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納粹德國的興起與華爾街金融集團

　　——金土罌粟

前奏：上帝保佑打敗仗的人民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一戰硝煙遠去未久，古老的德國籠罩在一片幾乎毫無希望的風雨凄迷中。人們尚未來得及擺脫戰敗的沮喪和羞辱，嚴峻的生計問題就緊逼了上來。德國在戰爭中喪失了總人口的百份之十和將近七分之一的土地，換來的是每年一千三百二十億金馬克的賠款，相當于一九二一年德國商品出口總值的四分之一。德國拿不出這筆錢，法國就伙著比利時波蘭，毫不客氣地進占了德國經濟命脈魯爾工業區，是為“魯爾危機”。正倒著霉的時候，你往往想不到有一天還能更加倒霉，于是手忙腳亂的政府采取了千古不變的飲鴆止渴老辦法：增發紙幣。

真正的災難開始了。隨著印刷機全速開動，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世界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惡性通貨膨脹，如同張開翅膀的死神，撲向了已經奄奄一息的德國經濟。美元與馬克的比率自從一九二一年一月的一比六點四，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已經崩潰為一比四萬二千億。如此駭人的程度，即使到今天，也只有一九四六年的墨西哥和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可以相提并論（順便說一下，到目前為止中國還保持著這項領先記錄）。

到了這個地步，德國的日常生活可想而知。薪水得按天給，要不然到了月末你會發現本來買面包的錢只能買面包渣了。發工資前大家都要活動一下腿腳，準備好起跑姿勢，錢一到手，立刻拿出百米沖刺的激情和速度–沖向市場與雜貨店。腿腳慢點的，往往就難以買到足夠的生活必需品。農產品和工業品生產都在急遽萎縮，市面上商品短缺，唯一不缺的就是錢，紙錢！沒有購買力的紙幣像沒有生殖力的性器官，叫人想著就傷心，孩子們在街上大捆大捆地拿它們堆房子玩。一九二三年《每日快報》曾上刊登過一則軼事：一對老夫婦金婚之喜，市政府發來賀信，通知他們將按照普魯士風俗得到一筆禮金。第二天，市長帶著一眾隨從隆重而來，莊嚴地以國家名義贈給他們一萬億馬克–或者半個便士。

對于德國的悲慘境地，它在一戰中的對手們反應并不一致。老對頭法國自然是盼著這個強鄰兼宿敵越倒霉越好，在賠款問題上咬緊牙關毫不讓步；蘇聯因為社會制度被西方排除在戰后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之外，割地賠款全沒它的份，又剛剛跟波蘭打了一場敗仗，希望借助德國的先進軍事經驗，一九二三年開始就與德國秘密合作（結果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二十年后的腳），英國秉承一貫的老奸巨猾，繼續執行“均衡勢力”品牌之大陸政策，不希望德國過分削弱而使法國坐大。小國家們有的內部爆發民族革命自顧不暇，有的在老大中間小心翼翼找個位置坐下觀看演出，有機會也詐點湯喝喝。

戰敗者付出代價，古來皆然。歷史上沒事就打來打去的歐洲，利益變幻翻云覆雨，沾親帶故反目成仇，一千多年下來戲碼反復，不過如此。

然而，這次的確有點不同。

現在的人們討論一戰遠遠沒有二戰興趣濃厚，但是事實上，今天國際關系和文明準則的基礎，大部分是由一戰奠定的，某種意義上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真正摧毀了傳統世界的根基，而二次大戰是一戰遺留矛盾的延續和清算。如果說從前歐洲的戰爭是國王和貴族的戰爭，那么一戰就是第一次現代意義上國家之間的戰爭，從它的政治根源、戰爭動員、兵役體制和戰后安排上，無不體現出鮮明的現代國家主義特點。不管主動還是被動，戰爭成為全民對國家的事務的參與，懲罰也成為有理論依據的全民責任。這樣，每個人難免要反思一下，打了這個仗，對每個人來說意味著什么？

另外，通過一戰，人類在自相殘殺方面的創造力表現得沒有最強，只有更強。在凡爾登的絞肉機和索姆河的坦克面前，十九世紀天真的樂觀情緒，對主流古典人文主義的自信土崩瓦解了。新的思潮紛紛登上舞臺，直截了當，冷酷無情，與這個鐵血強權的時代賓主相得一拍即合。

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了，古老的歐洲現在到處都是打碎的壇壇罐罐，德國的巴掌挨得最響亮，然而他們要報復的并不僅僅是從普魯士時代延續下來的那些敵人們。在這個產生過無數哲學巨人的民族，思考活動一向壯麗而可怖，短暫的痛苦過后，將化身為鋼鐵的洪流，無論說它是邪惡還是野蠻，它是從我們自以為是的文明中生長出來的，它讓我們前所未聞，目瞪口呆。

完成這個過程，它需要的只有一種力量：金錢。

帝國銀行里的華爾街精英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德國發生了兩樁對歷史有深遠影響的事件。

第一件是阿道夫·希特勒發動了以失敗告終的慕尼黑啤酒館政變。盡管此前他愛國憤青的風頭一時無貳，甚至原陸軍總司令、德高望重的魯登道夫將軍都稀里糊涂地被拉上了他的檢閱臺；在德國普通人眼里，恐怕這位熱血沸騰的老兄當時也和一個比較搶鏡的行為藝術家差不了多少。在這個動蕩不安的年代，又何嘗缺乏大膽冒險的事件，和曇花一現的賭徒呢？于是未來的元首只好郁悶地在監獄里寫他的奮斗。比較有趣的是，希特勒提到了他對通貨膨脹及其原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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