國財政部很早以前就在追蹤犯罪組織洗錢和恐怖活動資金，但一直只是作為國防部和司法部的協助者，僅僅參與處理個別案件。而到克林頓政權末期，在財政部長薩默斯的領導下，開始摸索如何將金融與安全保障政策聯系起來。

但是，將美國擁有的金融影響力作為安全保障的工具來使用的機制，是在2001年“九一一”恐怖事件發生以后全面建立起來的。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當時在財政部內部建立了世界第一個金融情報部門。該部門主要針對恐怖組織，推進核武器開發的朝鮮、伊朗，以及與毒品買賣有關的有組織犯罪等。從放在嫌疑人口袋中的發票、銀行匯款記錄到情報機構獲得的秘密信息，涉及廣泛領域的數據。通過查清有關組織的全貌，切斷其資金鏈條，進而迫使其分崩離析。

很多人士認為，長期遭受經濟制裁的伊朗在核開發問題上同意與美歐坐到談判桌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美國利用了以往積累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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