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種預感在彌漫——“日本”要變了。作為“左派”潰敗的里程碑，9月11日這一天或將銘刻在歷史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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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是銘刻在戰后媒體史上的一天。因為“《朝日新聞》被打敗了”。

這一天，《朝日新聞》在東京筑地的總部罕見地舉行記者會，木村伊量社長和其他干部出席，在約100名記者前深深低下頭，鞠躬道歉。

我在上海看到《朝日新聞》的網上直播時，一直在思考我們到底被誰打敗了。右翼嗎？《產經新聞》嗎？還是自己？

表面上的原因有兩個。一是關于福島核電站的吉田站長調查書。政府曾針對發生臨界事故的一號機組，對當時的吉田站長進行聽證調查。今年5月，《朝日新聞》圍繞《吉田調查書》率先做了獨家報道。后來《朝日新聞》承認這次報道的內容中存在嚴重錯誤，決定撤回報道。

木村社長道歉的另一個原因，緣起于所謂隨軍慰安婦問題。《朝日新聞》曾在1992年根據吉田清司這個人的證言，做出《隨軍慰安婦報道》。關于這次報道，后來《朝日新聞》斷定吉田的證言不可信，所以也決定撤回報道。對此，木村社長鞠躬道歉。

對中國讀者來說，這兩個報道究竟哪里有錯誤？《朝日新聞》過去的應對方式哪里不妥？解釋起來太復雜，這里就不具體介紹了。簡單來說就是，《朝日新聞》承認過去誤報了，并且公開道歉。如果僅僅如此，那么這件事本身就不那么重要了吧。

這次《朝日新聞》的道歉是歷史性事件，因為這意味著在日本戰后的媒體界、言論界左右兩派對立的格局中，過去“左派占優”的狀況變成了“右派占優勢”的局面。在日本，左派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對保守政黨自民黨政權和日美安保持批判態度。而右派則站在保守的立場上，與左派態度剛好相反。

這次，對左派代表性媒體《朝日新聞》誤報一事執拗攻擊的是右派的《讀賣新聞》、《產經新聞》、雜志媒體等。《讀賣》和《產經》在政治立場上都更親近自民黨和安倍政權。《讀賣新聞》的發行量有1000萬份，《產經新聞》的發行量有300萬份。另外一方面，《每日新聞》和《東京新聞》都被認為是與《朝日新聞》一樣同屬于左派報紙，對安倍政權態度嚴苛。這次在《朝日新聞》誤報的問題上，他們都不像《讀賣》和《產經》那樣展開猛烈抨擊，在報道時只圍繞事實關系展開，指出事件本身的問題。《每日新聞》有400萬的發行量，《東京新聞》的發行量有200萬份。盡管《朝日新聞》有700萬的發行量，但有人認為，這次誤報事件后朝日的形象受損，發行量可能會下降。

說起來這件事就是日本媒體中的右派聯盟打敗了左派聯盟。現實狀況可以這樣理解。

日本戰后，左派媒體一直占據優勢。戰爭時日本沒能遏制住軍部的暴走，對“大本營本部”實施的媒體管制束手無策，出于對那段歷史的反省，二戰結束后自由派、反權力勢力的論調成為了主流，輿論也期待著媒體能采取與政府對決的姿態、監督公權力。在這一背景下，影響力最大的當屬《朝日新聞》。

《朝日》是左派知識分子的根據地，記者中也有不少學生運動出身、充滿正義感的人。如果《朝日》動真格發發牢騷，自民黨都要為之顫抖。可見影響力之大。

筆者1992年進入《朝日新聞》工作，當時公司里人經常對我說的一句話是“拿出作為朝日人的驕傲”。“朝日人”象征著與公權力對決的媒體人。同時，朝日的工資也是業內最高的。當我第一次打開工資袋時真是大吃一驚。作為一個22歲剛畢業的年輕人，我拿到的工資和當時40歲的表哥拿到的工資差不多。

