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空軍》雜志2013年第9期刊登了約翰·T·科雷爾的文章：The Second Coming of Counterinsurgency。文章主要介紹了隨著上個世紀60年代越南叢林中的特種作戰而興起的反游擊戰（COIN）概念，40年后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再次碰到了類似的狀況。彼得雷烏斯等美軍將領將反游擊戰概念加以擴展，并將其用于實戰，但其效果似乎是局部和暫時的，而且在阿富汗不太適用。美軍內部對反游擊戰的效果也存在爭議。文章編譯如下：

反游擊戰（COIN）隨著越南戰爭而起落，四十年后它又回來了，成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主要任務。

1961年，反游擊戰的新準則如野火般橫掃美軍，也引起了約翰·F·肯尼迪總統的個人熱情。當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承諾支持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民族解放戰爭”時，肯尼迪長期感興趣的所謂“有限的局部戰爭”又增添了額外的緊迫感。

肯尼迪就任總統兩周后，白宮向五角大樓發出了一份《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指示五角大樓將重點放在反游擊部隊的發展上。這是肯尼迪23份《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中的第一份。

肯尼迪總統特別重視陸軍特種部隊。在去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參觀特種作戰中心時，他饒有興致地授權佩戴綠色貝雷帽。在這之前，陸軍領袖們禁止精英之外的人佩戴綠色貝雷帽。

各個軍種都邁進了反游擊戰的行列。美國空軍組織了一個“叢林吉姆”中隊，使用老式飛機，能夠利用偏遠和原始的基地作戰，并在佛羅里達州埃格林空軍基地建立了特種空戰中心，第一航空突擊大隊是其主要作戰部門。

肯尼迪將前陸軍參謀長馬克斯維爾·D·泰勒上將重新召回現役，并讓他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泰勒主張“靈活反應”，降低對戰略空中力量的依賴，他因為抗議而提出退役，并在《音調不定的號角》一書中發泄自己的不滿情緒。肯尼迪讀了這本書，并對書中觀點表示贊同。

新學說的試驗場將是越南，那里的共產主義叛亂推翻了法國的殖民勢力，并在試圖推翻吳庭艷在西貢的親西方政權。

1961年10月，布拉格堡的陸軍特種部隊在白宮記者團面前進行了能力展示。其中一名參加這次活動的記者是法新社記者弗朗西斯·拉臘，曾全程報道過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戰爭。“所有這一切都令人印象深刻，不是嗎？”拉臘對《紐約時報》記者湯姆·威克說，“真有趣，當我們試圖在1951年這么做時，這并不管用。”

對反游擊戰的呼吁

美國關于突擊隊和遠征作戰的歷史先例可以追溯到羅伯特·羅杰斯和他的游騎兵隊員在法國和印度的戰爭。但是，這些行動只是些不太重要的戰斗，幾乎無法被歸類為反游擊戰。

歐洲殖民勢力曾在非洲、中東和亞洲對付過游擊隊，但是美國在這方面的經驗卻很有限。這與美國在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與阿帕奇族的戰斗有一些相似，但仔細看，更像20世紀初美國在菲律賓鎮壓摩洛人暴動。

“反游擊戰”（簡稱COIN）這一術語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得到廣泛使用，但是對這一術語的定義仍然存在不同觀點。一般來說，它指的是對抗非正規部隊的武裝革命，這些非正規部隊一般采用毛澤東在20世紀30年代創造的“打了就跑”戰術——“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在20世紀60年代及以后的歲月里，這種反游擊戰模式最常引用的成功案例當屬英國在1948年和1954年之間壓制住了馬來亞的共產黨游擊隊。但是馬來亞的叛亂分子大都是華人——在馬來亞只算少數族群——這使得他們更容易被孤立和鎖定。

有一句話在這個世紀依然能引起共鳴，這就是杰拉爾德·坦普勒將軍（英國駐馬來亞的高級專員）所說的，“答案不在于讓更多的軍隊涌入叢林，而在于人的心里和思想中。”基本戰略是“清理并保持”——清理一片區域中的叛亂分子，并保持該區域的干凈。這一戰略是由羅伯特·湯普森提出的，他是坦普勒的作戰參謀軍官。這大大超過了贏得人心和思想。超過40萬的華人村民被強行重新安置，從而將他們與游擊隊隔離開，這樣游擊隊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下，無法在叢林中維持。相當數量的叛亂分子在直接軍事行動中被打死。

在1960年至1965年間，湯普森帶領一支英國顧問團隊來到了南越。在他的建議下，吳庭艷于1961年至1963年間將南越農村村民搬遷到3000多個堡壘般的“戰略村”中。這一想法是為了將農民與游擊隊隔離開，但是主要效果卻是讓村民們相互疏遠。這一實驗隨著1963年吳庭艷的死亡而結束。后來，湯普森寫了一本書，書名是《打敗共產主義暴動：馬來亞和越南的教訓》，這本書至今仍被視作反游擊戰的經典教材。

實驗的不足

美國陸軍特種部隊和空軍突擊中隊部署到了越南，最初是擔負訓練和顧問職責，但是后來逐漸升級為直接參戰。中央情報局延續了其前任——戰略情報局（簡稱OSS，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立）虛張聲勢的傳統，OSS從20世紀50年代就滲透到東南亞進行秘密行動和情報收集。

到1965年，美國陸軍在越南共有60個特種部隊營地。反游擊戰在美國國內的報道中神乎其神，但是在越南的效果卻微乎其微。

在很多重要方面，越南都與馬來亞有所不同。馬來亞的游擊隊是土生土長的，沒有來自外部的大力支持。而南越的戰爭則是北越煽動、指揮和支持的。在馬來亞，英國人擁有主權權力，并完全控制著戰斗和國內決策。在越南，反游擊戰的努力被一個固執而腐敗的政府削弱了，它對從根源上消除異議沒有一點兒興趣。

肯尼迪不止一次地說到，“這是他們的戰爭，我們無法幫他們打贏戰爭”，但是當林登·B·約翰遜接任總統以后，他讓大量美軍卷入戰爭，越南戰爭成為了他以及美國的戰爭。陸軍上將威廉·C·威斯特摩蘭，美國駐越南軍事援助司令部（MACV）司令，廢除了“飛地戰略”（為了讓越共叛亂分子遠離人口稠密的安全地區），取而代之的是“搜索并摧毀”。

大衛·J·迪恩中校在《空軍大學評論》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到1966年底，越南戰爭顯然已經升級到常規水平，美軍投入大力氣進行作戰”，“空軍突擊隊沒有參與反游擊戰，更多是執行近距離空中支援任務。”

陸軍特種部隊和中央情報局仍在繼續進行“鳳凰行動”等反游擊戰活動，在村子中尋找和消滅所謂的“越共基礎設施”。贏得人心和思想階段——有時被開玩笑地縮寫成“WHAM”——大多數時候被視為笑話，直到21世紀初的反游擊戰再次將它帶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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