“這么高的工資是為了讓你不要接受采訪方的招待。一切贈禮和宴請都不能接受。”上司這樣嚴厲的教育我。正如他所說，我基本沒存下錢，工資都花在了各種采訪上。收到禮物后就買一個同樣價錢的禮物回贈。那些由對方提供差旅費、車馬費的集體采訪活動我都一概拒絕了。在中國廣泛存在的“有償報道”等現象，這里絕對不可能發生。

當時，這一切的背后是因為大家都抱有一種自豪——《朝日》的報道是最準確的、最具批判性的，也是最深思熟慮的，《朝日》是日本的良心。把《朝日新聞》視作競爭對手的《讀賣》、《產經》等其他媒體，面對《朝日新聞》在日本社會中的地位也只能敬讓三分。那時，《朝日》這份報紙可以說是日本的意見領袖。

就是這樣的《朝日新聞》，社長徹底投降似的道歉謝罪在很多人看來都難以置信。

報道中有錯誤。道歉。本來這種事就僅此而已。但這次的問題，在《朝日新聞》承認報道有誤、公開道歉之前的那段時間里，持續遭到保守派媒體的總攻擊。最終結果是，很難堪地屈服于這樣的攻擊。

筆者認為，背后原因在于《朝日新聞》內部組織上的劣化。朝日記者都有很強的自尊。有時這會促使大家努力創造更多優質的報道，帶來積極效果。但另一方面，像這次一樣，“才不要因為別的媒體指出了、抱怨了所以就承認錯誤”這種心理反倒使自尊心變成了絆腳石。

當天記者會上，某位記者問到的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朝日新聞》就沒有自凈能力嗎？”

確實如他所言。關于慰安婦問題報道，到90年代后半期，“朝日的報道確實錯了”這一事實基本上得到確認。盡管如此，《朝日新聞》一直沒做任何應對，始終置之不理。有關核電站的報道也是今年5月刊登后，馬上就呈現出諸多疑問。如果這些都能早做應對，及時糾正自己的錯誤，也不會像現在這樣被動吧？從采訪其他企業和組織的過程中，我們早就千百遍地認識到了，一個不能正確實施危機管理的組織，往往難以避免走向惡化的命運。

最近10年，日本的言論界大幅走向保守化。最大原因是日本社會輿論的變化。民族主義性質的愛國討論很受歡迎，網絡上反華、反韓的言論盛行。中國的對外姿態變得強硬，無疑也給日本的保守派陣營提供了理想的論據。

兩年前安倍政權誕生，讓右派媒體士氣大振。安倍首相和《朝日新聞》之間關系水火不容，十多年來一直在各種問題上“論戰”不斷。最希望向宿敵《朝日新聞》的失敗送上喝彩的人里，無疑包括安倍首相。

這次問題上，很多人批評“《朝日新聞》有關慰安婦問題、核電站問題的報道讓海外的人們有了錯誤的認識，損害了（日本）國家利益”。原本“國家利益”這個詞就仁者見仁，很多人對其理解都各有差異。政府認為符合國家利益的事情，對大眾來說未必就是國家利益——與公權力之間保持這種距離感，過去曾是日本言論界的特征。然而近年來，在日本似乎只要亮出“國家利益”一詞，就什么都可以批判。這樣的氛圍逐漸形成，可以說《朝日》也被這種“國家利益論”打倒了吧。

曾經的日本自由派勢力、即“左派”大本營《朝日新聞》的這次失敗，將給今后的日本社會留下巨大影響吧。比如說，在對華外交上經常提倡穩健路線、主張強化對華關系的《朝日新聞》，今后也許不會有過去那么大的影響力了。這意味著對華強硬派的勢力增強。面對主張解禁集體自衛權、強化日美安保的安倍政權，《朝日》的批判或許無法像過去那樣激烈了。

有種預感在彌漫——“日本”要變了。作為“左派”潰敗的里程碑，9月11日這一天或將銘刻在歷史的記憶中。

關于作者

野島剛，資深媒體人。1968年出生。入職朝日新聞社后，歷任新加坡支局長、政治部記者、臺北支局長等職，現任朝日新聞中文網主編、《新鮮日本》主編。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廈門大學留學。對中國的媒體、微博、日中關系、兩岸關系、臺灣問題等非常關心。

來源：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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